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兩周考古的新思路、新發現與新突破

原標題：徐良高：兩周考古的新思路、新發現與新突破

近兩年，兩周考古獲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和填補空白價值的新發現，大大地促進了我們對兩周歷史的新認識。

西周都城聚落考古進一步深化

近幾年來，在聚落考古思路的指導下，利用多學科手段，考古學家對西周王朝的都城——豐鎬、周原遺址進行了全面勘探和重點發掘，初步建立起地理信息系統，掌握了基本的聚落布局框架，發掘了一批重要遺存。在周原，水網系統的基本探明為研究遺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框架，使我們對當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的優越地理環境有了真切的感受。通過對鳳雛建築群中第三號、第六號基址及其附近墓葬群和疑似城牆遺迹的發掘，結合過去發掘的鳳雛甲組建築基址，為研究鳳雛建築基址群的結構布局、功能性質以及周原遺址的性質、是否存在城牆等重要問題提供了關鍵資料。在豐鎬，通過全面勘探，對遺址的四至和水系有了更準確的了解，在豐京南部的勘探與發掘，彌補了過去考古工作的空白，尤其是大原村南西周制陶作坊的精細化發掘，為研究都城內手工業生產狀況提供了契機。

西周諸侯國考古獲得新突破

周王朝推行「封建諸侯以屏周室」的統治政策，在周邊重要戰略地點分封了諸多同姓或異姓諸侯國。過去，我們對東方、北方的諸侯封國發現較多，如晉、燕、黎、邢、衛、齊、魯等等。近兩年來，在周的西方和南方的多處重要考古發現彌補了這些地域考古工作的不足和傳統文獻記載的缺失，使我們對周王朝在西北方和南方的疆域範圍、分封制度、宗法禮樂制度和周王朝對相關重要資源的控制情況有了新的認識。

周人興於西北，敗於西北，對西北的有效控制或失控決定了周王朝統治的成敗。十餘年前，早期秦文化考古所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使我們對周王朝是如何經營西方以及以周文化為基本特徵的秦人是如何與以寺窪文化為特徵的西戎文化相處共存的歷史，有了較清楚的認識，不過，一直以來，考古學界對周文化在西北的情況都知之甚少，文獻記載不多，考古發現更少。

2017年，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的發現使我們對周王朝的西北疆域和周文化在西北發展狀況的認識有了突破性進展。考古發現的西周早期諸侯級墓葬區、鑄銅與制陶作坊、路網、壕溝、牆體以及刻有文字的卜骨卜甲等都顯示姚河塬遺址應為周王朝分封於西北邊疆地區的某重要采邑或諸侯國的都邑之所在，為我們了解周王朝在西北的疆域範圍、政治地理格局和周王朝與西北戎狄族群的相處模式提供了難得一見的資料。李伯謙先生將姚河塬遺址稱之為「周人經略西北地區的前哨基地」，恰如其分。如果考慮到西周時期馬的大量使用和文獻中周王對馬政的重視，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周人這一前哨基地應與周人獲取西北方的重要戰略資源——馬有密切的關係。

南方是周王朝另一類重要戰略資源——銅、錫等的主要來源地，也是西周諸侯封國集中的地區，有所謂「漢陽諸姬」。近年來，圍繞曾的一系列考古發現，使我們對周之南方的認識有了長足進步。一個幾乎失載於文獻的西周重要封國——曾，通過考古發現的葉家山、郭家廟、文峰塔和擂鼓墩等一系列墓地，展現了從西周初期分封到戰國被滅，除中間有小部分缺環的幾乎完整的曾國通史，成為從考古學研究兩周時期諸侯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史的典型樣本之一。

近兩年京山蘇家壟兩周之際曾國高等級墓葬、居址和冶銅遺址的發現，豐富、完善了這部由考古發現書寫的曾國通史，填補了諸多空白。尤其是考古發現的大面積冶煉遺存、銅錠及厚重的青銅器等，展現了曾國青銅器從冶煉、生產到流通的諸多環節。結合墓地出土的曾伯桼銅器群銘文與傳世曾伯桼青銅簠上 「金道錫行」的記載，我們清楚地看到周王朝如何通過曾國，管理、控制隨棗走廊與南方，進而控制淮夷並掌控銅、錫資源的歷史。

兩周之際重要考古發現為探討平王東遷前後周之西部地區政治地理格局變遷與族群關係提供了重要史料。

從西周到東周，隨著犬戎的入侵和周王室的東遷，盛極一時的都城——周原、豐鎬被完全廢棄，世家大族雲集的京畿地區一片荒涼。迄今我們尚未在周原、豐鎬遺址及其附近發現能確定為王室東遷後仍然存在的春秋早期周文化遺存，雖然文獻中有「周遺民」的記載。那麼，東周時期，周人的勢力和文化影響真的就隨著平王的東遷而完全離開關中及其以西地區了嗎？並非如此！一系列新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探索兩周之際周王朝西部地區的政治地理格局和風譎雲詭的政治鬥爭提供了重要資料。

