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儀：我在美國認識的猶太人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
陳鴻儀，出生於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龍江省遜克縣插隊落戶。1977年3月進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習，系末屆工農兵學員。1979年經考試成為復旦政治經濟學系西方經濟思想史碩士研究生，1982年獲得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國留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學任教數年，現為美國創價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
原題
人生如戲
我的外國朋友們的故事（上）
人說「人生如戲」，而我總以為若無人生，又何來的戲？
轉眼，已在異鄉生活了二十餘年。在此期間，遇到過的人何止千萬。有的，不過擦肩而過，連名字也未必記得；有的，風雨同行，進而成了終身至交。而更多的，則是在人生旅途上並肩同行了或長或短的一程，然後風雲流散，各奔前程。
陸陸續續知道了一些同行過的朋友的人生故事。在此，選擇幾位與我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朋友的故事記之。這些故事足可證明，芸芸眾生，無論生於何地，背景如何，生活一樣豐富多彩，命運一樣跌宕起伏，實在是「如戲」更「勝戲」。只是於我所寄居的國家而言，我才是「外國人」。但因為我是中國人，為方便起見就只能把那些不是中國人的朋友籠而統之地稱為「外國朋友」了。
芭比媽媽
芭比媽媽？對，此芭比不是「娃娃」，是「媽媽」。準確的發音是「媽（第三聲）媽（輕聲）」, 就是台灣人叫哥哥，弟弟，叔叔那樣的發音。要論我和芭比媽媽的緣分，那就說來話長了。
我和「芭比媽媽」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被任職的大學派往美國西海岸一所大學做訪問學者，為期一年。國家發的生活費是每月400美元。我和四位國內來的留學生合租一套學校附近的兩室公寓，每月房租就要付掉250美元。住了快兩個月，心裡不由忐忑。一是和留學生住一起，在國內學的能閱讀不能交流的啞巴英語沒什麼長進，擔心回國交不了差；二是每月生活費剛夠吃住，原想著期滿能帶個幾大件日用電器回國猶如做夢。
於是，我生了找個live-in的心。所謂live-in就是住到單獨居住的美國老人家中，以做家務換取免費的住房。這樣既可省下房租支出，又可提高英語能力，是很多女性留學生或訪問學者的首選（獨居老人因安全考慮，一般不要男性live-in）。
不久後，我的朋友留學生燕子給我介紹了個live-in的機會。在帶我去面試的路上，燕子告訴我找live-in的是位叫芭比的美國老太太。那時孤陋寡聞的我，只知道芭比是款美國娃娃的名字，心下以為將要見到的會是位金髮碧眼，風姿綽約的老太太。可等見到芭比，那實在有點跌破眼鏡之感啊！老太太一頭銀髮，穿一身大花的裙子，特別搶眼的是那塗到唇外的大紅色口紅，弄得有點血盆大口的意思。身材嘛，比一米六身高的我沒高多少，可體重該有一百五六十斤吧（後來知道確切的是一百八十多磅，約合一百七十來斤），用通俗的「啤酒桶」來形容她的身材大概不算刻薄吧。
芭比告訴我她八十六歲了，一個人住在她做生意的兒子為她提供的兩室公寓里。因為有心臟病，一個人住怕心臟病發沒人知道，所以要找個live-in。芭比的公寓在富人區，周圍環境極好。她的公寓里傢具齊全舒適，我不但可以一個人住一間房，而且還不用付房租，所以我也沒細聽我到底要做些什麼家務，就馬上決定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至於芭比，聽我說已婚，還很會做飯（沒有胡吹），又是時間比較機動的訪問學者，也馬上定下來就要我了。這個雙向的「yes」成就了我和芭比後來近一年的相處，也讓我知道了我的第一個外國朋友的故事。
面試後第三天，我就搬進了芭比的公寓。我搬進去第一天，芭比就告訴我第一以後不能叫她的名字芭比，而要叫她「媽媽」，說這是因為她的兒輩和朋友都這麼叫她，親切。媽媽就媽媽吧，那也不是什麼原則問題，是不？第二是無論什麼時候，包括晚上睡覺時，我都不能關上房門。也就是說我得讓我的房門不存在。理由是萬一她心臟病發，我要是關著房門就會聽不見她呼救。在一個特別看重個人隱私的國度，這個要求稍微有點過份。但想想她本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找的live-in，所以也沒什麼可埋怨的了。
和媽媽芭比的共同生活就這麼開始了。每天早上我起床後，要為她準備好早飯。當然她的早飯很簡單，麵包，牛奶，燕麥片，或者一杯鮮榨果汁。我自己吃完早飯就可以到學校去了。平時中午我們是自己吃自己的，互不相擾。到傍晚我回家，才是一天家務的大頭，就是要為老太太做一頓晚飯。晚飯我是和她一起吃的，所以對我而言就是免費的。
老太太倒也不挑剔，我做什麼，只要是中國菜，她都說好吃。晚飯後要打掃廚房。不過也只是小打掃。因為老太太中午不做飯，所以只要我做飯時小心些，廚房根本就不臟。吃完飯稍微擦抹一下，十來分鐘也就搞定了。
媽媽隔天要洗澡，那也是我的任務。我得幫她脫衣，扶她進浴缸，等她自己洗完再扶她出浴缸，然後幫她擦乾身體主要是腿腳，穿上睡衣。老太太洗澡完全可以自理。扶她進出浴缸和幫她擦身是因為她的身材使然——她自己根本夠不到自己的腳！
