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的原因探究（一）——李自成是終結朱明的急先鋒？

明朝作為一個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其亡國的進程也有許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在晚明階段，一邊是淮河以南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現狀，南方士人似乎感受不到內寇外患的山河飄搖，仍然享受著各種器物之美；一邊卻是淮河以北，農業不興，民不聊生，東有清廷壓迫，西有農民起義的困局，遼餉﹑剿餉和練餉更是嚴重壓垮了廣大農戶。同一個時期同一個國家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

很多人都知道明朝在北方的統治結束於李自成的大順入主北京，然而朱明的真正接替者卻是僅僅憑藉十萬左右兵力，在經濟文化上遠落後與明朝的東北漁獵民族——滿族，在這過程中有著多爾袞擁立福臨入主北京的故事，也有著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野史說法。

而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竟然也在亡天下的變化中，從推翻明朝轉變為抗清扶明。張獻忠集團的李定國、孫可望，李自成集團的李國、袁宗第等人都在其中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回過頭來，看明亡的原因，可以發現有相當多的說法：氣候惡劣、農民起義、清廷的崛起、嚴重的土地兼并、經濟崩壞、政治腐敗黨爭嚴重、前幾任君主的怠政、崇禎的多疑與剛愎自用、甚至北方的先天不足運河的困局等都被提起過。這其中有些是主因，有些是催化劑，有些是導火索，本文先來探索的就是前兩個提到的接鍋俠，惡劣的氣候以及農民起義。

在農業社會，農業生產直接影響了人民的收入水平以及消費意願，進而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再生產能力。農業的生產水平，結合人口以及自然資源所給予的壓力，決定了農產品的價格，這些價格又影響了參與生產消費的社會各階層的命運。在那個時代，農業生產的危機往往也代表了製造業的危機，因為農產品產量的減少意味著價格的上升，人們用於食品的支出急劇增長，自然對於其他產品的需求下降。

而在影響農業收成的因素中，氣候是一個重要條件，而具體到明朝我們可以從《劍橋明代史》中所載的氣候圖中一窺究竟：

據記載，1618年廣東 出現了降雪，這也標誌著「小冰河時代」的開啟。隨後山西、陝西、山東等地的惡劣氣候也能被圖標中這些數據證實。但如果放眼到更長的歷史周期，這些年代的氣候並不比之前更加惡劣，可以說將明亡的主因歸到惡劣的氣候還是依據不足。

雖然惡劣的氣候並不足以導致改朝換代，但是顯然它加速了山西、山東等地農民起義的發生。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一開始農民軍並沒有獲得有效的根據地，作戰方式雖然比唐末的黃巢文明許多，但是戰略思想還是類似，以大規模的奔襲作戰代替攻一城守一城的傳統方法。而自明中後期以來，這個走著下坡路的王朝其實並不缺少將才，從戚繼光、袁崇煥到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每一個都能獨當一面。盧、孫、洪更是號稱明末三大王牌軍，在圍剿農民軍的戰鬥中屢屢獲勝，甚至俘獲了起義軍領袖高迎祥，就算是李自成也被迫帶著劉宗敏等人逃入了商洛山中。

然而嚴重的邊患卻阻止了他們的進一步成功。雖然李自成與滿清八旗在山海關一役才第一次相見，但清王朝的親王貝勒們卻經常不自覺的幫助闖王度過危機，大批量的精銳為了防禦清軍的攻擊被調回了直隸遼東，這無疑給了李自成在陝南深山中休養生息的的機會。當李帶著數千人在1639年重出商洛時，他驚奇的發現那些熟悉的老對手早已不見了蹤影，孫傳庭深陷詔獄，洪承疇陷於遼東舉步維艱的戰事之中，盧象升更是在年初因為大太監高起潛的擁兵不救而被清軍圍殺在巨鹿，天下無將，以至於河南竟無人能稍稍延緩闖王的勝勢。

迫不得已，崇禎只能繼續起用孫傳庭作為三邊總督總理平亂軍務。孫不愧是明末猛人，到任陝西後迅速站穩了腳跟，並在小規模戰鬥中取得了一定勝利。然而此時的北方怨聲載道，民心不定，各地軍閥割據，更多在意自身利益的得失。在無法調動其他明軍的前提下，孫決定依靠潼關天險，穩住陝西，然而崇禎看待李闖如同芒刺在背，又怎麼會讓孫傳庭不出潼關呢，一道道從京師來的詔書質問著孫為何還不光復河南。我想孫在無奈帶著招募的新兵蛋子出征時必然聯想到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因為唐玄宗的催戰兵敗關門之外，最終兩京淪陷，自己死於非命，身敗名裂的故事。這次的結果也沒什麼意外，李自成作為明末名將的試金石，在後期終於憑藉裝備人數上的優勢完勝了老對手孫傳庭，大明在中原的最後一點家底最終也被崇禎賭沒了。

