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華：沙孟海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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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里有這麼一句話：
「有人告訴我，沙孟海是寧波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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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23歲的沙孟海隨屠氏學生一家遷來上海，繼續做他的家庭教師。其實，他並不喜歡家庭教師這個職業。後來，他透露過對人生擇業的三個看法：一是勿入商界，恐怕滿肚子都是金錢觀念，以致學問無處安放；二是勿入仕途，恐怕習慣了虛偽，失去了率真的本性；三是勿處家館，也就是不要當家庭教師，容易消磨青年方剛之血氣。他做家庭教師，只是稻粱謀的暫時手段吧。而涉足大上海，更是滿足了一個年輕人遠遊的夢想。他在日記中寫道：「余久處甬地，方圖去而之他」。耽在寧波好多年，他正想離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現在機會來了，哪有不答應的道理？
在上海，他一邊做家庭教師，一邊到老師馮君木任社長的修能學社任教，但業餘時間沉浸在書法篆刻的世界裡，時常遊走在滬上各位藝術大家的書齋之間，渴望得到大師們的指點。在藝術上，給予沙孟海影響最大的自然是吳昌碩。
一開始，沙孟海在吳昌碩面前還是有所矜持，不敢直接把自己的印譜拿去請教。還好，詞學大家況蕙風十分欣賞沙孟海的刻字，說有靜、潤、韻三字之妙，熱心地把年輕人的習作拿去請老友吳昌碩點評。吳昌碩第一次翻閱沙孟海的篆刻作品，與況蕙風有同感，認為不俗，還興緻勃勃地在印譜上題字鼓勵：「虛和秀整，饒有書卷氣……」多次鑒賞沙孟海的篆刻後，吳昌碩對這個年輕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他的作品評有「書卷氣」，肯定在藝術之路上已經「站得住」。
其後，沙孟海侍同馮君木老師和況蕙風、朱彊村兩位前輩多次拜會吳昌碩，又刻苦練習吳的筆法，自我感覺頗得吳刀的神韻。漸漸的，他有了獨自前往問學吳昌碩的勇氣和底氣。1925年4月的某一天，沙孟海拿著自己新刻的印譜，登門造訪吳昌碩。吳昌碩翻看印譜，一方方印章刻得古樸蒼勁，刀法洗鍊，忍不住拍案叫絕，欣然為之題詩：
浙人不學趙撝叔，偏師獨出殊英雄。
文何陋習一蕩滌，不似雲似傳讓翁。
我思投筆一鏖戰，笳鼓不競還藏鋒。
吳昌碩的意思，是希望沙孟海不學趙之謙（字撝叔，浙江紹興人，清末書畫家），而應學吳讓之（號讓翁，江蘇揚州人，清朝篆刻家）。對於前輩的指點，沙孟海自然感激不盡，但年輕人自有主張，認為「刻印要兼師眾長，不拘樊籬，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面目」。這正是沙孟海的可貴之處，並不盲從權威，而遵循老杜「轉益多師是汝師」的觀點。
沙孟海雖沒有做吳昌碩的入室弟子，但做長輩的悉心指導，晚輩虛心求學，關係逐漸融洽。在吳昌碩面前，沙孟海再也沒有那種矜持之態，他們有點像忘年交，也有點師徒情。沙孟海居住的地方離吳昌碩的吉慶里不遠，晚間時常前往請教，有時吳昌碩自己跑到沙孟海任教的修能學社，直接指導沙孟海，哪些印好，哪些印刻得不盡人意，還告知刻瑪瑙印的秘術，先用劣刀用火燒紅，驟然刻入能煬化瑪瑙石質，有了初步樣子才用好刀修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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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不愧為大師級的藝術家，眼光有點毒，看人有點准。他期望沙孟海「偏師獨出殊英雄」，果真沙孟海在生活和藝術的道路上一點點顯露出英雄的本色。
沙孟海是浙江鄞縣（今寧波鄞州區）人，早年即獲得了良好的教育與熏陶。15歲時，他入讀浙江省立第四師範，接受了四年系統的教育，受教於恩師馮君木，獲得了安身立命、持續自修的本領。畢業後，沙孟海繼續追隨馮君木進修古文，年紀輕輕在寧波已經文名大著。書法方面，沙孟海起先學王羲之，後又學明人倪雲林、黃石齋等，終於自出機抒，別有法度。當時，他曾撰寫過一幅春聯：「大江之濆，曰有怪物；斯翁而下，直到小生。」春聯的上句是韓愈的話，下句是李陽冰的話。斯翁，就是相傳作小篆的秦相李斯。你看，沙孟海年紀輕輕志向就非同凡響，有英雄氣，希望能夠像李斯一樣，傳承中國書法的血脈。
