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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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一書於2016年4月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之後得到不少的迴響，該書涉及男性史、情感史、心態史、身體史等史學領域，也與本土心理學之趨向有關。2016年8月上海《東方早報》曾刊出「黃克武談近代中國的身體觀轉型」的專訪，介紹了近代中國男性氣質如何由「文弱書生」轉向「健美」。王晴佳教授也關注此書，他是史學史的專家，十分關心歷史學研究的新動向，為此特別邀請幾位學者談談情感史研究的一些問題，希望能推動中國史領域之內的多元發展。
中外學界對於人類情感的內涵早有許多的探究，然而過去的作品，無論是儒佛經典、宗教書刊，或科學方面如心理學的分析等，多將情感視為是人類以生理為基礎而產生的普遍的特點。依照中國傳統的說法，人類有七情六慾，前者指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感；後者指從眼、耳、鼻、舌、身、意（意念）產生的六種慾望。傳統中國將此統稱人的情感和慾望。基督教也有類似的說法，不過分類不太一樣。基督教的「七大罪」相應的情感是傲慢、嫉妒、憤怒、懶惰、貪婪、貪食及色慾，這些所謂「負面性」的情緒也都被視為是普遍的。此外，科學研究方面的例子更多，例如心理學家、神經生物學家的研究指出，「人類特殊的臉部表情和與人類特殊的情感，如快樂、憂傷、驚奇、憤怒、恐懼、偽裝等相連結，並關連到相應的腦部活動」。這些情緒及其表達無疑具有普遍意義。
然而，大致從20世紀40年代初，法國年鑒學派的學者開始注意情感的歷史面向，探究情感有沒有歷史，如果有的話，要如何掌握過去的情感。從此而有情感史研究之展開。一般人多將此一領域的發展追溯至年鑒學派的呂西安·費夫爾的情感史作品與美國耶魯大學歐洲史教授彼得·蓋伊（Peter Gay）有關「心理史學」的著作。至今西方史學界情感史（history ofemotions）的研究範疇已經有比較充分的討論，也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例如彼得·司登與簡·路易士（PeterN.Sterns and Jan Lewis）曾討論美國情感史。其中的一位作者彼得·司登探討過美國歷史中的「嫉妒」；他最近的一本專著則從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羞辱」或「羞恥」的歷史。此外，德國也有一個專業的情感史研究機構：柏林麥克斯普蘭克人類發展研究所情感歷史中心，推動這方面的研究。
情感史的基本理念與情感社會學、情感人類學類似，認為情感是形塑歷史文化的重要因素，與理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過去的歷史研究多注意人類的理智面，而較忽略情感面，情感史則強調身體、情慾、感官等面向，以及情慾與理智之交織互動在歷史上的意義。根據此一想法，人類情感的反應雖然有普遍的面向，然情感之發抒與表達方式並非與生俱來而永恆不變，而是深受文化及歷史情境影響，是在歷史文化脈絡之中，經由學習、熏染而被建構出來的。影響人類情感之建構的因素頗多，然至少涉及了歷史上文本傳播（如《言不裹不笑》所分析的笑話書、艷情書刊、俗曲、唱本等，乃至更嚴肅的《孝經》、三禮等禮教規訓之文本），以及社會群體（emotional communities）與兩者交織所形成的社會化的過程等因素。在中外學界，將文本與社會活動結合起來探討情緒與感官的歷史（如嗅覺與氣味的歷史、觸覺與聽覺的歷史等），並進一步將情感史與政治、社會、經濟、思想史整合起來，成為史學界的一個正在開發而日益充實的研究領域。此一領域也與晚近一些新的史學動向，如文化轉向、概念史、身體史、歷史建構論等相互呼應。
在此可以舉有關「羞辱」或「羞恥」的研究來做說明。彼得·司登2017年有關羞辱的新著《羞恥：一個簡史》即聚焦於一個十分關鍵且能將情感史與政治、社會史結合在一起的課題。在該書中他解讀了有關羞恥感的基本文獻，解析了與「羞辱，，相關的主要辯論，探討了從19世紀至今日，羞辱在美國社會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包括在20世紀60年代與今日傳播媒體之中人們恥感之復興等。
作者區別了羞辱（blame）與羞恥（guilt）的不同。對他來說，羞恥是與個人心理活動相聯結的一種情感，可以借著表達哀傷而舒緩緊張之情緒，並藉此而回復心理的平靜。羞辱則是涉及群體而來的指控，強調群體對個人的影響力，而會導致個人長期內心的傷害甚至自殺。
作者將此一羞辱感的緣起追溯至人類早期放棄狩獵與採集生活，轉向農業社會的轉型。羞辱感是在人類社會中一大群人居住在一個小的地方，為維持社會秩序而形成的一個道德機制。此點似乎合理，然卻缺乏具體的證據。作者又進一步討論羞辱感在古代的發展過程及在當時社會上的角色，他指出《聖經》中常常出現的羞辱事件，可以反映群體對個人的壓力（如以擲石懲罰來處理通姦婦女）。他也談到《論語》中孔子處理羞辱的方式。他認為在古代社會中羞辱不像現代社會中那樣所具有的巨大毀滅力。古代社會中個人可以在事件為人淡忘或受辱者公開悔恨之後重新回到群體之內。