後來有一次她告訴我背痛，我就在她洗澡時給她做了下按摩。這下好，從此以後每次她洗澡，為她按摩成了我的必修課。按摩的部位也從背，擴展到腰，到腿，最後幾乎囊括全身，而且按摩的時間還越來越長——這可真叫自討苦吃！
別看芭比媽媽八十多了，有時記事有點小糊塗，可她的算盤可是倍兒精！她知道我只是live-in，不是她的保姆，所以周一到周五除了晚飯後那段時間，我是充分自由的。可以去學校，圖書館，或者看望朋友，她都不會來干涉。但一到周末，我的時間就該是她的了。
我必須陪她到附近的一個購物中心去。那裡的飲食中心是她和一幫老朋友每個周末聚會的地方。她的那幫白髮老朋友們人手一杯咖啡或飲料，東家長西家短地閑聊，可芭比媽媽卻從不花錢買咖啡或飲料。每次都是支使我去快餐部問人家要個一次性的杯子，然後要免費的冰水喝。
1980年代中，一杯咖啡，哪怕是一杯快餐店的不那麼正宗的咖啡，對一個老土的中國人來說還是很有誘惑力的。可是媽媽自己不喝，當然也就輪不上我，除非我自己掏錢買了請她喝。可囊中羞澀的我，當然也不願花那個冤枉錢啦。於是她篤悠悠地喝她的冰水，而我則只好眼巴巴地在一旁舔嘴唇了。
有時候，她也會交給我一美元，支使我去給她買份小點心。那倒也無所謂。只是每次買東西，如果不到一美元，我就得把找回的零錢交給她，而要是超過了一美元，缺少的零錢就得我自己墊上，而且她是不會還我的。也許在她看來就是幾美分的事，我付她付都一樣，我不該和她計較的。
這情況後來讓同是中國來的訪問學者偉國知道了。他說從來只有東家把找回的零頭給了打工的，就沒聽說過東家叫打工的付零頭的。他開玩笑說，老太太家有銀餐具什麼的嗎？要不你順她一兩件出來，不就頂了你花的冤枉錢了嗎？我沮喪地告訴她，聽說老太太的兒子是百萬富翁，可老太太家只有一套瓷器放在展示櫃里，她平時用的餐具幾乎全都是塑料的！
不過陪她去會朋友也有好處，那就是和一幫美國老人混上多半天，聽他們天南海北地瞎聊，我的英語聽力進步不小。而且我發現他們聊天時什麼語法，時態之類經常錯誤百出。只要互相聽得懂，沒誰計較，完全不影響交流。
正是基於這樣的發現，我再也不怕開口用英語和別人交流了。一個多月後回原來合租的中國留學生公寓去玩，朋友們驚奇地問我怎麼口語一下進步這麼多？我說是花了點小小的冤枉錢換來的。他們聽了都說值。
過了一段時間後，周末我又多了一項任務，就是陪媽媽去shopping。不過這可不是很多中國人所理解的到大百貨公司去「血拚」購物，而只不過是到超市去買一周的食品而已。媽媽對我最大的不滿是我不會開車，那可是天大的冤枉！1980年代中中國人沒有私家車一說，我出國前連小車好像都沒怎麼乘過，上哪兒去學開車哇！所以只好請她的一個朋友開車帶我們去。叫我一起去的原因是因為我做飯，她要我去看做中國菜的原材料。
我說「看」而不說「買」，那是因為我確確實實只能「看」和提建議，至於買還是不買，那是媽媽拿主意的事，沒有我的份。去了幾次後我很快領會了媽媽的策略，那就是無論我建議要什麼，她先要看那種東西是否正在打折；如果不是，forget it！ 如果是呢，還要看折打得大不大。所以弄來弄去，我們買的不外雞腿和絞牛肉，外加幾個洋蔥，胡蘿蔔，和土豆。買幾個青椒就是了不起的花費了。其實那時大甜青椒一美元可以買四到五個。
就這樣簡陋的原材料，媽媽的要求可不低，也就是今天吃的不能和昨天的重樣。好在咱也是苦出身，在中國也得打理一家的一日三餐，要用有限的食材翻出多多的花樣，所以難不倒咱。於是乎，今天是雞腿熬湯，加上胡蘿蔔；明天是咖喱土豆雞腿塊；後天呢，把雞腿上的肉片下來，炒個青椒。絞牛肉呢，切點洋蔥做肉餅，其實也就是漢堡啦，因為加了醬油，媽媽就覺得是中國菜了。
媽媽每天就盼著吃我做的這頓晚飯，而且經常在她那幫老朋友面前誇我做的中國菜有多好吃，一個雞腿可以做出多少種不同的菜來。讓她的朋友們好好羨慕了一番，也讓我的虛榮心大大膨脹了一番，有時就原諒了她購物時的小摳。不過虛榮心終究抵不過吃到嘴裡的實惠。
後來當朋友們問起我在美國人家裡吃到什麼新鮮罕見的食物時，我只能可憐巴巴地告訴他們：我吃得還不如你們！因為和媽媽一起出去買食品，除了必須品，零食是不用想的，多數時候連水果也是奢侈品。媽媽自己咬不動蘋果，所以是不買的，葡萄李子杏子櫻桃之類的時鮮果品太貴，也不買，結果能夠帶進家門的就是一美元四五磅的香蕉和柑橘！
不久，感恩節快到了。這在美國是個重要節日。媽媽的兒子邀請我和媽媽一起上他們家吃感恩節的火雞大餐。這是我第一次到一個美國家庭參加正式的節日聚會，而且聽說還是個百萬富翁的家，心裡著實興奮。所以不斷問媽媽我該穿什麼衣服才得體，要不要帶禮物，等等等等。
可是媽媽對我的問題不屑一顧，意思是你只不過是陪我去而已，興奮個什麼勁兒。後來問了幾個比我早到美國的朋友，給媽媽的孫子孫女準備了兩隻中國的布老虎做禮物。
可是媽媽自己可真有點坐立不安的樣子。我看她把壁櫥里的衣服攤到床上，橫挑豎撿的，好像哪件都不滿意。節日前那個周末，她拉著我去了購物中心，不過這次可不是去會老朋友們，而是真的去「血拚」了。我以為她是要給自己買節日的新裝，可她一進中心的Macy』s百貨公司，就直奔兒童用品部而去。原來她是要給孫兒孫女買禮物呢！
這下可熱鬧了，衣服，文具，玩具，她看著什麼好也不看價錢，拿了就叫我抱著。很快我就抱了一大堆。可她不管不顧地繼續「拼」，直到我實在拿不下了才作罷。
最後，媽媽在這一大堆東西里再三斟酌，選定了兩套我看著並不好看更不實惠而價錢卻貴得嚇人的童裝，再加上幾樣玩具文具。到結賬處一算，竟然要三百多美元，而我們平時買一周的食品好像還沒有超出過二十美元！可是媽媽好像是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價錢一樣，拿出皮夾就付了錢。媽媽從來不用信用卡。我問媽媽還給不給自己買節日新裝，她猶豫了一下，說算了，就穿家裡的吧，那些衣服都很新的。
