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歷史研究】高能激勵的罪惡：哥倫比亞政府軍的殺良冒功

原標題：【量化歷史研究】高能激勵的罪惡：哥倫比亞政府軍的殺良冒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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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夢睡虎地秦簡·封診式·奪首》記錄了軍吏甲目擊士兵丙企圖刺殺士兵丁，奪其所斬敵首級搶軍功的案件

國家能力的缺失，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內亂和經濟落後的根源。國家構建是擺脫此種困境的重要途徑。如何進行國家構建呢？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觀點來自亨廷根，他基於韋伯關於國家最重要的特徵是對其領土內暴力合法壟斷的概念，提出暴力壟斷應先於國家能力的其他方面發展而優先建立。這種所謂「政權優先「或是「穩定優先」的策略，被很多內亂國家的強勢領袖所青睞。然而，國家能力是多維度的，除了軍事控制外，還包括財政、行政、司法等其他能力。單純強調軍事優先，而忽略國家能力其他方面的建設，最終能否形成國家能力，令人質疑。

Acemoglu等人最新工作論文「The Perils Of High-Powere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olombia"s False Positives」關注哥倫比亞內戰時期的國家構建問題。作者通過使用2000-2010年的追蹤數據發現，在總統烏里韋執政時期，政府軍內實施的高能激勵政策，因受制於國內較弱的司法環境，令急於晉陞的軍人傾向於殺良冒功，反而加劇惡化國家司法制度和地方安全。

哥倫比亞的世紀內戰始於1962年，以2016年政府在哈瓦那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達成歷史性的和平協議為結束標誌。其中，2002年至2010年是總統烏里韋的在任時期，新政府摒棄了前政府對國內反政府游擊隊所採取的和談政策, 採取以軍事進攻為主的策略。在一系列強有力的軍事重壓下，哥境內兩個反政府左翼游擊隊：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和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均受到嚴重削弱，右翼非法武裝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的力量也被瓦解。

總統烏里韋成功推行「民主安全政策」的背後，是在軍隊實施的高能激勵政策，即殺匪獎賞制度，殺游擊隊員，賞假期、金錢、升職等。由於新政府募兵擴軍，而軍隊晉陞機制令高級別將領短缺，出現大規模「低配」現象，領上校軍銜的軍官被授予等同於，原將軍軍銜的軍官所承擔的軍事職位。從聯合國人權組織等調查資料顯示，正是這批分布在哥倫比亞各地做著將軍夢的上校們，在殺敵記功的晉陞激勵下，有預謀的組織手下士兵，殺害平民冒充游擊隊員領軍功（見圖1）。

圖1 2000-2010年累計被蓄意謀殺的平民數量分布圖（單位：每十萬人）

數據來源：CINEP和DANE

同時，哥倫比亞的司法體系對軍隊殺民行為亦負有失察責任。國家司法體系中的最高檢察院的駐地方機構、地方法院、地方律師以及軍事法庭，在審理 「誤殺平民」案件中所表現出來的推諉、包庇、腐敗等失職，讓急於立功受獎的上校們更加肆無忌憚，甚至僱傭黑社會組織，尋找合適的「游擊隊員」、恐嚇威脅證人，破壞國家司法制度和地方安全。

缺乏司法約束的軍事高能激勵政策，直接導致官方記錄的殺良冒功案件數同期激增。直到2008年媒體的曝光，死亡數字才開始下降。據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測算，被殺平民多達5000人左右。

作者將Holmstrom 和 Milgrom(1991)的多重任務委託代理分析框架擴展，在本文理論模型中，軍隊作為代理人能殺匪，助委託人政府建立暴力壟斷；也可殺民（殺良冒功），取決於其所在司法環境的強弱程度。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理論假設：（1）關於殺民行為。脆弱的司法體系，讓軍人更容易掩飾戰爭罪行，所以高能激勵下的軍人，會有殺良冒功的傾向；（2）關於殺匪行為。司法制度的好壞對殺匪行為的影響，無法判斷，但高能激勵下的軍人，會剿滅更多的游擊隊員立軍功；（3）關於司法制度。處於弱司法環境中的軍人，在高能激勵下，能夠進一步侵蝕司法體系，便於其殺民，導致地方司法和安全的惡化。

為驗證以上假設，作者利用CINEP和Inspector General兩個資料庫，統計出2000年至2010年（按軍隊授銜時間以半年為界劃分時段）、哥倫比亞各行政區劃地區發生的殺民次數或人數，殺匪次數或人數，以及對應時間點的地方司法無效率指數（用司法系統公職人員的投訴占整個司法部門投訴的比例計算）。此外，作者還查閱了哥倫比亞軍隊網站等公開資料，以獲取各地「低配」軍職的信息：軍隊指揮官的軍銜身份（區分上校還是將軍），或是計算所有上校領軍的旅數佔地區總旅數的比重等。

初步統計結果顯示，哥倫比亞政府軍在2003年之後，「低配」軍職現象增長。例如，歸入上校指揮的旅數佔地區總旅數的比重平均從10.6%上升至26.8%。在2003-2008年，總統烏里韋推行高能激勵的軍事政策發生作用時期，無論以次數還是人數測算，殺民行為激增，而同期殺匪行為卻降低（見圖2和圖3）。

圖2 1988年至2011年殺民的次數和死亡人數圖

（數據來源：CINEP，圖中的實線為次數，實線為人數，均以半年計）

圖3 1988年至2011年殺匪的次數和死亡人數圖

（數據來源：CINEP，圖中的實線為次數，實線為人數，均以半年計）

進一步實證分析，在加入時間、地區、地理、社會、經濟、歷史等控制因素以及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後，作者有以下發現：

（1）關於殺民行為。在實施高能激勵時期（2003.1-2008.2）的地區，隨著上校為指揮官人數的增加，在初始司法環境弱的地區，不論是以次數還是人數計算，殺民行為均有顯著增長。

（2）關於殺匪行為。在擁有更多「低配」上校指揮官的地區，受高能激勵，殺匪次數與人數都是顯著增長的。地區司法無效率指數的係數為負，顯示在司法制度差的地區，上校們更願意採用殺良冒功的行為，而非冒更大風險作戰立功，解釋了上圖3中殺匪數量下降的原因。

（3）關於司法制度和地方安全。實施高能激勵的時期，在上校領軍較多的地區，地方司法無效率指數顯著增長。更糟的是，在上校領軍聚集的地區，來自反政府軍和游擊隊的襲擊顯著增長，甚至持續到2008年之後。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軍的殺民行為，導致民眾對當地司法制度和軍隊喪失信心，反而增強了叛軍的力量。

最後，作者在結論中指出，長期內亂國家通常的做法是，先寄期望於高能激勵政策，增強軍隊作戰能力，平定叛亂；形成合法的暴力壟斷後，再完善行政、財政、司法等其他國家機構，完成國家構建。本文所研究的哥倫比亞內戰案例顯示，這類國家落後的司法制度，不能對軍人的犯罪行為形成有效的制約，導致軍事激勵適得其反；應當將強軍政策與國家其他制度建設同步實施，才能形成真正的國家能力。

文章來源：Daron Acemoglu, Leopoldo Fergusson, James A. Robinson, Dario Romero, Juan F. Vargas,. 2016 , The Perils Of High-Powere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olombia"s False Positives,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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