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浮出歷史煙雲的長平之戰 ——《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53）浮出歷史煙雲的長平之戰 ——《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在《史記·白起王翦列傳》中被濃墨重彩渲染的戰國時期著名戰役「長平之戰」，其作戰原因、經過和結果大體如下：

戰國末期，秦伐韓國上黨地區，上黨守將馮亭以上黨地區降趙，趙國採納平原君（戰國四公子之一）意見納上黨而出兵御秦，從而與秦國兵戎相見於長平。

作戰過程中，秦趙兩國各自兩換主帥，秦始用宿將王齕而後用「戰神」武安君白起，趙先用名將廉頗而後用「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結果趙軍全軍覆沒，被秦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這場戰役因為從根本上改變了戰國後期兩強秦、趙兩國的實力對比，為秦國最終統一中國掃清了障礙，所以成為中國戰爭史上最著名的戰例之一。加上司馬遷用他極為嫻熟優美的「春秋筆法」，「生動」記載整個作戰過程，「形象」描繪了廉頗、白起、趙括、平原君趙勝、秦昭王、趙孝成王、范雎等大量戰國名人，留下了「紙上談兵」、「利令智昏」、「遠交近攻」等文化遺產，所以數千年來常常被歷代政治家、軍事家和鄉村巷裡津津樂道。近代以來，無論是軍事科學院所編著的《中國軍事通史》，還是台灣「三軍大學」所編著的《中國歷代戰爭史》，在論及「長平之戰」時，都全盤引用了《史記》中的記載，稱長平之戰秦國「戰神」白起誘敵深入，以五千人穿插分割四十五萬趙軍，以二萬五千人攔截撤退趙軍，最後「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白起封號）」，白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然而，近代以來，隨著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和考古學的最新發現，不少歷史和軍事研究學者對這場著名戰例開始投以越來越多的質疑目光，本文即在此基礎上試圖還原這場戰役的真相併探討其中的現實意義。

其一，當戰國未期，七國之間長年交兵，國無寧日，人口凋敝，當時七國總人口不過2000萬人左右，秦趙兩國，都不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區，是時趙國總人口不超過三百萬人，如果減去一半女性，減去年15歲以下的兒童和40歲以上的老者（當時人口平均壽命不超過50歲），剩下的青壯兵員，至多約五十萬人。而這五十萬人即使全部服役，還有一部分要駐守邊疆、都城邯鄲和其他城池，若是長平一戰就被坑殺四十五萬之多，則趙國必將無兵在隨後的都城邯鄲保衛戰中堅守兩年並最終挫敗秦國進攻；而且又在邯鄲解圍後的次年主動出擊，擊敗信梁率領的秦軍。再分析當時的秦國。史證其時秦國內人口至多不超過500萬人，按照《史記》記載，戰爭後期秦昭王親赴河內部署作戰，「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即使這樣傾國出動，也難以湊齊可以與趙國四十五萬大軍抗衡的數十萬大軍。而且，按照「戰神」白起自己的說法，長平之戰秦軍本身傷亡過半：「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假設秦軍總兵力與趙軍相當，約四十五萬，那麼在趙軍投降前秦軍就已戰死了二十餘萬。在這樣的兵力對比下，趙軍不可能以四十萬降二十萬；而按照《孫子兵法》中「十則圍之」的原則，秦軍必須以總兵力100萬才敢於包圍剿殺趙軍，但如果按照白起的說法，到趙軍投降時秦軍就已「傷亡過半」死傷50萬人，也就是說趙軍以5萬人傷亡代價，就使秦軍損失50萬人，如此一來趙軍為何要投降？

另而言之，勝利一方秦國以「六十萬兵力」勞師遠征（作戰地域長平距秦軍首都咸陽有千里之遠），在遠離國土的形勢下竟能連續作戰達兩年之久。在冷兵器時代，軍隊作戰，確保後勤供應的通常作法是以「三民餉一兵」。據《資治通鑒》記載，隋煬帝一征高句麗時，用兵「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就是說有二百餘萬人負責糧草供應；宋朝時《夢溪筆談》中亦記載「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更使「保障人員」增加到五六倍之多。如果秦軍真如司馬遷所記載的那樣，投入數十萬「銳卒」參戰，按照每個士兵平均每天吃兩斤糧食來計算，每天就要消耗一百多萬斤糧食（其中還不包括數萬馬匹的巨大消耗），而這樣的後方供應，在當時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下的情況下是絕難實現的。況且，當時秦國「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在國內只剩下老弱病殘進行農業生產，又怎樣能滿足如此巨大的糧食供應呢？由此亦可旁證當時兩軍參戰兵力遠非《史記》所載那麼多。