感恩節終於到了。那天上午，媽媽特意到店裡做了頭髮，修了指甲。吃了午飯，她也不像平時那樣假寐一會兒，而是開始折騰她那些挑出來的衣服。穿上脫下，換來換去，一會兒讓我看後面，一會兒讓我熨前面。我心裡直嘀咕，什麼衣服套在啤酒桶上也好看不了，不是嗎？不過咱厚道，又看在她兒子也邀請了我的份兒上，就沒說出口。
剛過四點她就開始等，然後就叫我下樓去看。我說接你的人肯定會上樓來，再說我也不認得，我下樓幹什麼？她想著也對，就沒堅持。看著她坐立不安，連上個廁所也豎著耳朵的樣子，心裡也有點不忍。因為自打我住進她家兩個多月了，從來沒見她兒子或兒媳來看過她。連電話也不多。老太太不定怎麼想她那寶貝孫兒孫女呢！
天黑了，都快七點了，媽媽的兒子才打發他家的保姆開車來接我們。保姆扶著媽媽，我提著，抱著她買的那堆禮物跟在後面上了車，差點忘了我自己的那兩隻小布老虎。
媽媽的兒子住在附近另一個富人區，他的豪宅在山坡上，周圍全是樹林，天黑也看不清是什麼樣的（媽媽兒子的故事另外再講）。
一進門，媽媽就叫她的寶貝們：「道倫，姚娜！快來讓奶奶看看！」十歲的孫子和三歲的孫女過來，在她臉上很響地親了一下，接過她送的禮物翻看一下，放到沙發上就算完事了。兩個孩子反倒是對我這個陌生人，以及我送給他們的布老虎興趣十足，上上下下，翻來覆去地看。
看得出來，媽媽有點不高興了，大概心裡酸得慌。我趕緊扶她坐下，問她要什麼飲料，才轉移了她的注意力。那頓晚餐到底吃了些什麼，我也記不清了，反正有烤火雞、土豆泥，和南瓜派是肯定的。回到家都十點多了，我想趕快讓媽媽洗完澡我可以睡覺。可是媽媽卻毫無睡意，一會兒說小姚娜長高不少，一會兒問道倫的鋼琴是不是彈得很棒，還不斷猜測他們最喜歡哪件禮物。
不幸的是，節後媽媽和她的老朋友聚會時，有人告訴她在購物中心看到她的兒媳在退她買給孩子們的衣服。這事引來老人們的一致躂伐。而我也認識到，原來婆婆和媳婦之間的戰爭，是世界各國共同存在的現象。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和媽媽變得熟悉起來。我在學校里慢慢認識了一些朋友，偶爾也會有一些朋友打電話到我住處來。幾次下來，就有朋友告訴我說，每次他們給我打電話，就會聽到話筒里有滴瀝卜洛的雜音，還有人的喘氣聲，問我聽到沒有。我怎麼會沒聽到呢？而且我很清楚地知道那是媽媽在另一個話機上偷聽我們通話！家裡的電話接兩個話機，一個在客廳，一個在媽媽的卧房。平時有電話我不接，因為多數是媽媽的。偶爾有找我的，都是媽媽接了後叫我，我去客廳接聽。
朋友說，在美國個人隱私是得到保護的，你不能容忍她偷聽你的電話！我想找我的多數是中國來的朋友，反正我們用中文通話媽媽也聽不懂，就隨她去吧。後來有一位認識不久的美國教授有事打電話找我，也發現了這個情況。我告訴了他是我的房東在偷聽，他非常生氣。
他第二次來電話時，一聽到媽媽偷聽弄出的雜音，馬上很嚴厲地問我：「除了你，還有誰在電話那頭聽著？知不知道那是侵犯他人的隱私權？我可以告那個偷聽的人！」他話剛說完，我們就聽到媽媽趕緊把她的那個話機掛斷了！我們通話結束後媽媽問我，打電話的男人是誰。我告訴她是系裡的教授。她很嚴肅地對我說：「你是結了婚的女人，美國有很多騙子，我要為你的丈夫看著你！」
聽她說得這麼義正詞嚴，振振有詞，我實在有哭笑不得的感覺。我很想問她一句：那多數時候給我打電話的都是女的，你不是一樣偷聽嗎？想想這多半是她的寂寞惹的禍，就忍了回去。
第二年開春，我在媽媽家已經住了有半年多，互相都熟悉了。有天晚上有人打電話給她。我聽她一直在叫「兒子」，問長問短的，還問紐約天氣怎樣。通話結束後我幫她洗澡時就八卦了一下，問是誰來的電話。媽媽說是她兒子保羅。
我有點奇怪，說除了泰德你還有個兒子啊？怎麼從來沒聽你說起過？媽媽說保羅住在紐約，又不在這裡，我怎麼會提起？我問那保羅家的孫子孫女你不惦記？老太太遲疑了一下才說，保羅單身，沒有家庭。本來還想問保羅為什麼不結婚，看媽媽猶疑的樣子，又記起美國人對隱私的重視，只好立馬打住了。
過不多久，聽說她兒子泰德開的一家紡織品店要關門打烊，需要一些臨時工幫忙（一些長工要找新工作，或者已經找到了新工作，陸續離開），那家店又離我們住處很近，我就問媽媽能不能和她兒子說一下，讓我去。泰德同意了，我就成了那家店的臨時工。
每天從店裡回家，媽媽都要詢問店裡清倉促銷的進展如何，倉庫里的東西整理得怎樣，那些要運到泰德擁有的其他店的設備之類運走了沒有……我發現媽媽對這家店的熟悉程度實在驚人，好像她才是那家店的經理！
在這家店關門前的最後一天，媽媽一定要跟我到店裡去，經電話徵得泰德的同意後，我就讓她去了。那天是我們最後清理該店的辦公室，把不要的文件之類處理掉。媽媽就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默默地看我們搬東西，清理辦公桌抽屜和公文櫃。我無意中看到她落寞的神色，眼睛裡似乎還有一點淚光。
因為忙，我也沒來得及細想媽媽為何會有這樣的表情，她和這家店又有怎樣的淵源。這時，一起幹活的利薩在一個櫥櫃的底下發現一個鏡框，裡面鑲著一張一美元的紙幣。她隨口問了句「幹嘛把一美元鑲在鏡框里？」我們都忙得沒加理會，誰知媽媽霍地站了起來，問「鏡框在哪裡？」利薩把鏡框遞給她後，她翻來覆去看著，嘴裡喃喃地說「就是這，我們店的吉祥物啊！」
夜幕降臨，累得要死的我扶著媽媽離開已經變得空蕩蕩的紡織品店回家，她懷裡緊緊抱著那個鏡框。匆匆吃完晚飯，我想幫媽媽洗個澡，早點睡覺。走到她的房間，卻看到她仍然在看那個鏡框。我就問了句：「為什麼您說這是那家店的吉祥物？」媽媽的回答讓我很吃驚。
媽媽說，當這家店在1970年代初開張時，她是這家店的第一批營業員之一。開門那天上午，她在店裡地上撿到這張一美元的紙幣，覺得這是個好兆頭，就讓泰德把它鑲在一個鏡框里，掛在了辦公室的牆上作吉祥物。