新發現的陝西澄城劉家窪春秋早期居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玉器、金器等，顯示墓地主人及其家族擁有很高的社會等級和地位。從劉家窪遺址往東和東南，接連分布著從兩周之際到東周時期的梁代村芮國墓地、三門峽虢國墓地等重要遺存。這些遺存顯示，犬戎入侵京畿後，這些地處京畿東部區域的貴族家族或諸侯國並未消失，反而是興盛起來了，原因何在？

同樣，在京畿的西方有屬於周文化系統的秦的興起。考古新發現也顯示，在西北側地帶，春秋早期也仍然有高等級周文化世家大族的存在，如甘肅寧縣石家發現的7鼎6簋墓和7鼎8簋春秋墓葬群，墓內隨葬品雖然有一些北方草原文化與秦文化因素，但主體仍為周文化。

如果我們結合西周早期遺存，如甘肅靈台百草坡墓地、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等的發現和相關文獻、金文所記載的周王朝與西北戎狄如犬戎、獫狁等的關係以及周文化在西北的進退這一歷史背景來分析，那麼這些文化遺存的主人是誰？它們跟周王室之間是怎樣的關係？與西北的戎狄族群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周王室東遷以後，它們為何能繼續活動於西部？兩周之際，不同的族群在西北大地上演了怎樣的縱橫捭闔的政治戲碼？秦人為何能興起於西方？等等。考古新發現為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了傳統文獻所缺少的史料。

一系列東周考古新發現為認識群雄並爭的東周時代及其社會變遷提供了具象化史料。

例如，曲阜魯故城考古使我們對以周禮正統繼承者自居的魯文化和魯國宮殿、都城的結構特徵有了準確的了解。鄭韓故城見證了鄭國這個最早公開向周王權威發起挑戰的諸侯國，如何強盛一時，最後又怎樣被三家分晉而來的韓國所滅的群雄爭霸的東周歷史。近兩年，北城門遺址的發掘確認了具有重要軍事交通價值的「渠門」的位置及其形制結構，對研究鄭韓故城的結構布局具有重要價值。三號車馬坑的發掘，不僅幫助我們確定其墓主為春秋晚期一代鄭公，而且彰顯了當時鄭國國力之強盛。

特別是近兩年發現的襄汾陶寺北墓地，為一處延續時間約500年的大型高等級貴族墓地，包括墓葬1283座、車馬坑3座，從兩周之際延續到戰國時期，前後歷經春秋時期晉國「邦墓」和戰國時期魏國某世襲貴族家族墓地兩大階段，為我們考察晉國乃至東周時期社會組織、文化面貌及其變遷提供了一個理想案例。

從「尊王攘夷」，強調「夷夏之辨」到強調「夷夏之變」，融為一體，東周時代的另一條主線無疑是華夏與四夷的互動、融合。

徐陽陸渾戎貴族墓地和張家川馬家塬戎人墓地的發現已經讓我們得以一窺這種互動、融合的歷史過程，近兩年河北行唐故郡墓地的發掘又提供了一批代表性史料，彌補了相關文獻的嚴重不足，成為我們研究以鮮虞部族為代表的北狄族群的文化特徵、遷徙過程、中山國歷史以及戎狄文化華夏化過程等的重要資料。

另外，四川成都雙元村蜀國貴族墓地、山東滕州大韓村東周貴族墓地、常州春秋土墩墓等重要考古發現，也都使我們對當地文化的特徵、社會狀況及其與華夏文化的互動、融合關係有了更為客觀、準確的認識。

近兩年兩周考古的成果無疑是令人矚目的，但如果以完善兩周考古學體系，構建兩周歷史新敘述為目標的話，我們的工作尚處於初級階段。至今，還沒有一座兩周城址的聚落布局已經清楚，西周王陵尚無線索，對重要遺存的精細化發掘尚處於探索階段；已經發現的兩周時期家族、諸侯國遺存和周邊四夷、方國遺存僅僅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量的這類遺存有待我們去發現，許多缺環有待補充；即使是已發現的諸侯國遺存，也存在考古工作不平衡的問題，墓葬多而遺址少；缺乏從考古學角度對兩周社會變遷及其原因的深入探討也是明顯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關鍵節點，如兩周之際等。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期盼著兩周考古的新進展。

（文章來源：中國文物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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