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好人沒好報，而混蛋卻總是交好運？

叫獸說

給我一個解釋，我可以撬起地球。

我有一位醫生朋友，5年前，他還在腫瘤科做實習大夫，他清楚地記得，當時他接待過一位病人，是一位全國勞模，不幸罹患肺癌，發現時已經由肺部向全身擴散。

這位勞模對他說：「我的街坊XXX，一個混世魔王，一輩子只幹壞事，什麼好事都不做，為什麼他不得癌症？現在活得好好的。而我克勤克儉、兢兢業業了一輩子，為單位和社會做貢獻，到頭來卻攤上這麼個絕症？老天爺瞎了眼呀！」

這位醫生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了，在病房裡，在醫生辦公室里，他聽到無數的病人發出這樣的追問：「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我？這個問題究竟應該由誰來回答？誰又有能力來回答這個問題？上帝嗎？如果說癌症是上蒼對惡人的懲罰，那麼負責開槍打出癌細胞的上帝難道是老眼昏花，經常打錯人嗎？

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約翰·岡瑟（John Gunther）是一名頗受好評的作家，他在沉痛的回憶錄《死非榮耀》中記錄了他17歲的兒子約翰尼與惡性的腦腫瘤頑強抗爭的故事。

這個男孩簡直就是奇蹟的化身。他是哈佛的傳奇學生，立志成為一名數學家兼詩人。他在16歲的時候，與愛因斯坦在修正相對論的問題上互相通信。在他臨死前寫的一篇日記里，約翰尼寫下幾行簡短，卻意味深長的話：「人生觀：張開雙手，放飛自己。愛即幸福。擁抱失望。懺悔罪惡，自我解脫。我終於長大了。」

一個男孩能具備這樣非凡的洞察力、敏感性、智力和超乎尋常的抱負，然而癌症正一點點地侵噬他不同常人的天賦：他的大腦。

他的父親岡瑟回憶道：

約翰尼問我：為什麼我要遭受到這種冷酷無情的折磨？我竭力地解釋說煎熬是大多人不可避免的部分，每種痛苦的經歷不是沒有緣由的，苦難是成長曆程中的組成部分，也許，所有的這些悲慘事件會磨鍊你的頭腦，讓你變得更敏銳。但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解釋。後來，我一直也在問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約翰尼的大腦，他最聰明的大腦，要經受這般磨難？哲學上有什麼可以用來解釋這一切？所有的這些只是可怕的巧合，沒有絲毫意義，純屬意外的嗎？貝多芬是聾的，米爾頓是盲的，我曾經遇見一位歌唱家，以前得過聲帶癌。但如果這些境況不是意外，不是偶然，那正義在哪裡？

也許正義有時候還是會偶爾閃光一下的，比如下面這個例子。

2007年11月12日，帕德隆，一個職業偷車賊，正在佛羅里達南部的一個知名的米科蘇基印第安度假勝地偷車。他用力地擦了一下額上的汗珠，正想撬開另一個鎖。突然，警察撞見他正在行竊，嘟嘟地鳴響警笛，帕德隆力圖逃跑，於是潛進娛樂場的蓄水池中，恰巧池中有一條長達9英尺的鱷魚，隨即將他作為盤中餐，吞了下去。

但現實中相反的情況也很多見。例如，幸運的佛瑞德·托帕斯（Fred Toupas）是美國密歇根的居民，他因為強姦一位13歲的少女被關進監獄。2008年，他剛剛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不久，就抽獎中了樂透頭獎，足足有5700萬美元。

那麼，正義究竟在哪裡？岡瑟的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否則他也不會如此痛不欲生。

我們也許無法找到缺失的正義，但我們能夠發現，我們的大腦中存在一種本能，那就是尋找這種正義的本能。

先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從前，有兩個孩子在果園裡偷蘋果。這時，一名警察忽然出現，兩個孩子撒腿就跑。其中一個不幸被抓住了。另一個呢？他繞道回家，穿過一座即將朽爛的橋，結果橋塌了，他掉進水裡淹死了。