其二，以《史記》描述，當趙括率五十萬趙軍迎敵之時，白起敢於僅用二萬五千人去堵截趙軍撤退，以五千騎分割穿插趙軍中路。以冷兵器時代作戰原則而言，這樣的兵力運用無異於以卵其石，不但難以達到分割諾大戰場的目的，更會給趙軍以反包圍、反分割的機會。趙括即使只會「紙上談兵」，在這樣的形勢下又怎麼可能聽之任之？而且，《史記》亦承認趙括是在親自率軍突圍時被「射殺」而亡，可見其作為統帥還是極其英勇地戰死於沙場，並不是《史記》留給後世的「書生印象」。而且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兩國交兵，並沒有今天的戰爭法和交戰規則，尤其是在急於立功建爵的秦軍「銳卒」面前，一旦投降就意味著被斬首（按當時秦律，士兵只有斬首敵軍才能獲得爵位，因此秦軍勇於殺敵，不尚受降），所以四十萬「燕趙悲歌」之士在主帥英勇戰死的情況下投降的可能性很小。同時，鏖戰兩年之久的秦軍士卒也不允許主帥「坑殺」如此多的代表著許多爵位的「首級」。另外，對照其他各類史料，趙軍主帥趙括其實並非如《史記》所言的只會「紙上談兵」，之前的他恰恰是一位英勇善戰、多次立下戰功的有勇有謀的良將。他在長平之戰中選擇主動出擊其實基於三個方面的「無奈」；一是趙軍糧晌不斷、後勤供應中斷，不主動出擊亦是死路一條；二是趙軍最高統帥趙王急於與秦軍決戰，不惜為此臨陣換將，且換趙括為帥的目的就是儘快與秦軍決戰；三是廉頗在戰爭前期錯誤戰略（見本書下篇《並非「名將」的廉頗：歷史的悲情錯位，千年的認識誤導）而導致的敗軍頹勢。

其三，從今天的考古發現也可以證明，埋藏於長平古戰場上的屍體大多是在身著甲衣、手持武器狀態下被埋藏於地下，可以實證是「戰死」而非「坑殺」，且數量僅有數千人，絕無「四十萬」之多，亦可證明此戰的記載確實充滿了「水分」。當代歷史學者邵服民先生在亦認為秦「斬首虜四十五萬」是可疑的；他指出秦軍是為攻韓薄弱地區上黨而來，並非來打一場殲敵數十萬人的會戰，趙亦不會為此一役發空國之兵；趙軍被分割為二，不能迂迴騰挪，說明地形險要而狹小，實地考察長平之戰發生地冤谷（谷口），雖比《寰宇記》所稱「六十步」略大一些，但在此坑殺40萬眾絕難實施，「白起或未有殺降……或殺降數目距四十萬人相去甚遠」。

其四，站在遙遠的今天綜合分析，趙軍在軍事上的最終失利，根本原因還是趙國在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對比上已經遠遠落後於泰國。無論是趙王的戰略指導，還是廉頗的屢戰屢敗；無論是秦國的離間計，還是趙括的錯誤作戰指導，其背後都根源於綜合國力的強弱對比和軍事力量的優劣異勢。尤其是秦國在商鞅變法後曆數代有為之君的長期經營和所向披靡的戰爭實踐，統一天下的國家意志已經堅如磐石，舉國動員的戰爭機器和軍事體制已非趙國等其他六國所可抵抗。

另外，在這場戰役的記載之後，司馬遷站在趙國的立場上，將趙國的最終失敗歸結於平原君的「利令智昏」，也反映了司馬遷本人對當時「國際局勢」的認識局限性以及軍事戰略上的錯誤估計，值得在此述而辯之：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司馬遷在《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里，如此評價當初建議趙王接受上黨投降的平原君：「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

