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和改革四君子的故事

文史 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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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當代社科視野》作者喻建歡

（一）

即使隔了30多年回頭看，1978年都是一個令人激動的起點，那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但「百廢待興」的另一面現實是：被「文革」洗劫的國家財政赤字嚴重，經濟面臨崩盤。

被稱為「改革四君子」的幾個青年人就是在其間站到了歷史的前台，他們給國家領導人分析社會經濟動向，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可能的危機提出了預警，作為高層智囊參與了許多改革決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對中央領導人進行「老青對話」是在1979年底，當時，翁永曦32歲，王岐山31歲，黃江南29歲，年齡最小的朱嘉明28歲。

回憶起過去的歲月，現在成了「老黃」的黃江南感嘆：「初生牛犢不怕虎，什麼『出格的思想』都敢講。」

1978年，筆試分並不高的他憑藉幾篇討論企業改革的論文，以及不錯的口試成績，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錄取。當時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國高校院所中遙遙領先。黃江南的同班同學有朱嘉明、陳佳貴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學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和社會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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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關心國家命運、又具備專業知識的學子會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見恨晚。黃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銀河等十來個年輕人組織了一個「私密派對」，討論各種學術問題，主要是經濟和社會問題。當時研究生院還寄居在北京師範大學，他們常騎車到香山，將討論與郊遊結合到一起，興之所至，還會翩翩起舞。

這些討論原本是在一個比較小的圈子裡進行，後來黃江南認識了翁永曦，翁本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的一個村子當大隊書記，1979年，經北京高校畢業生分配辦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農民日報》當記者。翁永曦交友廣泛，黃江南希望他把一幫朋友也帶到這個圈子裡來，他們約了一個時間，在農民日報社開了一個「青年經濟問題討論會」。沒有請帖，沒有固定的參加者。那一天，他們在屋子裡生著火，翁永曦買了瓜子之類的零食，三五十個人擠了滿滿一屋子，交流氛圍非常熱烈，趣味相投，意猶未盡，於是相約再組織第二次。

這個討論會就像一個沙龍。第二次聚會也是一個星期天。他們沒有跟學校打招呼，找個借口借用了一個臨建板房教室。這一次與會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來。雖然有不少生面孔，但憑藉著年輕人特有的精神頭兒，他們「英雄不問出處，只較武功」，會議又很成功。

第三次討論會的時候，研究生院已經無法容納那麼多人了。有人自告奮勇借來了北京市委黨校的禮堂。最後禮堂都擠滿了，連走廊上都是人，這次人數達到千人左右，至此討論會名聲遠揚。

之後，由討論會聚集到一起的年輕人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他們在民間縱論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議，社科院的學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後來，國家收編這些「游擊隊」，國家體改委從發展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間研究組織中選了一些人組成團隊，這正是體改所的緣起。

（二）

1979年，全國又提出建設10個「大慶」、30個「大化肥」，以及多少個「大鋼廠」，又是一片「大幹快上、大躍進」的局面。那時黃江南已經發現了計劃經濟必然不斷經歷「平衡—危機—再平衡」的發展規律。在一次聚會討論中，他表示，國民經濟的結構失調已經到了崩盤的邊緣，不是要「大躍進」，而是到了採取危機對策的時候了。

李銀河聽完黃江南的分析非常著急，她說：「你的觀點非常重要，避免國民經濟危機是件大事，一定要讓領導層知道，我給你介紹一個人叫王岐山。」李銀河認識在國務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認識王岐山。

王岐山當時在社科院近現代史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雖然是學歷史的，但異常聰明，吸收能力特彆強，跟黃江南一談就理解了他們的想法，馬上表示贊同。於是，黃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這四個人成了一個小小聯合體。「經常在一起聚會，有時候在王岐山那兒，有時在我這兒，我這裡的辦公室大。」翁永曦回憶。

王岐山提議起草一個報告呈交中央，他們在北京市委黨校後面的一間空房子里關了幾天，寫出了一份報告。他們預測1980年經濟將要出現的衰退，分析衰退產生的原因，並給出了應對危機的對策。

當時國家計委每年的國民經濟預測增長的數據都是6%~8%，四個人在報告中的預測卻是1980年農業將出現零增長，輕工業會出現負增長，重工業負增長幅度會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這份報告交給了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後覺得很重要，又轉給了陳雲。陳雲在報告上批示說：「一個學工業的，一個學農業的，寫了一份很好的報告……」其實，翁永曦不是學農業的，只不過在《農民日報》工作。

這份報告直達最高層，中央領導把黃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聽取他們的彙報，並一起討論是否會出現經濟衰退及應採取的對策。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對話」，除了高級領導人，參加會議的都是些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幹部。

黃江南自認「初生牛犢不怕虎，很狂」，負責報告的理論部分。向中央領導彙報時，這個年輕人闡述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發展規律，並直言當前已經進入了繼三年自然災害那場經濟危機後第二次經濟危機爆發的關口。

翁永曦負責做最後總結，他用了八個短語：「抑需求，穩物價；舍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調整為中心、休養生息的危機對策。

陳雲將「舍發展」的「舍」改為「節」，後來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中正式引用。這個對話開創了很多個「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出現了「國民經濟潛在危機」的警告，這是國家第一次承認社會主義存在經濟危機。

那次給中央領導人「上課」後，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黃江南繼續在一起搞研究、寫報告，關於生態的、農業的、經濟體制改革的，誰有些什麼想法，就拿出來一塊兒討論，討論完之後，他們一起動手寫文章，在報刊上聯名發表，比如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對我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若干看法》。因為他們總是一起署名，一開始大家叫他們「四簽名」，後來不知道誰改叫「四君子」，這個稱呼就流傳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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