得到吳昌碩等前輩的親炙後，沙孟海不斷學習各家之長，吸收其精髓，善為我用，逐漸形成自家的特色。他曾說：「學老師但不要像老師，要學老師的精神，不要光學外形。我學吳昌碩先生，但不像吳昌碩先生……」他學習吳昌碩，不僅學習其篆刻，也學其書法，但沒有僅限於吳昌碩的石鼓文，而以其行書為主，加以深化拓展，汲取其精神內涵，他的書法特別注重氣魄，注意骨法和章法，書風漸趨豪放。此時，他的書寫，如同「沙場秋點兵」，一個個漢字是他的士兵，宣紙是他的戰地，一幅書法作品從他的手下揮灑而出，如同完成了一次行軍布陣。
當他有了新的求職機遇，他毅然辭去家庭教師和休能學社的教職，於1927年初進入商務印書館。這樣，他脫離了豪富之門的市儈氣味，勇猛地涉足全新的領域，也更深地融入到了上海文化圈。1928年，他寫成《近三百年的書學》《印學概論》兩篇著作，後來都發表於著名的《東方雜誌》，被學術界認為是書法、治印領域的扛鼎之作。其中《近三百年的書學》，對近世書家創作情況論述精湛，評價中肯，尤能看出沙孟海的豐富趣味與高深修養，甚至到1945年還被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列為「較有系統的作品」，這也是這位歷史學家討論書法史時唯一提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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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實在是一個多事之秋。從上海「四·一二」大屠殺開始，中國大地風聲鶴唳，無數的共產黨人慘遭殺害。
對於沙孟海，這一年同樣在煎熬中度過。他的幾個兄弟，二弟文求，三弟文舒(文漢)，四弟文威(即史永)，五弟文度(季同)，四個弟弟無一例外都是共產黨員。正因為這一層紅色的關係，「四·一二」後，他的家人在故鄉已無立錐之地，東躲西藏，他的原配夫人朱懋襄避難在親友家時染病去世，沙孟海只得把母親等親人遷居上海。
又是禍不單行。這一年的11月，他尊敬的導師吳昌碩魂歸道山。他的二弟沙文求在廣州起義後失去聯繫，後來證實遇難身亡。他甚至自身工作難保，因常為革命友人傳遞信件而遭老闆懷疑，商務印書館恐怕致禍，在這年年底辭退了他。他的生活被逼入了絕境，只得以「丈夫絕粒尋常事，告貸有門未是貧」的詩句自嘲。
面對撲面而來的不幸遭遇，沙孟海內心的複雜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他畢竟是有文化涵養的人，一方面沉浸在學術的研究中，在書法篆刻的文化傳統中慢慢撫平傷感；另一方面，他依然我行我素，為他的兄弟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庇護。他為兄弟的革命同仁聚會、聯絡或召開秘密會議提供場所；祭奠犧牲的二弟；設法營救入獄的五弟……
雖然沙孟海不是共產黨員，掩護和營救的是自己的兄弟，但那個年代，能夠挺身而出，忍辱負重，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後來，他談到過那種沉重的心理壓力：「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人們提起共產黨，無不談虎色變，我家有這樣的子弟當然受到社會鄙視，鄉間親戚除葉、朱兩家外……其餘多避與我家來往。」沙孟海頂住重重壓力，秉持凜然正氣，呵護兄弟情義，他的所作所為，何嘗不是一位頂天立地英雄的行為？
1928年，在走投無路之際，沙孟海經師友介紹進入浙江省政府秘書處工作。1930年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和德清名士許炳堃一道，和朱家驊這位國民黨高官交織在一起，先後在中央大學、教育部、交通部、浙江省政府做秘書，以及在中英庚款董事會任職。但轉來轉去，沙孟海仍舊干他的書啟師爺，負責朱家驊的私人信件。
後來，由同門同鄉陳布雷舉薦，沙孟海成為蔣介石的侍從室秘書。蔣介石日記里有這麼一句話：「有人告訴我，沙孟海是寧波才子。」可以說，沙孟海得到蔣介石的認可，完全有機會介入政治、擁有權力，但他心無旁騖，絕不涉足政治和機密，只做一個文字秘書，編撰蔣氏家譜及有關應酬筆墨。即便如此，對於誤入所謂仕途，有悖於早年「勿入仕途」的擇業初心，他也時常感到內心的苦悶。他在給友人《與丁山書》中說：「人所需求，非我所專勝，業趣相反，意興蕭索」。做自己並不喜歡的事，自然不會快樂，以致一段時間積勞成疾，患了肺結核，只得請假養病。但作為長兄，要關照隨時可能處於危機的幾個兄弟，提供儘可能的幫助。作為藝術家，他有書法和篆刻相伴，閑時堅持書學研究，在書印藝術里尋找內心的寧靜。他鑽研書法篆刻，尤其是書法方面，能夠擷取帖學和碑派之長，書法作品既意態揮灑，又雄渾樸拙。他的書法創作漸漸以行書為主，但偶作楷書，依然精耕細作。譬如48歲所作《修能圖書館記》和50歲所作《葉君墓志銘》，即是中年時期楷書的優秀作品。