我算了一下，1970年代初，媽媽都已經七十多歲了，兒子是店老闆，又那麼有錢，她幹嘛還要去當營業員呢？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也許還有那天的感慨，媽媽第一次在我這個外人面前打開了話匣子。
原來媽媽是俄羅斯猶太人。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排猶運動使得她在二十歲那年背井離鄉來到美國。身無分文的她先是落腳在紐約，二十一歲嫁了人，生下兩個兒子，二十四歲丈夫就死了。不知是猶太人的傳統還是因為帶著兩個小孩的緣故，媽媽沒有再嫁人，而是自己含辛茹苦養大了兩個兒子。
媽媽說，那時她在工廠當女工，周薪兩美元，還不夠買食品的。為了餵飽兩個嗷嗷待哺的幼兒，她自己只能經常忍飢挨餓。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她的兩個兒子剛剛成人就被征入伍。大兒子保羅在巴頓將軍麾下，一直打到北非，受傷成了殘疾人，一輩子沒有成家，靠政府救濟金生活。小兒子泰德因為年齡偏小，沒有直接上戰場，而是留在後方作支援工作。戰後泰德複員，但因為所受教育有限（高中肄業），也沒法找到什麼好的工作。所以媽媽自己一直是個勞動婦女，靠辛勤工作養活自己。這樣的日子一直到小白球開始了中美之間的破冰。
也許是猶太人天生的生意本能，泰德成為首批和中國做紡織品生意的商人。那時中國急需外匯，對美國的生意人十分優惠。泰德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開始了他的致富之路。我們家附近的那家紡織品店是他開的第一家店。開始時他還沒多少錢，所以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也上陣做了他店裡的營業員。過去我總以為自己下鄉八年，吃過的苦夠多的了。可是和媽媽一比，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吃過苦實在不算是什麼稀奇的事。於是, 媽媽的節省，媽媽的小摳，媽媽對那家店非同尋常的感情，都變得可以理解了。
春天來了又走了，轉眼離我預定的回國日期只有一個月了。自打知道我快要回國了之後，媽媽就有點坐立不安，經常抱怨這兒不舒服那兒疼的。我知道她是擔心我走了沒人接替，她已經習慣的日常生活安排會被打亂，生病沒人知道。
我給泰德打了個電話，告訴他這個情況，希望他能再幫媽媽找個live-in。泰德答應了。但過了幾天沒見泰德那裡有什麼動靜。某天早晨我還沒去學校，媽媽突然說她心臟難受，要我馬上打電話給泰德。心臟難受可不是小事，更何況媽媽本來就是因為有心臟病才找的我嘛。我嚇得學校也不去了，趕緊給泰德打電話。那時我不知道碰到這種情況應該是打急救電話，可媽媽自己該知道啊！媽媽的兒媳倒是馬上趕了過來，開車把媽媽送去了醫院。可是好像沒過多久，兒媳就把媽媽送回了家，當著她的面告訴我說：「醫生說她沒病。以後她再說心臟不舒服不用聽她的。」
媽媽沒說什麼，但看她一臉的憤怒加無奈，我心裡也挺不是味道的。晚上我又悄悄給泰德打了個電話。告訴他也許今天媽媽的心臟確實沒什麼問題，但她要裝病也是因為擔心我走了沒人接替，想要引起你們注意。她那麼大年紀了，還是要體諒她吧。泰德應該很知道他太太的為人，第二天就打來電話安慰了媽媽一番，並且保證很快再幫她找個人。後來聽說是讓他自己家的保姆晚上睡到媽媽家作為解決方案的。
回國兩年後，我爭取到獎學金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博士學位，再次來到美國。到美國不久，我給媽媽打了個電話問候。誰知媽媽聽了我的名字後竟然一再追問「你是誰？誰？」這讓我頗為尷尬。可是她一面追問我是誰，一面卻又不斷說「別掛電話，說話，說話！」我很難過媽媽已經把我忘了，但又可以體味她那急切期望和人交談的寂寞。
過了幾個星期，我在一個周末特意搭車到她住的城市去看她。到她家見她不在，我熟門熟路地找到她過去周末和老朋友們聚會的購物中心。果不其然，她仍然坐在那裡喝她的免費冰水！我過去叫了她一聲「媽媽」，以為她會和在電話里那樣追問「你是誰」。沒想到她回頭見到我馬上叫起來「芭芭拉（我的英文名字），你怎麼來了？」她還不斷問她那些老朋友還記不記得我。原來，媽媽並沒有忘記我, 只是在電話里沒聽出我的聲音！
那次會面是我和媽媽的最後一次見面。因為學習緊張，我再沒去看過她，也沒再打過電話。直到一年多以後，我突然接到泰德的電話，告訴我說媽媽走了。泰德說，這就是人生啊。你工作，工作，工作，直到某天你干不動了，生命也結束了。
媽媽終年九十歲，死於心臟病。
玉米先生和玉米太太
玉米先生就是媽媽的小兒子泰德。因為他姓Corn，我們一般稱他為「康先生」。同時因為 Corn 在中文裡是玉米的意思，我和講中文的朋友提到他時就稱他為「玉米先生」。那麼玉米太太當然就是他的妻子，媽媽的兒媳。
我到媽媽家當live-in那年，玉米先生六十三歲，玉米太太才四十來歲，兩人相差二十多歲。他們的兒子道倫十歲，女兒姚娜三歲。
別看那時玉米先生已經是個大富翁，在舊金山地區擁有多家紡織品商店和不少房地產業，像媽媽住的那幢有四十多套高級公寓的樓就是他的產業之一，他卻是名副其實的苦孩子出身：出生不到周歲父親就去世，靠媽媽在工廠當苦工養大。十七歲剛成年就被征入伍，戰後卻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感謝他血統中的猶太人基因，讓他抓住了中美之間剛剛開始萌芽的商機，而終於脫貧致富，過上了好日子。業已立，該成家了。