站在遙遠的今天，按照「旁觀者」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場著名的戰爭，我們不由為平原君叫屈。何以？當戰國之末，以秦之強，中原大地獨趙國之軍事實力可與之抗衡，韓國共鄰於趙秦，以其之具有戰略意義之上黨地區（秦國東出中原的要地），加之於秦，則秦愈強；加之於趙，則趙於秦之劣勢為之減弱。且趙之得上黨十七城，非得地也，且得馮亭等數萬將士，此謂不世之功。平原君為強趙之遠謀，為國家戰略利益之所使，原本無可厚非。而後之戰爭發展，因廉頗錯誤的軍事戰略而致長平軍敗，邯鄲被圍，其趙王用將之罪也，就事論事，原不該以「利令智昏」加之於平原君。且觀平原君之平日用事，因其妾笑跛而殺之，以散盡家財而募軍擊秦，皆非「利令智昏」之輩。且即以「始作俑者」馮亭角度論之，其以上黨地區，寧與中原之趙，不與虎狼之秦，（在當時）亦可視為維護中原主體地位之正確選擇和英雄血性，而絕非「邪說」。太史公以「利令智昏」加之於平原君趙勝，實只見其果而不究其因，只見其表而不探其微，以純粹文史學家之眼光見之於政治家、謀略家之歷史抉擇，此中可見認識上的較大局限性，今特為正之。

博按：對於現代軍人來說，還原這段來自於歷史名著的戰例真相，追問「太史公」司馬遷為何要如此「摻水」著史，具有十分特殊的現實意義。

一方面，兩千多年前的著名軍事戰例，如果至今還在以「摻水」虛假的狀態影響著今天的軍事課堂和歷史認知，那麼，很有可能會使我們的許多軍事指揮員因此而形成「理想化」、「簡單化」和「單純軍事化」的思維模式和主觀傾向：比如一旦我們相信白起竟然敢以五千兵力在局促的戰場空間去穿插分割四十五萬趙軍，以兩萬五千兵力去阻斷四十餘萬趙軍退路，這樣的與冷兵器時代作戰原則相去甚遠的兵力運用和作戰指導，有可能誤導今天的軍事指揮員定下錯誤的「作戰決心」；比如《史記》有意神話「戰神」白起的作用，而忽略了秦國最高統帥秦昭王的堅強決心和選將用將之明，忽略了秦軍「銳卒」在「軍功爵位」制度激勵下的戰鬥作風，忽略了以重裝步兵為主的秦軍更適應在多山的上黨地區作戰，更忽略了秦軍擁有關中和巴蜀兩大糧倉，擁有更加高效的後勤運輸（水運）系統和人力資源；比如把趙國的失敗單純歸結於「紙上談兵」的趙括而忽略了趙軍整體作戰能力低下以及趙國君主在關鍵時刻受到反間計、臨陣換帥、干預前軍統帥的用人之失和錯誤戰略指導，尤其是在多山的上黨地區作戰，不利於發揮趙軍長於騎射的傳統軍事優勢。如此等等，都值得現代軍人去重新審視和研究這場戰爭的「真相」，從而使我們建立起更加科學和理性的軍事謀略思維和戰略判斷視角。

另一方面，在探尋歷史真相的同時，我們還要深入思考作為「太史公」的司馬遷為什麼要如此誇大歷史事實。事實上，作為推翻秦朝而建立的大漢朝史官，司馬遷有著為漢朝統治者「背書」的義務和責任，因此他「必須」有意誇大秦軍的「暴行」，從而為秦朝的速亡標定歷史的註腳；而且，作為儒家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司馬遷對把「法治」作為立國精神的秦國一向持有強烈的「文化對立」立場，所以在著史時企圖通過對「長平之戰」的誇大其辭來強化後世對秦國「軍國主義」統治的「無道」和「惡政」的印象；另外，據歷史考證，司馬遷的六世祖司馬靳曾作為白起副將參與長平之戰，後因秦王猜忌白起而和白起一起被賜死，國讎家恨集於一身，司馬公又怎能不添油加醋以抹黑秦軍的殘暴？而深入研究諸如「長平之戰」一樣的所有被歷史煙雲所掩蓋的著名戰例，正是現代軍人科學引鑒歷史、汲取古人智慧、探索未來制勝之道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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