作者在書中的一個有趣的章節詳細地敘述了在19世紀初期羞辱感逐漸不再成為一個可以為社會接受的行為。就在此一時期，支持個人自由的改革者攻擊當時的體制，包括奴隸與童工制度，這些改革者也主張羞辱是一個有害的情感，群體對個人之羞辱是具有負面效應的。從20世紀開始，羞辱似乎逐漸消逝。作者認為羞辱在主流社會中受到貶抑，但在一些次文化中仍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如教練在公開場合羞辱表現不好的運動員；同樣，學校老師使表現不好的學生受到同伴的恥笑。不過最重要的以羞恥作為訓練機制的組織是現代的軍隊，士兵最怕被貼上懦夫的標籤。這本書的一個重要論點是人們對恥辱之恐懼要比羞辱行為對個人有更大的影響。恥辱的表現與時代變化、群己關係及個人身處的組織及信仰系統有關。作者顯然透過歷史來反思羞辱文化，且主張此一機制的負面效應超過正面的意義。此書是少數具有時空之廣度的情感史著作。
在日本史與中國史之中還沒有像彼得·司登所寫的通論的書，也沒有作者討論羞辱（比較外在社會的面向）與羞恥（比較個人內心的面向）的區別，然而在歷史研究中「恥」同樣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且西方以外的研究更能注意到跨文化之比較與特定歷史情境與情感抒發之關聯。1946年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專著《菊花與劍》一書，首先討論到西方「罪感文化」（sin）和東方「恥感文化」（guilt）的差異。她認為罪感與恥感意識都是人類道德文化中倫理制約的重要依據。受到基督教的影響，西方「罪感文化」依靠罪惡感（原罪的觀念）來制約人類的行為；東方的「恥感文化」則依靠外部強制所產生的羞辱感來達到此一目的。西方「罪感文化」中人類如有不良的行為，即使無人知曉，內心也會有深切的懊悔或良心上的控訴；而東方以「恥感」為主要強制力的國家（如日本與中國），「恥」主要是一種社會的外來評價，而不是內在心靈的自我控訴，恥感社會中人們對所犯的罪行被揭發，感到懊惱，然而如惡行沒有被揭露，則可能不會感到懊惱。這樣看起來上述作品中作為與罪感對應的恥感比較接近Steams所說的羞辱，不過也具有個人情感的面向。本尼迪克特所研究的對象雖是日本文化，然對中國文化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此後有一些中國歷史著作以恥感與罪感的對立來討論問題。這些作品一方面指出中國宗教之中也有「罪」的觀念，另一方面則同意「恥感」是中國主流文化的特徵。例如根據拙著，蔣介石省克思想之中，基督教的罪感始終未能轉化他來自宋明理學的恥感。他在日記中反覆地書寫「雪恥」，卻甚少談到基督教的「原罪」。蔣的「雪恥」觀念是出現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背景之中。根據Paul Cohen的研究，20世紀，中國在列強欺壓之下，傳統的恥感與國族主義相結合，而有「國恥」的觀念，這一觀念對20世紀中國歷史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5月9日即被定為「國恥節」，且國恥與歷史記憶（如句踐的記憶）、廣告行銷等相結合，而衍生諸多社會的集體行動。
情感史在中國歷史上的應用仍有許多空間。我對此一議題的興趣可以追溯到約三十年前。1988年我到牛津大學東方系讀書，指導老師是撰寫《中國歷史模式》、提出「高水平均衡之陷阱」之說的伊慰可（Mark Elvin）教授。當時他受到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正在撰寫《中國世界中的故事變遷》一書。該書研究19世紀初葉以來的一些文本，如李汝珍的《鏡花緣》、張應昌編輯的《清詩鐸》、網珠生的小說《人海潮》、浩然的小說《西沙兒女》、司馬中原的小說《孽種》等，處理中國在19——20世紀各種文學作品中反映的價值與情感，及其所映現的歷史世界。在他的鼓勵下，我開始研究《鏡花緣》的幽默。伊慰可教授也介紹我閱讀當時同樣在牛津大學的法國史家西奧多·澤爾丁教授有關法國情緒史的作品。
我對西奧多·澤爾丁有關法國情緒歷史研究的巨著很感興趣。他的書處理1848——1945年間的野心、愛情、憤怒、驕傲、品味、貪腐與焦慮等課題，並嘗試將情緒演變與法國近代歷史變遷結合在一起。在他的書中有一個主題是線決樂與幽默」。這一部分的研究開啟我後來有關近代中國笑話的研究。在該書中，他首先指出笑與階級的關聯，認為在當時法國有兩種型式的笑，大眾的笑與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笑；此外鄉村的笑與城市的笑又有不同，這涉及城鄉生活空間的差異。在19世紀中葉農民的笑聲與兩種制度有關，一種是村民的晚間聚會，在忙了一天之後大夥聚在一塊，女性做些針甫，男性則修理工具，在這種聚會中總是流傳著一些老掉牙但仍津津樂道的笑話；一種是巡迴演出的表演者，他們在各地巡迴表演，這些人包括魔術師、小丑、特技演員、算命者，常會演出一些短劇與啞劇以娛樂大眾。在這些場合中新奇感其實不是最必要的，許多笑話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卻樂此不疲。