儘管已屆中年，但有了產業就不怕沒有美女來就。聽說當時大家都看好的是一個來自荷蘭的女士。該女士比玉米先生稍微年輕一些，從玉米先生開始創業就是他的助理，工作很得力，據說人也很好。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玉米先生竟然捨棄這位荷蘭女士而娶了店裡一個比他小二十多歲的女店員！
聽說媽媽實在看不上這個女店員，反對得很厲害。但擋不住中年男人喜歡年輕漂亮妞的世界通例，兩個玉米還是成了家。而這也為後來婆婆和兒媳的不和埋下了隱患。
當我第一次見到玉米太太時，她已屆中年，談不上有多漂亮了。但我看到過玉米的結婚照，平心而論，年輕時的玉米太太確實還是挺漂亮的，難怪玉米先生會動心。如果再加上投懷送抱，那玉米先生是想逃也逃不掉的吧？
可憐的是那位荷蘭女士，辛辛苦苦幹到中年，共同打拚積聚的財富卻成了別人家的。好像是一氣之下不顧玉米先生的挽留，離開去了其它城市。
在要關門的那家紡織品店幫忙時，我經常可以碰到玉米先生。他個子不高，敦敦實實的；黑頭髮黑眼睛，長得挺端正。一般而言，除了生意上精明之外，玉米先生為人還是很好的。也許自己是苦出身，也許是自己的財富是靠和中國做生意積聚起來的，他對中國來的留學生或者像我這樣的訪問學者非常照顧。
除了我在媽媽家做live-in, 我的朋友燕子在他家做live-in （就是周末和節假日玉米家保姆不上班時照顧他們家的兩個小玉米）外，留學生寒暑假到他的店裡或家裡打個小工，掙點零花錢的也不在少數。他給錢很大方，一點也沒有傳說中猶太人的吝嗇。
在那家店的結束工作快完成時，有時他到店裡來就不讓我幹活，而是和我聊天。聊我上山下鄉的經歷，聊中國的改革開放，聊中國的政策和將來可能的走向，也聊我在美國看到的現象和我不解的問題。比如他的店從中國進口面料，有時又把面料運到其他國家製成成衣，再運回美國銷售。
我問他為什麼不直接在中國加工，可以省下運費。他告訴我說，低檔的衣物確實是在中國加工縫製的，但高檔衣物中國沒有那個加工能力。而且高檔面料他也有選擇，並非都從中國進口。比如高檔毛料，他只從中國進口單色的，不進口有條紋或格子的。原因是國外縫製西裝由機器開樣剪裁，各個部位的條紋或格紋必須對得上。中國生產的毛料很多時候達不到這個要求，在中國加工的衣物也無法達到這麼高的要求。十多年後，中國的紡織品企業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使中國成了世界的成衣工廠。當然這是後話了。
再比如，那家店結束時，把一大堆完全可以用的設備諸如櫃檯，貨架，衣架，以及一些餘下的布料都作為垃圾拋棄了。這讓剛從物質極度短缺，幾乎家家都很貧困的中國來的我吃驚得目瞪口呆。我問玉米先生為什麼把這些好東西全扔了。玉米先生給我算了筆賬：如果把這些東西全部運到其他店去，運費是多少；那些店原來已經配備了這些設備，運過去用不上還要找地方儲存，成本又是多少；這樣算下來運輸和儲存的成本遠遠超過如果真的要用而重新添置的成本。所以扔掉才是成本最低的辦法。
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實中學到的市場經濟中的成本—利潤核算，獲益匪淺。更讓我驚喜的是（誰讓咱是窮人呢，呵呵），玉米先生讓我在準備扔掉的零頭衣料和衣物中自己挑選，挑中的就免費送給我了。後來這些小塊的衣料被我做成了女兒幼時的衣服，因為樣式時髦，花式新穎，很得朋友們的讚賞。
在我看來，玉米先生什麼都好，唯獨過於寵愛兩個孩子不太好。也許是老來得子女（道倫是他53歲時生的，姚娜則正好是他60歲生日那天生的），玉米先生不像孩子的爹，倒像他們的爺爺。我看到過他把姚娜扛在肩上逗她笑，也看到過他在聖誕樹下給道倫準備的昂貴的禮物。那時姚娜還小，不會要這要那，可是對於道倫的要求，玉米先生幾乎是予求予取的。
在那家店結束營業那段時間，周末玉米夫婦來店裡，道倫常常會跟著來。他來到店裡會擺出一副很勤快的樣子，幫著擺貨物，整理衣架什麼的。我以為是玉米先生家教嚴格，要培養兒子從小知道勞動的重要，錢來得不容易。後來才從燕子那裡知道我的猜想也對也不對。玉米先生自己是苦出身，想讓孩子從小受點鍛煉的想法是有的，但真正實行，那個「爺爺」心態還是捨不得的。
道倫在家是什麼事都不幹的，還時時對保姆發少爺脾氣，玉米夫婦也不加管教。至於他來店裡的勤快，完全是因為玉米先生的獎勵起的作用。也就是說如果道倫在店裡幫半天忙，不管幹什麼，玉米先生就會給他二十美元作獎勵。重獎之下，必有表現是也。
有天中午，很多店員都外出吃午飯了。玉米先生過來問我能不能帶道倫到對馬路的快餐店去買點吃的。他隨手就給了道倫兩張二十美元的紙幣。我以為他是要道倫買三個人的午飯（玉米夫婦加道倫），可到了店裡才知道只是道倫一個人吃。那時因為要省錢，我很少外出吃飯，根本不知道怎麼點，所以就讓道倫自己點。道倫跑到櫃檯邊，七七八八點了一大堆，裝了兩個紙袋，兩張二十塊錢的紙幣沒找回來多少。回到自家店裡，這小子挑挑揀揀，這個咬一口，那個舔幾下，真正「消滅」的只有那杯飲料，其餘的都進了垃圾箱。看得我真是心疼不已，那可都是我們這幫窮留學生平時不捨得買來吃的東西哇！可擋不住人家爹媽有錢，東西買來就是喂垃圾箱的！
後來我聽燕子說起，說玉米先生經常在家叨叨，說他辛苦一生積累的財富將來肯定會讓道倫玩漂亮妞糟蹋完的。可是叨叨歸叨叨，寵溺歸寵溺。看來哪怕他的財富真的給兒子糟蹋光，他也心甘情願的吧？誰讓他自己從小吃苦，誰讓道倫是他兒子呢？！
對玉米太太的觀感可就截然不同了。時間長了以後，尤其是後來在店裡做結束工作那段時間，我發現不論是店裡的員工還是玉米家的朋友，對玉米先生都很尊敬，但卻沒有一個人喜歡玉米太太。倒不是現在人所說的因為玉米太太麻雀飛上枝頭作了鳳凰，所以大家對她羨慕妒忌恨，而是她這個人實在不討人喜歡。
