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黃仁宇用大歷史觀的角度，以1587年（萬曆十五年）為切片，抽絲剝繭，直面傳統社會管理層面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本書梳理了那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幾個人物：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督查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
這種情形，斷非個人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首輔張居正，為何從權傾天下落得身敗名裂，成為人亡政息的典型？
萬曆皇帝身為天子，表面光鮮的背後，有著怎樣的苦悶和無奈？他又是如何從一個勤奮肯乾的皇帝，變成了消極怠工的典型？
海瑞是如何被樹立成舉國皆知的道德楷模的？
打敗倭寇的名將戚繼光，其軍事改革為何沒能在明代軍隊推廣開來？
戚繼光的晚年為何如此凄慘？是什麼註定了命運的結局？
明朝大思想家李贄，其思想為何會被打成異端學說，最終入獄自殺？
為何明朝未能誕生類似同時期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在萬曆皇帝登基以後，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上，但他的職責和許可權已經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
他的職責範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制。這前後不同之處儘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
原因是開國之君創建了本朝，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做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終端中不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
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摒棄他個人的意志。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群臣。
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實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為太子的計劃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張居正的主張無疑都很正確，但是這種鐵面無私、自信過度的態度，是以死後被清算做出了的代價。
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倫理上的完全，仍不過時空中樓閣。
海瑞充分重視法律的作用，並且剛正不阿。但是作為一個在聖經賢傳培養下成長的文官，他又始終重視倫理道德的指導作用。
以熟讀詩書的文人治理農民，他們不可能改進這個司法制度，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法律的解釋和執行離不開傳統的倫理，組織上也沒有對付複雜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
海瑞一生經歷就是這種制度的產物，其結果是，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也許是鑒於唐朝藩鎮的跋扈，本朝從洪武開始，就具有重文輕武的趨向。
戚繼光的長處，在於他沒有把人事上的才能當成投機取巧和升官發財的本錢，而是作為建立新軍和保家衛國的手段。他深知一個將領只能在社會情況的允許之下才能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里發揮作用。
戚繼光的不幸，是因為他在一鎮中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1588年，將星西隕，一個古老帝國也失去了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
帝國是由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的社會。
而本朝官僚只在乎自己的考成：田賦按時上繳，社會安定。扶持私人商業的發展，則不在他們的職責範圍之內。
商業的發展，必須承認私人財產的絕對性，而非維繫倫理綱常。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事實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最後，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因此，萬曆十五年，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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