現在，你有什麼想法？如果他沒有偷蘋果，他還會掉進水裡嗎？

瑞士近代最著名的心理學家讓·皮亞傑就這個問題在小學生中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8歲以下孩子的回答是否定的，認為橋之所以塌陷是因為那個孩子偷了蘋果。年長一點的學生體會到了這個問題中隱含的意思。他們回答說，不管誰在橋上，那座磨損的木板橋終究還是會塌的。另外一些年長的孩子告訴他，那個男孩在偷完蘋果後掉進河裡純屬偶然；然而，那同時也是對他所做事情的一個懲罰。

孩子的思維方式往往能體現成人思維里最本初、最底層的那些部分。

現在我們把這個問題稍微改一下。

沒有偷蘋果，也沒有警察，兩個孩子在玩耍的時候經過了一座即將朽爛的橋，有一個孩子先走上橋，結果橋塌了，他掉進水裡淹死了。

現在，你有什麼想法？你覺得他為什麼會掉進水裡？

也許有成千上萬的人曾經從這個橋上走過，但是就在這個孩子走上去的一瞬間，橋突然塌了，為什麼是他走上去的時候，而不是別人走上去的時候？這在統計學的概率接近與無窮小，使得我們不得不認為，好像厄運特意挑中了他，這是命運高深莫測的蓄意安排。但是他是個好孩子，他也沒有偷蘋果，為什麼偏偏挑中了他？

我們習慣於從自然界發生的事情當中思索出其中傳達的旨意，將橋的坍塌看作是一種因果報應。我們具有一種原始的解釋的慾望，強烈地促使我們尋找出因果關係。這種解釋的慾望是牢牢建立於我們逐漸成形的思維之上的。這種解釋背後的意義，又與道德層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對於剛剛發生的災難，我們在腦海中焦躁不安地搜尋著過往的點點滴滴，希望從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中尋找一個「因」的線索，儘管災難看起來是隨機的，但我們總試圖對它對出某種解釋。

當壞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時，我們即刻開始搜索，找出理應擔負責任的人。通過竭力找出該受譴責的一方，來顯示我們十分警惕道德的缺失，我們會嚴厲地懲罰有罪的、反社會的人，以此維繫我們群體發展的凝聚力以及個體的基因遺傳的利益。

當有人打我們的臉、偷我們的東西，或是女朋友劈腿的時候，這些都沒什麼，因為我們很容易就找到那個罪魁禍首，找到那個可以去責難他的人來負責任。

但是，當問題來自於一個超越我們認知的範疇時，例如癌症、海嘯、地震，我們找不到一個特定的人可供責備，此時我們看到的只能是上帝無形的手。

但是當好運發生在我們身上時，比如彩票中獎了，我們通常不會去想，我究竟是做了什麼好事，才有幸得到幸運女神的垂青？我們只管偷著樂就好了。

其實在幼兒早期，想要了解因果關係的慾望是極其強烈的，這個時期是大腦發展的階段，儘可能地了解世界運轉的方式，對於孩子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明白為什麼事情是那樣運轉的，讓孩子們能從中學習，繼而在將來做出相應的對策。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了解因果關係的原始衝動會慢慢安定下來——很像我們以後生活中的性衝動。但是，正如人們的性慾大小不同，我們狂熱好奇心的時間長短也因人而異。例如科學家們受到好奇心的驅使，不斷驅動他們解決錯綜複雜的研究課題，就像孩子們一樣，樂此不疲地追尋解釋帶來的快感。

我們這一生其實都是試圖進行解釋的過程，這是我們從幼兒時期就已經養成的習慣。

當我們面臨災難時，會以一種理性的、合理的解釋去應對它，這幾乎已經成了心理上的條件反射。

這並沒有讓我們變得更脆弱或者更愚蠢，它只是造就了我們成為一個人。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它會讓我們成為適應能力更強的人類。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小說《玩笑》中寫道：

我深深地懷疑，有些荒謬，不理性的迷信行為已然在我體內紮根，例如，這種奇怪的信念，認為我生命中發生的一切都有它的道理；它有些許意義；生命通過發生的事情向我們訴說它自己；生命逐步地揭露一個秘密，這個秘密是以字謎的形式存在，其中的信息必須經過破譯；我們經歷的事件構成了生命自身的神話，在這個神話里，藏匿著揭開事實和秘密的鑰匙。這只是一個幻覺嗎？或許吧，甚至很有可能，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不斷地去解密我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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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才知道，我之所以漂泊就是在向你靠近。

--《廊橋遺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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