我在店裡那段時間，最怕的就是聽到玉米太太的嗓音，又高又尖又薄，好像一把鈍刀要使勁在肉皮上刮下幾兩油來。常常是她人還沒進店，那麻雀般鴰噪的聲音已經飛了進來。等到她人進到門裡，整個店裡就只聽到她一個人的聲音。不是責備某件商品擺得位置不對，就是呵斥哪位員工動作太慢。那言辭之尖刻，態度之跋扈，純然是在不斷地提醒著人們：我是這裡的主人！
有一次她來時我正在給一位顧客剪布料。我按照國內布店的規矩，先量好尺寸，然後把布料折過來對齊，再在折縫處剪開。我剪到一半，玉米太太走過來看見了，那個尖嗓門馬上又高了八度：誰讓你這麼剪啊？我從來沒看見過這樣剪的！你給我好好看著！說著她一把扯過我正在剪的布。把折起來的部分攤開，然後就憑著肉眼直接往前剪。不知是不當營業員太久還是原本就技藝不精，她剪得完全離開折縫斜出一大截去。還好她是往多的那一面斜的，買布料的顧客沒說什麼。等玉米太太一走，她輕聲對我說：我喜歡你的方法！那一頭長出來的部分我又沒有用！
當然啦，店是人家的，人家要多給顧客一個三角的布料，不干我什麼事。但要是她是往少的一頭斜的呢？顧客不是吃虧了嗎？會不會吵起來呢？唉，那也不干我的事，當主人的賠人家就是了。只是這麼「敗家」的店主，可真不讓人敬重！因為我不是店裡的正式員工，只是來幫忙的，加上玉米先生對我這個大學的交流學者挺客氣，玉米太太沒再追究就過去了。
在玉米家的紡織品店幫忙
午飯時，一起幹活的艾米悄悄告訴我，說玉米太太每次來都是來挑刺的，好像不罵罵員工就白來了。尤其是女的員工，幾乎每個人都曾被她罵得狗血噴頭，有的就辭工不幹了。她自己之所以還留著，是覺得玉米先生人不錯，對員工很照顧。她因為家裡孩子小不願意做晚班，玉米太太幾次挑刺，都是玉米先生安撫下來的。
這個店關門後，玉米先生還把她安排到另一家店去，所以她很感激。艾米很神秘地告訴我：玉米太太自己是取代那個荷蘭女士坐上女主人位置的，大概心裡害怕別的比她年輕的店員會搶去她的位置，才老是給女員工下馬威。別看艾米年齡不大，她的見解倒真是一針見血呢。
我和燕子說起我對玉米太太的不滿，不解除了年輕漂亮之外，精明的玉米先生究竟看中了玉米太太什麼，讓他舍那位荷蘭女士而娶了玉米太太。燕子告訴我，別看玉米太太在店裡咋咋呼呼，尖酸刻薄，大擺主人的臭架子，在家裡可是啥都不是。哪怕玉米先生咳嗽一聲，她都要小心翼翼好半天，想弄明白那聲咳嗽是不是玉米先生對她有什麼不滿。玉米先生要是說聲家裡哪個地方沒打掃乾淨，來不及等第二天保姆來上班，玉米太太會自己趕緊趴在地上直到弄乾凈為止。有時候她要對玉米先生進什麼言，自己不敢說，還得來求燕子轉達。因為玉米先生根本看不起她，對她的進言常常不屑一顧。
原來，玉米太太在人前的威風是在掩蓋她在家裡的卑微，想從別人那裡得到在自己丈夫那裡得不到的尊重。那她又是為什麼要忍受這樣卑微而沒有尊嚴的生活呢？燕子告訴我說，玉米太太來自一個愛爾蘭的新移民家庭。家裡很窮，她自己沒受過多少教育，所以只能在玉米先生的店裡作營業員。她的弟弟也沒有什麼好工作，直到後來她嫁給玉米先生後才在玉米先生的公司里得到一個職位。尤其是近年來，玉米太太的母親因中風而癱瘓，需要請二十四小時的護理。玉米太太姐弟根本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來支付這樣的護理，一切費用都是玉米先生支付的。
燕子說，我現在理解為什麼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婚姻都是金錢關係了！看來玉米太太也挺可憐的，為了自己和自己家庭的貧窮，不得不忍受沒有尊嚴的生活。而玉米先生的猶太算盤也夠精的：因為對方在經濟上依賴於他，他可以放心地讓太太為他生兒育女，而不必擔心太太會離他而去，或者會搶班奪權，卷了他的財產！
我再次來美攻讀博士學位時，還和玉米先生通過幾次電話。媽媽去世的消息就是玉米先生通過電話告訴我的。後來聽說是因為道倫上高中了，姚娜也要上學了，玉米先生嫌加州沒有好的私立學校，加之紡織品業逐步讓位於成衣業，玉米先生關閉了他在加州的多家紡織品店，舉家搬去了紐約。自此我和玉米家失去了聯繫。屈指算來，玉米先生要是還在世，該有九十歲了。道倫則該是三十多歲的成年人了。希望他繼承了玉米家的事業，沒有把他父親辛勞一生積聚的財富糟蹋掉。
「老猶太」戴維
戴維就是我住在媽媽家時給我打電話，覺察到媽媽在偷聽而提出警告的那位大學教授。他是我當訪問學者的那所大學的教授，教國際商務。我們是在一次學校組織的活動中認識的。當時他急切想在自己的課程里加入中國方面的內容，而1980年代中期，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還極其有限，能夠得到的信息也不多。所以當知道我是中國來的訪問學者後，有點喜出望外的意思，幾次打電話來邀我共進午餐, 差一點讓媽媽誤以為是不懷好意的獻殷勤者。
除了我剛到這所大學時學校的國際交流部主任請我吃過一次飯外，這還是我第一次單獨和美國教授一起吃飯。地點約在學校的食堂。戴維問我要吃什麼，我回答說要吃正宗的美國餐。我的回答讓戴維笑了起來，說這世界上就沒有「正宗美國餐」這種東西。美國的食品都是從其它文化中借鑒來的，除非你認為印第安人的食品才算是正宗美國餐。我讓他笑得有點不好意思，不過倒也打破了開始時的拘謹。
那天到底談了些什麼實在是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們吃的是披薩。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披薩，覺得好吃得要命。記得我還鬧了另一個笑話，就是吃披薩時一本正經地按國內培訓時教的方法笨拙地用著刀叉。這次戴維沒有笑，也沒有指出。還是後來在美國時間長了，才回想起自己當時的模樣該有多麼可笑！