自此之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自成從河南進入陝西，並開始經略山西，而明軍一觸即降，直到1644年闖王的大旗竟然飄到了北京城下，即使如此李自成也只是想跟崇禎講和割西北稱王自立，並沒有拿下京師的想法。不想曹化淳等人的開門獻城，這個大明最大的邊防要塞竟然不戰而降。

縱觀歷史，可以說李自成的進入北京，崇禎自縊於煤山是明史的終點（其後的南明作為割據政權另表），農民起義也確實直接加速了明亡。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由於黃河以北長期承受內外雙重的侵擾，軍不成軍，民心疲乏，幾乎沒有一戰之力，李自成成功的速度快的甚至讓他來不及進行隊伍以及根據地的建設，這也為他迅速的敗亡埋下了伏筆。就外來說，放眼當時的全國，吳三桂的遼東精銳仍在山海關駐紮，左良玉的湖廣兵仍盤踞在武昌、南京作為陪都仍然可以控制除四川外整個淮河以南地區，換言之明朝在當時還擁有相當的軍事實力的，同時還坐擁著錢糧賦稅的核心區域。就內來說，李自成自己也難比劉邦、朱元璋這種類似的起於草莽的開國皇帝。從以下幾點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李曾經說過一段話：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在上一篇定都北京合理性分析一文中我們就已經說明了關中自安史之亂後，其經濟地位日益下降，錢糧均需南方周轉。而且明末邊患主要源於東北，僻處西北的西安更是不能有效組織防務，更何況該區域在明末持續的惡劣氣候影響下，經濟民生更是遠遜於明初。即使如此李自成仍覺得西安遠遠優於北京，只能說明他仍沒有形成改朝換代定鼎天下的大局觀。

而李雖然早在1627年就已經揭竿而起，但是他真正展現出問鼎天下趨勢的這波進攻卻僅僅開始於5年前，開始建立小規模的地方政權則始於1642年的河南個別地區，直到1643年才在襄陽形成一個中央政權的雛形，而真正擊敗最大對手孫傳庭，徹底擊潰明朝在中原的底牌則是在1643年，短短的幾個月時間，新興的大順政權奪取了秦嶺淮河以北山海關以內的所有原明朝區域。這一迅速成功導致他根本沒有時間經營屬於自己的根據地，打造自己的核心團隊，形成政權的轉型。相比較而言劉邦的關中巴蜀，朱元璋的南京江左，都是他們高築牆、廣積糧的依託，也是讓他們可以與項羽、陳友諒、張士誠、蒙元爭奪天下的基礎，這一先天基礎的缺失，為山海關一敗之後，大順一退再退，根本不能在山西甚至關中形成相持的狀況埋下了伏筆。

如果說迅速的成功導致政權的根基不穩，那麼政權性質上的未來得及轉變，則是李自成難以成功的主因。1644年的中國有三股勢力，其中明王朝搖搖欲墜，清廷在東北虎視眈眈，而大順則勢如破竹。顧炎武有一段話相當有名：「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城老師在《南明史》中也有判斷：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取代大明只是「易姓改號」，朱明的掙扎只是宗室與世襲勛臣這些肉食者的事，而清軍入關則是披髮左衽的忘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就是1644年初眾多官紳軍民的心態。也正是如此，才形成了順軍至，城門開，望風歸附的誇張情況，然而李自成卻沒有抓住這一機會。

如果說朱元璋通過聯合李善長劉伯溫為首的淮西浙東鄉紳地主集團，形成了一個典型的封建政權，成了地主官僚的利益代言人，那麼李自成陣營中的牛金星、宋獻策等人可以說沒有幫助李自成完成這一轉變，李自成、劉宗敏等核心人物還帶著農民起義領袖的思維方式構築著政權。