在城市中娛樂生活則環繞著咖啡館，以及附帶的表演所產生的笑料，他們常是業餘的演出者，用唱歌的方式來說笑話，例如諷刺地主、官僚、債主、岳母等，其中黃色笑話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同時與當下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或犯罪案件有關的話題也很受歡迎。西奧多·澤爾丁也以當時娛樂界幾位名人為中心，探討他們出身背景與作品風格及其與笑的關聯。他特別注意法國幽默報刊與政治諷刺的傳統，例如在19世紀30年代，查爾斯·費力朋辦了兩份支持共和的報紙，諷刺當時的國王路易菲力，他因為在漫畫中將國王畫成一隻梨子而入獄，其實他嘲諷的對象非常廣泛，從髮型、時裝到軍人、律師、妓女，以及無可避免的——中產階級。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因為漫畫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武器，每一個政黨幾乎都有本身的幽默報刊；不但如此，在19世紀時，許多行業都有自己的幽默報紙，例如軍人、運動員、佃農、啤酒業、廣告商、銀行家，等等，這些報紙上的笑話一方面合於本身群體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是攻擊敵人的工具。法國的政治諷刺有長遠的傳統，至今未衰。2015年《查理周刊》因諷刺伊斯蘭教，遭恐怖攻擊，有十餘人喪命。由此可見法國社會與文化中幽默與諷刺所具有的嚴肅意義。
除了幽默之外，猥褻也是我研究的課題。在這方面影響我撰寫《言不裹不笑》的一個重要著作是文化史學者琳·亨特所編輯的《情色作品的發明：喂裹與現代性的起源，1500——1800》。在該書之中編者指出情色書刊也有歷史，在文藝復興至法國大革命之間，情色作品在歐洲才慢慢發展成為一個文類或範疇。1500至1800年間，人們常常用性的衝擊為工具來批評宗教與政治權威，此種批判意識伴隨著西方現代性的出現而出現。作者強調，情色作品與情色意識無論是就體裁、內容或表現手法等來說並非普世一致，它們是在歷史過程中出現，並以作者、出版者與警察、教士、官員的衝突中被界定出來的。這樣一來，喂裹與主流社會之辯論息息相關。這樣的視角影響到我研究明清以來的艷情書刊，並反思中國艷情書刊的批判性與現代社會形成的可能關聯。
我從英美返回台灣之後，從1999年到2002年，參加了由熊秉真教授主持的中研院主題計劃「明清社會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此一計劃包括了歷史、文學、哲學、心理學等四個學科的六個主題。熊秉真研究「明清文化脈絡中的男女之別」，張壽安研究「清代禮制與人情之衝突」。我研究「明清諧謔文學中的情色與倫常」，後來為了延續此一研究，我又主持了「國科會」研究計劃「明清艷情小說的文化史分析」。我的研究以「幽默史」為中心，拓展到與幽默相關的身體與情慾等課題。
我的研究從男性史、情感史出發又觸及與情感發抒密切相關的身體史及醫療文化史、疾病史等課題，書中有二章剖析《申報》醫藥廣告的專文即著眼於此。情感史與身體史密切相關，人類的七情六慾幾乎都與特定的身體表達聯繫在一起。這個部分也很複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羅伊·波特教授所撰寫的有關身體史的文章。羅伊·波特是著名的醫學社會史教授，撰寫與編輯過一百餘本書籍，同時也是《劍橋醫學史》的主編。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醫學史、精神醫學史、18世紀社會思想史等。他倡議「由下而上的歷史」，把醫學史研究的重心由醫師轉移到病人。波特指出，「身體史」的研究領域包括研究西方傳統文化如何透過宗教、道德和社會的價值系統賦予「身體」較為次要的地位，並研究西方對「身體」的若干基本認定與「管治」身體的方法，以及性與兩性關係的演變，等等。受到西方身體史研究的影響，有些學者也開始研究中國與日本的身體觀，或探討近代中國如何受到西方文化之影響而有新的健美觀念的出現。在這方面栗山茂久教授有關中西身體觀之比較的研究，以及藝術史學者如吳方正教授從圖像變遷研究近代視覺表達與身體觀念之變化的論文頗具啟發性。
以上是影響拙著的一些學術脈絡。我所提出來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幽默感」與「身體感」所交織而成的男性的歷史，亦即男性談笑之內容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不同時期之笑話、小說、俗曲等如何表現出人們身體感、情慾觀？同時與諧謔相關的身體、情慾等課題如果放在中國現代性的形成過程之中，或者放在近代國家對個人之規訓的歷史過程之中來觀察的話，具有何種意義？這些議題都不容易解答，而從歷史、文化脈絡之中來思考，尤其採用情感史、身體史的研究路徑來剖析，應該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作者為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4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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