康有為「卑唐」，意欲何為？
「卑唐」乃康南海《廣藝舟雙楫》一書之重點，其前所云蓋為此鋪墊，亦各透露信息，此篇明章大號，麾旗亮刃，一瀉無餘，然其偏頗亦最顯然，自相矛盾亦最昭然。
南海云：「唐人解講結構，自賢於宋、明，然以古為師，以魏、晉繩之，則卑薄已甚。若從唐人入手，則終身淺薄，無復有窺見古人之日。古文家謂畫今之界不嚴，學古之辭不類。學者若欲學書，亦請嚴畫界限，無從唐人入也。」
唐代處於魏晉、宋明之間，倘以古為尚，自然遜於魏晉，然此時間之線段，豈可遽以為藝術高低之判分？魏晉亦處於秦漢、唐宋之間，倘以南海之說，唐宋元明之人學書以古為尚，豈不當盡棄魏晉而直趨秦漢？
秦漢非可棄也，魏晉非可棄也，唐宋亦非可棄也。某持此說，亦非以為歷史時空間之各朝代書法藝術可為等倫，莫分高下；唐代書法藝術在中華民族文化歷史間之地位，早為經典傳述，亦廣被人口，又何須贅論。以南海之書論剖分，其所論本為楷書於隸書轉變之中所呈現不同狀態。
鍾繇《宣示表》
漢末晉初，楷書以鍾繇為代表，其《宣示表》等，已然正楷；南北朝分裂，南朝楷書更趨成熟，故脫離隸體愈遠。北朝難得中原典籍，遠紹漢隸，亦形成書法風格，然其於歷史進化中之狀態，終落後駟。
至於大唐一統，書法發展更趨各體之純粹獨立。此乃歷史文化演進之必然，亦唐代文化於中華民族文化之貢獻。後世學楷，首以歐、褚、顏、柳為法，非不識前代之篆隸也，乃分判具體而各騖精嚴也。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拓本
南海前篇「取隋」之說，為「卑唐」張本，而其「卑唐」，終為其「抑帖」伏筆。
其以《龍藏寺碑》為虞世南傳續，而虞世南本智永家傳，純然「帖派」「南學」，二王宗風。南海以《龍藏寺碑》為隋碑代表，且欲以此非唐，豈非倒置干戈，自陷窘境？
辨析至此，非欲置古人康南海於難堪也，實乃中國書法之風格可為探尋，而強為「碑」「帖」之分判，又強為揚碑抑帖之分說，則貌似風格發揚之濫觴，實為風格泯滅之屏障也。
隋《龍藏寺碑》舊拓
即以隋代書法而論，其可為發擷之處多矣。隋朝雖立國祚短，以其君王歆慕文雅之勤，社會變亂長久人民思懷安定之殷，於書法文化之建樹頗可圈點。隋朝之三十餘年，實乃唐朝三百餘年之前奏。南北朝分裂二百餘年，也久蓄文化發展之內在能量與要求，而唐朝文化，則超邁魏晉，直續兩漢，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之時期。
即以書法而論，朝野齊崇，諸體同臻，名家頻出，高潮迭起，且與文學之輝煌發展呼應匹配，繁衍不絕，實為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最繁榮時期。南海以張揚北碑，即欲非唐，且以短祚之隋代而涵蓋，豈非舍本求末乎？以此而「卑唐」，則唐豈可卑？以此而「取隋」，其「隋」亦安在？
柳公權《玄秘塔碑》局部
南海又云：「論書不取唐碑，非獨以其淺薄也。平心而論，歐、虞入唐，年已垂暮，此實六朝人也。褚、薛筆法，清虛高簡，若《伊闕石龕銘》《石淙序》《大周封禪壇碑》，亦何所惡？良以世所盛行，歐、虞、顏、柳諸家碑，磨翻已壞，名雖尊唐，實則尊翻變之棗木耳。若欲得舊拓，動需露台數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豈學子人人可得而臨摹哉！況求宋拓，已若漢高之劍，孔子之履，希世罕有，況宋以上乎！然即得信本墨跡，不如古人，況六朝拓本，皆完好無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拓，從此入手，便與歐、虞爭道，豈與終身寄唐人籬下，局促無所成哉！識者審時通變，自不以吾說為妄陳高論，好翻前人也。」
南海以唐書之完美者，歸於前代，又不能盡非唐碑，遂以碑版摹拓日壞為說。唐碑盛行千載，多以西安碑林之原石為拓本，何言木板？此真偷天換日之伎倆也。論藝至此，真落不堪爾。況佳碑美書，摹拓必多，歷代作手，亦各有高下，豈可以摩拓之損而遺棄經典之作。即以《淳化閣帖》而論，歷代翻刻不知幾許，其中高低互見，然最經典之書法名作終於得傳。
顏真卿《多寶塔碑》局部
南海復云：「自宋、明以來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師兩晉，然千年以來，法唐碑者無人名家。南、北碑興，鄧頑伯、包慎伯、張廉卿即以書雄視千古。故學者適逢世變，推陳出新，業尤易成。舉此為證，尤易悟也。」謂學唐碑者無以名家，南海真自障其眼也。即蘇東坡、米南宮，亦自唐而入晉；王覺斯氣象，最近清臣；至於清世，翁方綱、何紹基皆從顏真卿得法。
南海又以新出土六朝碑版與唐碑舊拓相比較，亦多偏頗。舊拓流布廣，較易得，新碑據私人手，反而難求。士大夫傳觀之秘，較坊間流布之泛，難易豈難辨哉。南海反覆申說，無非以所見自詡新穎耳。南海言不離出新，且自謂唐諸家皆因新出。蓋古今大作手，必取法乎上，始為正則，焉有專務偏頗新巧而真成巨造者。
鄧石如以隸篆開復古之眼，張廉卿以峻刻豁一時之眸，可謂有清一代之名家，衡之文壇，無非謝茂秦、李於麟之列，於書壇衡諸徐渭、王鐸猶不忝，又豈堪上駟蘇、黃。
南海於唐代碑版書論列愈多，愈反證唐代書法藝術之豐富多彩，此正當為尊唐之據，豈可為卑唐之由？蓋以其論書而非真誠於書，必致己矛己盾之自戕殺也，又於巍巍之唐碑何玷。
附錄：康有為書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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