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平等——從孟德斯鳩到托克維爾的法國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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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像19世紀的法國自由主義者那樣對自由的概念進行如此激烈的探討。自由意味著什麼？如何維護自由？哪一種制度框架對自由最為有利？有憲法作為保障就足夠了嗎？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在反抗壓迫的過程中能起到什麼作用？很多思想家如本傑明.康斯坦特、斯塔爾夫人和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對此類問題進行了不懈的思考與探討，直至今日，人們仍在閱讀和評論他們的作品。除了以上家喻戶曉的學者之外，還有無數名氣略遜但才思不差的博學之士也加入了對此類問題的討論。他們之間的對話給我們留下了極其豐富的關於自由權及其先決條件的資料，影響範圍遠超法國。

法國自由派表現出緊迫感與使命感。他們中很多人經歷過法國大革命，看到的不是夢寐以求的政治自由，而是恐怖時代的大屠殺和拿破崙.波拿巴時期的軍事獨裁。而且法國的麻煩遠未止於1813年拿破崙的萊比錫大敗和後來波旁王朝的復辟。1815年，拿破崙戲劇性地從厄爾巴島逃回法國，輕易推翻了新建立的路易十八政權，該政權也是在外部勢力的介入下建立的屈辱政權。1830年，路易十八的弟弟兼繼承人查理十世不得人心，再次遭遇政變被推翻，此事標誌著波旁王朝的徹底覆滅。自由派強烈希望七月王朝能終結大革命，但此種幻想最終破滅。1789-1804年間發生的事件在1848-1852年間又詭異地上演了一遍，一場革命結束，取而代之的卻是拿破崙的獨裁，法國自由主義者針對這些鬧劇撰寫了眾多文章，在法國政治思想史上，復辟時期和七月王朝時期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同派別的自由主義者不僅同自己共同的對手保皇派就政治問題展開辯論，他們內部也爭論不休。他們在不計其數的小冊子、報紙文章和大部頭書籍中都提出了其政治綱領，期待最終能將法國推上自由與穩定之路。即使在被自由主義者寄予厚望的七月王朝覆滅之後，他們仍不氣餒而繼續辯論、思考並筆耕不輟。最豐富、最有趣的自由主義思想資料可能形成於第二帝國時期，當時拿破崙三世免掉了很多自由主義者的公職，他們只能通過筆墨表達自己的抗議。如果說法國大革命帶來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腦力激蕩，此次腦力激蕩最終帶來的不僅是自由主義信條或運動，還有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政治願景及政治辭彙，儘管某些具體的綱領和人員會有所重合。本書的焦點是我稱之為「貴族」的、專註於在革命後法國思考自由問題的流派。貴族自由主義的核心是自由權與平等權的對立。貴族自由主義者認為，「民主社會」——沒有等級制度的社會——不能提供反對專制的保護措施。民主社會中的市民是一群孤立的個體，他們中沒有哪個人在中央政府越權的時候有足夠的力量站出來對抗。因此，社會不平等是個體為自由權和安全付出的代價。只有社會中的精英階層才有可能遏制政府的獨裁傾向。精英階層有財富和勢力，能夠提供市民個體不能提供的抵抗力量，作為介於市民與政府之間的「中間力量」 ，精英階層在必要的時候能夠遏制官僚制度，不是因為他們有官命在身，而僅僅是因為他們自身所擁有的勢力與影響力。

由此可見，貴族自由主義關注的是平等社會所具有的危險。儘管很多貴族自由主義者對政治民主不懷好意，但他們視普遍選舉權及其帶來的問題為平等主義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不是這些問題的根源。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對社會平等的反對主要是政治上的，它追求的不是商業社會或經濟自由，事實上，很多貴族自由主義者對市場經濟體制只有不屑。儘管如此，貴族自由主義本質上仍然是自由的思維方式。社會等級制度不是像守舊者所說的那樣為了製造社會秩序與倫理，而是為了創造制衡權勢的有力手段。

簡而言之，對19世紀的很多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權與平等權遠非天然的夥伴，而是水火不容的兩種原則。承認自由權與平等權的對立非常重要，對研究19世紀政治思想的學者如此，對我們整體上理解該自由主義流派的性質和特點更是如此。尤其是它有助於我們評判當代自由主義與傳統自由主義之間的區別。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自由主義者，無論在法國還是在別國，不會說社會等級制度是自由的必要前提，更不會說民主孕育了專制。問題是，貴族自由主義是什麼時候消失的？消失的原因又是什麼？綜合考慮20世紀自由主義的研究現狀，這個問題不易回答。大部分研究自由主義的歷史學家往往專註於19世紀早期這一經典時期，甚至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普遍性研究和對自由主義思想在19世紀之後的發展也一筆帶過。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貴族自由主義消失的時間比我們想像的要晚得多。事實上，20世紀的重大政治發展——集權主義的崛起——被普遍認為是民主專制的另一種體現，在法國和大西洋對岸的世界都是如此。伯臣.德.茹弗內爾（Bertrand de Jouvenel）1945年的經典著作《論權力：權力成長自然史》（On Power:The Natural History of Its Growth）被「冷戰」期間的自由主義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推崇為「偉大的書」與「不朽的研究」，而《論權力：權力成長自然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該貴族自由主義的流派。茹弗內爾多次引用孟德斯鳩與托克維爾的觀點，沒有把納粹國家描繪為變態，而是把它描述為自中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權力增長的自然結果，是傳統的制衡權力的貴族障礙受到侵蝕的結果。

鑒於書中對西方民主的敵視與對自由權「貴族根源」的懷念，今天再讀茹弗內爾的書籍簡直是自絕於人民。若說貴族自由主義的語言在20世紀40-50年代尚可接受，時至今日，它已經完全被拋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懷疑我們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思想的繼承者，可能是它而不是較早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預示（至少在政治理論上）西方真正的民主革命。探究這種對19世紀自由主義中社會（與政治）民主的深深敵意，有助於我們認識到，該思想流派的發展歷史充滿衝擊與失和、分歧與決裂，而不是和平有機的發展。將今天的自由主義置於長期的歷史傳統中來看待，其所導致的結果是，我們會挑選最能迎合當下世人情感的思想與辯論。這不僅有負於過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而且不利於我們創造一種新的、有活力的自由主義。

新書推薦

《自由與平等——從孟德斯鳩到托克維爾的法國政治思想》

【比利時】阿奈蓮·德·迪金；萬小磊，劉同舫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18.3

近代法國政治思想的發展具有歷史複雜性。將孟德斯鳩的貴族自由主義置於18世紀政治辯論的語境中，發現其主張在復辟時期既被採用也被改變，保皇黨和自由主義者在後革命時代就保護自由而展開了激烈討論；復辟時期的政論家發明的政治辭彙被之後的重要自由思想家所運用；托克維爾是復辟時期自由主義者的繼承者，也是保皇派以及大英雄孟德斯鳩的繼承者，孟德斯鳩的理念激發了19世紀法國多元、自由的話語，強烈批判了法國社會的平權。

阿奈蓮·德·迪金(Annelien de Dijn)，比利時人，創作本書時為魯汶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員，在比利時荷蘭天主教魯汶大學取得學士和博士學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曾到伯克利大學、劍橋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現為荷蘭高級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姆斯特丹大學助理教授。

萬小磊，廣東科技學院應用外語系教師。

劉同舫，1966年生，法學博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一級學科帶頭人。主要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哲學。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才，被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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