明末，北方的經濟長期遭到流寇、清兵、明軍的多重侵擾，橫徵暴斂，惡劣氣候更是惡化了區域的經濟形勢。然而眾多李自成的的從龍之臣渴望在改朝換代中分得利益，日益壯大的軍隊也需要糧餉的補充，但是據各地地方志記載，大順直到敗退回西安之前，在秦嶺淮河以北的廣大佔領區以內一直是以打擊官紳，追贓助餉代替按田畝徵收的賦稅。均田免賦的口號為李爭得了民心，加速了奪取天下的進程，卻在鞏固政權時拖了後腿，長期充當農民利益的維護者在當時的歷史發展狀態和客觀環境中很難長久有效的建立政權，大批寄望於李自成成為新的朱元璋，延續明制的官紳在持續的打壓後漸漸傾向於願意維護他們利益的滿洲貴族。

而作為一個王朝的創始人，軍事素養不可避免的會成為左右他成功重要因素，朱元璋自不必說，相當多人認為他與李世民在軍事能力上能爭一時瑜亮，即使是劉邦也在楚漢爭霸時知人善任，依靠韓信張良蕭何等人擊敗了被後世稱讚為「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西楚霸王項羽。

而對於李自成，我在前文稱之為明末諸將的試金石，所謂試金石，就是指擁有較高戰術素養高於平均水平，卻不是當時頂尖。李自成戰略素養的缺失最主要表現在對於清軍力量的輕視以及北京防務布局的嚴重不足，當李從山西在側後方進攻北京時，他應該意識到了明廷可能的覆滅，卻沒有想到由於遼東明軍為了回師勤王已經撤回關內，自己入主北京之後，即使招降了吳三桂部，也意味著清軍的兵峰已經近在咫尺。面對這一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他卻依然沒有在北京集結大規模的部隊，相反為了鞏固廣大新佔領區的統治，採取分重兵駐防各地的策略，甚至袁宗第作為野戰主力右營統帥一直陷於與明左良玉部的攻防以及河南湖廣地區的平叛之中，完全沒有出現在左右天下歸屬山海關戰場上。

而對於山海關的軍事地位李自成的認識也有所欠缺。他將注意力僅僅放在了招降吳三桂上面，成功之後不僅宣召了吳三桂，甚至同時要求長期與清軍作戰的遼東兵入京，更是一改委派「老本」嫡系大將出鎮要津的做法，委派了明朝降將唐通率八千人接管山海關防務，我們可以看出在李自成意識中清軍的幾次入關侵襲是源於李成梁時期明與努爾哈赤的世仇，至於順清之間原無仇怨，必然會本著睦鄰友好的信念，發乎於情，止乎於禮。可以說，即使吳三桂沒有變節，也難以想像區區八千士卒能夠抵擋尚未蛻化的清軍精銳。

而關於吳變節的原因有兩種說法，其一是吳父被拘捕追贓，結合北京打壓官紳的形勢誤信了吳家被抄沒的假消息，其二就是野史成分更高的愛妾陳圓圓被大順大將所掠奪，衝冠一怒為紅顏。

就筆者而言第一種可信度更高，結合自己被召見的情況，很容易解讀出可能是請君入甕的一個死局。而李自成在吳三桂的變節後雖然意識到了吳存在叛逃清軍的可能，甚至在順進入北京城前就收到了清廷決定伐明的書信，卻沒有聯想到其想分享勝利果實、逐鹿中原的企圖，更沒有料想到在山海關一戰中就會出現清軍主力，所以李自成在北京集結出擊山海關的軍力一直是以吳三桂所部五萬餘人作為假想敵。

第一天的作戰形勢也正如李自成所料，勝利似乎就要到手，直到吳三桂衝出封鎖線直奔清軍大營，這時李自成才意識到可能要面臨吳與清的聯軍，然而此時他已經沒有選擇只能放手一搏，然而結果是必然的清軍的加入使得順軍數量處於劣勢，更關鍵的是清軍作為當時最強的武裝力量不是新進成軍的大順北京駐軍所能匹敵的，山海關一敗意味清廷入主中原賣出了最紮實的一部，而吳三桂等漢族官紳找到了新的利益保護人。

我們可以從上面的分析中發現，李自成在迅速的成功過程中並沒有實現政權性質的轉變，沒有獲得官紳地主的支持，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缺失了建立統治的基礎。同時在他佔據北方的同時，淮河以南的經濟發達地區仍然掌握朱明王朝手中，有著可以依仗的江河天險，有著帶甲數十萬的兵力基礎，在清廷想趁亂取利的前提下，李自成也沒有餘力和時間吃下南方這塊大肉。可以說農民起義確實加速了明亡的進程，但他有著政權不穩定也沒有形成全國性的政權，可以說農民起義是明亡的催化劑，但不是明亡的主因。

而對於其他接鍋俠的分析，我們會在隨後的的文章中繼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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