戴維大概四十多歲，個子不高，金褐色頭髮藍眼睛，挺英俊的。他在系裡的辦公室經常有學生來訪，看來和學生的關係挺不錯。為了感謝我幫助他尋找他所需要的資料和提供的第一手信息，戴維邀請我周末到他家吃飯。戴維的家離媽媽家並不遠，十來個街口吧，在同一個富人區。只是他家在山坡上，看出去視野比較廣闊。那是棟兩層樓的獨立屋，很大。除了面積不小的書房，客廳，餐廳之外，有五個卧室和三個全套的廁所。
說是請我吃飯，其實吃的東西都是叫的外賣，三明治，蔬菜沙拉什麼的。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戴維的太太是另一所大學的教授，教政治學的。高學歷加上出身富家，所以對家務既不擅長更無興趣。要請人吃飯，為了不顯露自己的短板，還是叫外賣比較保險。和戴維相比，他的太太喬安有點顯老，亞麻色的頭髮，戴一副框看著有點大的眼鏡，給人的印象比較接近書獃子而缺少中年婦女該有的嫵媚。戴維有兩個正上上小學的女兒，一個十一歲，一個七歲。她們的外貌不隨她們的媽，而是繼承了戴維的基因，兩個都是金髮藍眼，雪白的肌膚似乎吹彈得破，真可謂如花似玉。兩個長得很相像的女兒，性格卻南轅北轍。大女兒蓓姬活潑好強，小女兒莎拉害羞文靜。
那天的午飯雖說沒什麼吃的，但我和戴維夫婦相談甚歡。戴維的太太對中國也很感興趣，我們談到很多問題。我發現當我們在談嚴肅的學術問題時，喬安突然變得生動而優雅了。她原來對西藏問題有她的看法，但聽我說到西藏曾經的奴隸制時，馬上表示她不了解這個情況，要進一步閱讀和學習。我想，像這樣不被先入為主的印象所左右，孜孜不倦地學習和追尋真相的態度，才是一個成熟而嚴謹的學者該有的素養。
飯後，戴維帶我到屋子外面的院子遊覽。房子周圍的院子很大，種著不少果樹和花。讓我奇怪的是還有不少地方種著蔬菜，黃瓜、西紅柿、西葫蘆，果實累累，生菜和洋蔥也長勢喜人。戴維說，果樹蔬菜像花卉一樣會開花，花開之後還有果實收穫，何樂不為呢？聽著這「猶太生意經」，我猜想戴維和媽媽以及玉米先生一樣，也是個猶太人。
問題是喬安不喜家務，尤其是炊事，戴維種的蔬菜在家裡沒有多少銷路，所以他經常帶自己家種的蔬菜來送給同事。後來熟悉了，他也送我。一開始我把他送的蔬菜帶回家，媽媽吃到不花錢的新鮮蔬菜很高興。問我哪兒來的，我不小心說出是戴維送的，結果又招來媽媽懷疑他在給我獻殷勤。後來戴維再送我，我乾脆直接送到原來的室友那裡，請他們吃了。
某天傍晚，我正在給媽媽準備晚餐，忽然接到戴維打來的一個電話。他聽上去挺著急的，問我晚上有沒有安排。我說沒有。他問晚上能不能去他家做他兩個女兒的baby sitter。他說他和他太太晚上要去看歌劇，原來說好的baby sitter突然來電話說是感冒了，來不了。
美國的法律規定14歲以下兒童不能單獨留在家中，否則即是違法。他們離家時間馬上要到了，baby sitter還沒有著落，挺著急上火的。我問babysitter 要做些什麼事。他說就是陪著兩個女孩做功課，完了看會電視，看著她們準時上床，然後就是等他們夫婦回家。大概是我回答前猶豫了一下，電話那頭的戴維馬上來了句「我們付你錢。5美元一小時。」
天，其實那時的我還沒有習慣商品社會的等價交易原則，總覺得這就是給朋友幫個忙，根本沒有想到過錢不錢的事。只不過覺得要和媽媽商量一下，畢竟照顧她才是我的責任所在。所以我說讓我問一下媽媽同不同意再回他電話。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媽媽在接電話時已經聽出這就是那個在電話里責備她侵犯他人隱私權，並威脅要告到法院的人；還是覺得這事會損害她的利益，因此絕對不可容忍；反正我一開口說這事，媽媽斬釘截鐵一口回絕，毫無商量的餘地。我只得打電話告訴戴維我去不了，因為媽媽不同意。
聽得出戴維很不高興，但又說不出什麼。因為確實是我和媽媽之間的交易關係存在在先，我不能背約再去接受他們的交易。後來我一直沒敢問他們那晚到底去沒去看歌劇，要是他們沒去成的話，我的心裡總覺得有點歉意。
再後來，和戴維越來越熟，有時就會交流下自己的人生經歷。這時我的猜想得到證實：那就是戴維是猶太人。戴維告訴我，他的父母原來是居住在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二戰期間納粹的排猶浪潮逼使他的父母逃離了家鄉，顛沛流離。當時他才三四歲，懵懵懂懂，不知有多大的危險在迫近。
直到有天早晨，父母給他換上他最新的一套衣服，給他梳理了頭髮，然後兩個人抱著他不斷親吻。他不解地看著父母流淚，不知道那天他們為什麼那麼反常。一家三口就那樣待在家裡直到天黑，可什麼也沒發生。戴維說，直到二戰結束，他也長大了一些，父母才告訴他，那時他們都擔心自己將被送進集中營，生死未卜，不忍心讓幼小的戴維一同遭遇此種命運，所以和一家非猶太人說好，把小戴維送給那家人家。那天是那家人家預定來接小戴維的日子，他們以為此生再也不能見到自己親愛的兒子了。
可是，也許是那家人家害怕納粹的淫威，怕一旦被發現自家跟著遭殃，所以臨時改了主意，沒有來接小戴維。這樣一來，小戴維才算逃脫了骨肉分離的慘景。戴維和他父母在殘酷的排猶和戰爭中生存下來，二戰後流落到以色列定居，只是家產盡失，成了赤貧的難民。靠著他父親做點小生意維持一家溫飽。
轉眼到了1960年代中，戴維大學畢業了。父親覺得他留在以色列未必有好的前途，希望他能到美國深造。他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管理學院錄取。父親賣掉在戰時幾乎餓死都沒捨得賣掉的手錶，再向朋友借貸才算湊夠了他的旅費。戴維說他就帶著一隻小箱子，裡面裝著一套西裝，兩件襯衫，還有幾件換洗的內衣褲來到美國。
他知道父母已經竭盡所有，無法再支付他繼續求學的費用，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力更生。他說他在學校只選下午到傍晚的課，下課後做完功課匆匆吃點東西，就要趕到一家罐頭工廠打工。那份工是大夜班，每晚10點到次晨6點。下班後回家睡上四個小時，11點再趕到學校食堂打兩小時工，可以享受一頓免費午餐。