抗戰之後，給沙孟海心靈最大的震撼，是友人喬大壯和陳佈雷的死。喬大壯是著名學者、書法篆刻家，就在他棄世赴死的1948年，沙孟海上門拜訪過，可他憤世嫉俗，竟效屈原以警世人，在一個凄風苦雨之夜自沉於蘇州梅村橋下。而陳佈雷，則是蔣介石的文膽，也是沙孟海的同鄉同門，對現實感到深深的絕望，在抑鬱和無助中服安眠藥自盡。這些陰影籠罩著沙孟海，讓他憂鬱，但更讓他看清了局勢，義無反顧地離開國民黨政府。他先借故避開蔣介石，到上海中央研究院辦事處，躲進小樓安心研究起古文字學。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要派人接他去溪口，他索性藏入三弟沙文漢的寓所，悄悄地做著自己的學問，完成了《轉注說》一文。
在威嚇和壓力面前義無反顧，固然是勇氣可嘉，而面對權力和地位依然不為所惑，不忘初心，走自己的路，則更加難能可貴。沙孟海終於回歸初心，以一個學者的身份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他走進浙江大學，成為中文系的一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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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他調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任常務委員，兼調查組組長。就在這年夏天，沙孟海遷居到西湖邊的寓所。看見新居「小屋圍籬，榴花照眼」，他不禁想起25年前上海戈登路的「若榴花屋」，當年一幫年輕的革命志士激情洋溢，一切宛如昨日，但故友大多飄零，或慷慨就義，或不幸病歿。睹景生情，他把新居也起名為「若榴花屋」，並刻印章一枚以志紀念。
沙孟海在「若榴花屋」一住將近40年，直到逝世前一年才搬至慶豐村新居。在這裡，他為創建浙江博物館正規的文物陳列體系而嘔心瀝血，所布展覽被文化部認為是省級博物館的典範。在這裡，他絞盡腦汁從書畫家吳湖帆手上購得黃公望《富春山居圖》殘卷《剩山圖》，浙江博物館新添了一件「鎮館之寶」。在這裡，他親手謀劃創立了全國高校第一個書法篆刻專業。在這裡，他為張宗祥、沈尹默、潘天壽、鄧拓、田家英等文朋詩友刻了許多印章，創作了許多氣勢磅礴的書法作品。在這裡，他也經歷了人生的劫難。在「文革」期間，他曾遭受3次抄家2次隔離審查，其中1969年5月至1971年4月的隔離長達23個月之久……
沙孟海從不怨天尤人，而是埋首學問和書法，把內心的情感傾瀉到他的藝術作品中去。從1971年冬開始，沙孟海到浙江博物館文一路保管所工作，每天擠公交，按時上下班，去整理館藏碑帖，親自寫件登記，並為歷代碑帖書寫題跋、簽記，與古代的藝術家進行穿越時空的心靈對話，內心變得無比的豐實。他逐漸恢復書法創作，「既知平正，務追險絕」，完全從楷書的「規矩」中解放出來，專攻行草，線條變化狂放，任意東西，濃墨大書，如江水滔滔，浩浩湯湯。他的書法，你再也分不出哪裡屬帖學，哪裡歸碑派，一切融會貫通，個性化的宏大氣象已經形成。韓愈說詩人孟郊「不平則鳴」，孟郊是以詩歌來鳴其內心，而沙孟海是以書法來鳴其內心的所思所感，不管他書寫什麼內容，也不管他用什麼形式，奔放的筆墨間流出的是無限蒼涼的意味，這何嘗不是借翰墨來澆灌心靈的塊壘？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沙孟海的歷史問題也陸續落實政策和平反，他的情緒心境變得舒暢。他出任西泠印社社長，當選為中國書協會副主席、浙江分會主席，各種榮譽紛紛加諸於身。可貴的是，他閱盡人間滄桑之後，依然保持大丈夫氣概，把人生的感悟和藝術的修為都融入到翰墨的揮灑中去。他的書法創作在晚年走上了一個新的高度：「既能險絕，復歸平正」。他的內心變得平和，其筆下的書法也變得平正。他不再有意地強調氣勢，不再刻意地求全技巧，所有的線條和筆墨都是信手拈來，但平正間處處氣勢恢弘，隨意時筆法嚴正。這時的平正，是古拙樸茂，是返璞歸真，一如草木沐浴過春雨的滋潤、經歷了夏日的烈焰、飽受了秋霜冬雪的嚴寒後歸於空曠無際，可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他揮毫時先凝神定氣，如一員老將指揮若定，縱橫宣紙，結字斜畫緊結，用筆鋒棱躍然，線條渾厚樸拙。
這個時期，他的榜書幾乎獨步當代，無人可敵。1986年，他書寫六尺見方的巨幅「龍」字，遒勁蒼老，氣勢奔騰，真如老龍出淵；1987年，他為靈隱寺重寫「大雄寶殿」匾額，草書結字，吐氣如虹，韻味醇厚……此時沙孟海的書法已然爐火純青，人書俱老。
讀沙孟海晚期的書法，如同站在大江之畔，面對滔滔江水浩蕩東去，如同策馬疆場，任你揚鞭馳騁。沙孟海的書法，如同他跌宕豪邁的人生，顯露的儘是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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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發於《浙江散文》雜誌。
作者為供職於德清縣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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