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析真實的唐朝藩鎮割據

自安史之亂平定後，藩鎮便是大唐帝國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樞的南衙（朝堂官僚集團）北司（控制中央禁軍的宦官集團）一起，互相平衡制約，切實有效地維護了帝國統治百年。

一個淺而易見的事實：如果藩鎮當真是朝堂中樞必欲除之而後快之物，唐朝就根本不會在河朔三鎮與朔方等舊藩鎮之外，又不停在江淮、汴梁、劍南這些戰略重地增設新藩鎮了。

因安史之亂，河西、隴右沒於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斷交通，堅守四十餘年後亦沒於回紇。人口也從盛唐時的九百萬戶降低到五百萬戶，國力大損。四方異族侵攻，中樞權威不復，河朔地方實際割據，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亂功臣、安史余部在內的驕兵悍將橫行，這種情況下，初唐、盛唐時的中央集權體制已不合時宜，難以為繼。

因此推廣藩鎮制度，分權地方，廣設節帥來共治天下，對中樞當然是不得已，但同時也適應當時的國家形勢，實有其有合理性與必然性。

經歷建中兵亂、元和削藩、長慶銷兵，中樞和地方多年博弈，朱泚李希烈這樣公然稱帝的藩鎮被誅殺，最桀驁的河朔三鎮亦不過劃地自守，再無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終於達成了契合雙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在國家內部大體上保證了百餘年的和平期。

中唐藩鎮問題的核心，不在那些節帥，而在他們麾下的驕兵。這些全無畏上之心、忠誠之念的驕兵，陡然裁撤勢必激起大亂，以中樞財賦供養亦是無底洞；因此地方藩鎮對帝國的穩定起實際到了一個很好的緩衝作用。否則這些驕兵就不是整日鬧餉、殺立節帥，而是和以後五代時那樣直接動輒換皇帝了。

事實上大多數節度使們過得並不舒心，絕非人們想像中割據自王的諸侯；相反，要時時看手下大頭兵的臉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驅逐、被殺死、被滅門都司空見慣。可以說他們也是當了朝廷應付這些驕兵的減壓閥、替死鬼。

所謂【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絕大部分藩鎮但求管理地方的許可權父子相承，得到中樞認可，並無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鎮、擴大版圖之野心；很多節帥都自願解除權柄，親身入質長安，但求為一富貴閑人，則平生足矣，同樣也是這個緣故。

中唐體制是南方設置觀察使，用南方的賦稅去養北方的藩鎮，北方的藩鎮同樣負擔者為國家抵禦吐蕃、回紇、契丹等異族的責任，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王國。

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兩稅法這樣的重大改革，同樣通行於各藩鎮。而朝廷歷次科舉後中第者，也能順利在藩鎮任職。最具獨立性的河朔三鎮，以地相傳，父子相承，唐朝中樞不能干預其繼承和內務，但畢竟還是漢人節度和兵士為主。

所謂「河北胡化說」，從司馬光到陳寅恪，指的都是當地佔絕大多數的漢人，在和內遷胡人的混居中，變得和胡人一樣尚武輕文、不讀詩書、桀驁不馴、強悍難治；其地域民族認同感也一直是漢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為的那樣，當真變成了胡人。

各藩鎮抵禦吐蕃回紇南詔契丹等異族，維護與收復王朝基本版圖，同樣功績卓著。在吐蕃佔領河湟，兵鋒一度打進長安的逆境中，大唐天子親守國門御邊，中樞據守長安，堅持不東遷洛陽；神策軍與各藩鎮每年輪流秋防，劍南、鳳翔、朔方諸鎮百年里俘斬吐蕃軍以數十萬計；終於遏制其野心，令其奪取關中與巴蜀、進佔中原的野心不得實現，因此內部矛盾滋生，這個雪域高原空前絕後的強權終於在宣宗時徹底土崩瓦解，宣宗趁機復河湟三關七州。同時河西漢民大起義，義軍首領張議潮親身至長安為質，舉甘涼十一州重歸版圖，朝廷設置新藩鎮歸義軍以賞其功，而非直轄中樞，亦在情理之中。

回紇汗國慘敗於黠戛斯，十五萬人西遷西域，三十萬人其及可汗王庭南下，以歸附之名索取唐朝天德軍為據點，意圖復興。對這種落水狗，中樞力量已經衰竭的晚唐政府，在一代名相李德裕的調度下，仍毫不客氣地調集北方各大藩鎮加以圍剿；其中大部分被瓦解後歸降，剩下的死硬派約十萬人，及其可汗一起，被唐軍攻滅於殺胡山。回紇汗國就此滅亡。回紇烏介可汗的人頭也成了大唐戰利品。

南詔侵攻時，亦是名將高駢先鎮靜海軍，收復交趾，俘斬四萬；又移鎮西川，俘斬超過六萬，令其國力空虛，幼童為兵，婦女耕餉，屈詞請和，再難為患。

誠然，按大唐的高標準，比起初唐那些以少勝多神話戰績、一戰破國直若等閑的赫赫武功而言（李衛公三千騎破東突厥十萬，徐英公三千騎破薛延陀十萬，蘇刑公萬騎破西突厥十萬、一千破吐蕃軍八萬。就連太宗親征高句麗俘斬十四萬都被當敗仗），中唐的對外戰績確實有限。但國力大損只有之前一半時，還能基本保證除河西隴右外的中原漢地基本盤，而河西隴右也在趁吐蕃崩潰時終於收復了，藩鎮體制不可謂無功。

此外，唐朝宦官集團在中樞雖可大權在握，為立帝定策國老，但出外到地方時，權力卻受藩鎮相當程度監管，因此唐朝宦禍對天下百姓的實質危害性有限，遠較中樞一呼則地方百應、生祠遍起為輕，正是藩鎮的制約之功。

藩鎮互相征戰兼并，其實是黃巢之亂中樞權威崩潰後的事了，朱溫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鎮，南衙北司一齊被摧毀，帝國三根支柱盡去，則大唐亡矣。

之後經歷五代亂世，宋朝能解決驕兵與藩鎮問題，同樣是經過中唐與五代之後兩百年無數帝國精英的探索與實踐的結果，從來不是趙匡胤簡單地搞個「杯酒釋兵權」，節帥們就可以乖乖聽話的。

宋承唐制是宋代大臣的普遍共識，宋朝的大部分行之有效的制度都可以在中唐之後的探索找到其端倪，這絕非泛泛之談。

參考盛唐時最早藩鎮的設置起因，便因當時帝國過度擴張，邊疆地區有比之前更強大的動員力，才足以保障軍事需要。而為何在湖廣一帶還到處荒地、福建嶺南也遠未充分開發的情況下，長時間持續將大量國力軍力投入到離長安萬里之遙的域外。實為唐王朝全盤繼承的「西魏-北周-隋」關隴帝國的軍國擴張體制，極限運轉之必然。

以安史之亂為區分線，唐朝歷史其實割裂為涇渭分明的兩塊，之前可以算是「後隋朝」，之後則是「前宋朝」。當帝國由擴張變為內斂，從政治體制發展看，藩鎮制就是這個從隋一直到宋的漫長轉型期中，維繫帝國統治和王朝基本版圖的權宜之計。而北宋每次皇帝即位則厚賞禁軍，不得不因此背負上沉重財政負擔；包括宋開國戰爭中屠江州、屠成都的濫殺，正是唐朝五代驕兵現象的餘波，也是帝國轉型期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脫離政治制度的變遷，空泛談某朝「尚武」，某朝「懦弱」，其實並無太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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