靠著這樣辛苦勞作，他支撐著自己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這樣的生活他堅持了兩年多，直到考上博士生，有了當助教的工作才告一段落。我問他苦不苦，他說當然苦啦。那時最盼望的是長周末，除了完成作業外還能好好睡一覺！
我和他開玩笑說，你忙成這樣，連談女朋友也沒時間了吧？他哈哈大笑，說談女朋友總是可以找到時間的。他後來給我看過一張照片，是個年輕的金髮美女，真的非常漂亮。戴維說這個是他在罐頭工廠打工時的工友，也是女朋友。他下班送女孩回家，女孩上班給他帶吃的，就是「談朋友」的經歷了。
那後來呢？後來就碰到喬安了。聽上去好像是喬安倒追的戴維，誰讓戴維長得那麼帥，而喬安貌不出眾呢？大概我流露出了那種覺得喬安不如前一個女友好看的意思，戴維告訴我說，他沒得選擇。他說他的前女友和他一樣出身貧家，所以才會和他一起在罐頭工廠上夜班，白天在社區學院學習。而喬安則出身富家。父親是全美著名的西爾斯百貨公司的西部總經理，在聖地亞哥的家裡有室內游泳池，還有養馬房。喬安也是伯克利的博士生，而且還比戴維高兩級。
戴維說，你想啊，要是我選擇了前女友，我們倆就必須從頭奮鬥，我得養她，以後還要養孩子，我父母年老了我還要幫助他們，我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我的孩子也會和我一樣從小受苦。我可不想再過這樣的日子了。但是選擇了喬安就是另一個故事了。至少我不用養她，她將來的工作不會比我少賺，她家也不用她幫助，我就可以多幫幫我父母。而孩子，有這麼有錢的外祖父母，也肯定會過上好日子。於是，戴維就「猶太」了一記，嫌貧愛富去了。
聽到戴維說這些，老實說心裡有點不是味道。但想想他從小到大受的那些苦，又覺得無法責備他的選擇。不過從知道這些以後，戴維的名字前被我加上了「老猶太」三字。既是調侃，也是因為叫戴維的熟人比較多，加了「前綴」好區分。
選擇喬安的好處顯而易見。我認識戴維一家時，戴維到美國不過二十多年，卻已從赤貧轉為超小康了：他在舊金山灣區有四套房。除了自家住的那棟獨立屋之外，還有兩棟小一些的獨立屋和一套兩室的公寓房，都出租給別人住。夫婦倆人都在大學任教，兩個女兒上私立學校。聽說因為是獨子，他還曾經把父母接到美國養老，無奈兩位老人不會英語，在美國住不慣，死活要回以色列。戴維只好讓他們回去，自己每隔一年帶全家去看他們一次。
我沒問過他是否給與老人經濟支助，估計也是有的。選擇喬安的不好之處卻沒有那麼顯而易見，都是我通過蛛絲馬跡體會出來的。比如戴維曾經抱怨，說喬安從走進家門開始扔東西，先是她的包，接著是脫下的高跟鞋，連襪褲，外套……一路走一路扔，從車庫直到卧房。估計長於富家的喬安自小有保姆打理家務，根本沒有自己整理的概念。
戴維說一開始是她扔我撿，把東西放到該放的地方。誰知兩個女兒隨她們的媽，也學得一路扔東西。結果成了三個扔一個撿，還撿不過來，所以乾脆不撿了。宗教信仰恐怕也是個問題。我去他們家吃飯那次，餐前戴維和兩個女兒用我聽不懂的語言（應該是希伯來語）作禱告，喬安就坐在一旁沒有參與。看來一家四口信奉的是兩種不同的宗教，戴維肯定要堅持他的女兒們和他一樣信奉猶太教，而喬安估計是基督徒。好在雙方互相容讓，沒有使這個成為婚姻的破壞因素。
至於第三條不好之處，則是非常的隱秘。記得有次我從學校回家比較晚，看到戴維的辦公室還亮著燈，就過去看了下。看到他還在看東西不像要走的樣子，就問了聲「還不走？」戴維回說家裡沒人。喬安帶兩個女兒到聖地亞哥她父母家去了，她父親生日。
我問他幹嘛不一起去。他開始推說系裡有事，後來又帶出一句：不想去，沒意思。想起聽戴維說過喬安的兄弟們都是大公司的主管級人物，應該都很有錢。喬安是家裡唯一的女孩，從小很受寵愛。沒成想看上了他這個一文不名的窮小子，又是猶太人。大概喬安和戴維的婚事在她家裡並不受支持，只是父母擰不過女兒，只好隨了她。但在家庭聚會時戴維感受到的也許就是有距離的客氣，使他覺得無形的壓力而無法真正融入這個家庭，成為其中一員。
我和「老猶太戴維」一起參加會議
在認識戴維以後，他曾多次鼓勵我留在美國繼續深造。在他看來，留學然後移民美國是他人生轉折和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回國後和戴維一直保持著聯繫。兩年後我申請到伯克利攻讀博士學位就請戴維給我寫過推薦信，還請他幫我修改過申請的自我陳述。
我再次來美後，因為和戴維不在一個大學了，來往就少多了。除了他小女兒莎拉13歲生日按猶太習俗辦成年禮我們全家應邀出席外，幾乎就沒有再見過面。不過每年年底，我們都會互通一張新年賀卡，交流一下各家一年來的經歷和成長。
我由此知道，戴維的大女兒蓓姬繼承母親的專業，在耶魯政治學專業從本科一直讀到博士，現在在大學任教。小女兒莎拉則繼承了戴維的專業，學的經濟管理，從普林斯頓畢業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顧問。兩個女兒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家庭。
年逾七十，有大學終身教職的戴維和喬安也減少了工作量，更多地外出旅遊。2011年兩人去了西藏，據說還去登了珠峰（當然登頂是不可能的了）。喬安終於可以自己親眼去看一下她所關注的西藏；而戴維，看來不再需要為豐富他講課中有關中國的內容而想方設法辛苦搜尋資料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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