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哈萊姆的見與證：曼哈頓的精神與玫瑰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李明潔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民俗學研究所教授）

我在第三大道高架輕軌的北面兜風，一路看著摩天大樓繽紛掠過。離開市中心模糊的街道，我會駛向一個比一個貧困的街區，路上的汽車也越來越少。距離半里長的一家家光彩奪目的婚禮用品商店幾步遠的地方，住著被遺忘的人們，在這座銀行家之城中，他們隨波逐流、漂進貧困。這是城裡最暗淡無光的地方。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47年，《紐約的雨》

我在冬天的「東哈萊姆」住下，在五條大道和四十多條街巷的阡陌里，包裹嚴實地逛盪了三個月。每個「掃街」回來的傍晚，從紐約地鐵6號線110街站台出到地面，我總遇到把在出口問行人討要一美元的那個中年婦女，對面街口常在的是一個拄著拐杖要咖啡錢的白鬍子男人。他們的背後，雜貨店門上顯眼的位置貼著「接受電子福利轉賬（EBT accepted，作者註：困難群體在美國「食物保障計劃」支持下可以通過福利卡轉賬獲得免費食物）」幾個大字，熟食店晃眼的燈泡照在一列列炸雞腿上，麵包店裡的杯形蛋糕裝飾著過分艷麗的奶油。在膚色暗沉操著西班牙語的人流里，我總會莫名的想起七十年前的加繆。和他一樣，我只是個「局外人」，游弋在這座島嶼上恐怕仍舊「最暗淡無光的地方」。

不同的是，加繆來紐約是為宣講他的主張，此地無非走馬觀花而已；而我則想來了解這裡人們的想法，所以選擇在東哈萊姆小住。每個大都市都殘留著可能會轉瞬即逝的老舊城區，它們因為尚未被政府或者開發商覬覦，還保持著原初自然生長的樣子。我總以為，這樣的地界也該是人類學關注的「田野」，畢竟城市已然是越來越多人的原鄉，而舊城當然更是新都的原鄉。這些具有與生俱來品質的社區帶有的「原真性」（authenticity），支撐了將公眾組織起來的具有社會用途和文化意涵的脆弱社會結構，激發著人們根源於獨特時空的個體渴望，也交織著民眾對於各類權力不斷侵蝕浸潤著記憶與情感的熟悉景觀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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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西班牙哈萊姆」（Welcome to Spanish Harlem）

連紐約人自己都說，「東哈萊姆」（East Harlem）恐怕是這座國際化大都市裡最後的「老街坊」了，當地人叫這裡「艾爾·巴里奧」（El Barrio），西班牙語的字面意思就是「街坊、鄰里」。它位於紐約的曼哈頓島上，哈萊姆河成為它東面和北面自然彎曲的邊沿；西面是紐約最繁華的第五大道，南面的邊界則是第96街。

（1）東哈萊姆行政區劃略圖。粉紅色區域為東哈萊姆。數字標註的是文中所涉牆畫的所在地。

貧富一街之隔，96街以南，就是以奢華高貴著稱的所謂「上東區」了。雖然名稱上叫做「東哈萊姆」，但是與西邊相鄰的「哈萊姆」並沒有直接關聯。只要上街走一走，就能區別開來：上東區是逛不完的高檔商場和高雅博物館，路上多是穿著考究的白人和被僱傭者牽著遛的各類名狗；一路往北則是密集的雜貨部和成片的廉租公屋（public house），迎面較多是拉丁裔（Latino）的棕色面孔；緊鄰在西邊的哈萊姆區被視為非裔美國人的精神與文化之都，街邊總有很多黑人站著用英語或法語閑聊；但在東哈萊姆，不少雜貨鋪、藥房和快餐店的服務員是聽不懂英文的，他們只會說西班牙語。

（2）塗鴉名人堂，1980年建立至今，作者為紐約和周邊地區年度塗鴉比賽的獲勝者。位於公園大道東106街和東107街之間。

本世紀以來，越來越多像銷售綠色食品的 「天然食物」（Whole Foods）這類符合中產階級口味的品牌連鎖店開進了東哈萊姆，就像它的鄰居先走一步的「哈萊姆文藝復興」計劃一樣，城市的升級改造也在加速改變東哈萊姆的原貌。它的範圍正在縮水，雖然行政區划上是以第五大道為西界，第96街為南沿，但是恐怕要往東北縮進不少了。

這是我這個冬天掃街的結論。第五大道以東、第三大道以西、96街以北和100街以南的區域是幾乎找不到牆畫（Mural）的。這是個實在的證據。只有再往東北去，街面上才時不時地會有大小不一的牆畫撞入眼帘——東哈萊姆以牆畫出名，這名聲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畢竟管理精細的高檔社區容不下塗鴉，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以畫代言的習俗；但東哈萊姆有這個傳統，這裡窮，對市容沒什麼潔癖，也沒有他們的南鄰那麼嚴格的居委會，怕是紐約最後的露天畫室了。經年累月，加上其深厚多元的社區文化氛圍，使東哈萊姆的街頭藝術在全球範圍內逐漸贏得盛名。甚至有人專程到此飆技，「塗鴉名人堂」（The Graffiti Hall of Fame）佔據公園大道（Park Avenues）附近的兩面牆，由於牆面緊張，為了爭奪一席之地，年輕的畫師們從1990年代開始，每年聚此必有一戰。這些大馬路沿街的牆畫，既非商業廣告，也不是宣傳海報，出自知名或者不知名的民間畫師之手，他們的畫作因而也帶著某種與街區相伴隨的「原真性」。面對它們，總有注視東哈萊姆眼睛的錯覺。

（3）懸掛著的裝飾性的波多黎各自治邦旗和美國國旗。此處為第三大街1896號。

60歲的斯蒂芬是建築商，第三代義大利裔老紐約客，覺得「東哈萊姆」這個名字一定是房地產商給改的，他揶揄說，名字一改就能成時尚地標了？他還是叫它「西班牙哈萊姆」 （Spanish Harlem），他還記得他的父母叫這裡「義大利哈萊姆」（Italian Harlem）。這個街區看來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移民。最早移民到此的是愛爾蘭人和猶太人，十九世紀末第一批義大利人來到這裡，他們在這個街區留下了聖卡梅爾山聖母教堂等遺迹；吉諾維斯家族（Genovese Family）在此成立黑幫，電影《教父》里可以看到不少影子。一戰和二戰後，義大利人升遷到紐約的其他地方，這個街區隨即被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人進駐，目前這裡仍是紐約市最大的拉丁裔社區之一，移民來自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古巴和墨西哥等西班牙語地區，他們把拉丁美洲和南美的街頭繪畫傳統帶到了紐約，成為這個大都市裡熱情的牆畫創作者。目前波多黎各人大約佔這個社區人口的一半，所以大街小巷懸掛的波多黎各自治邦旗隨處可見，牆畫上最多的符號也是隨心所欲的邦旗圖案，人們從這些旗幟和圖案里感受得到他們強烈的「在地感」：這裡是我們拉丁人的，「歡迎你們來到西班牙哈萊姆」（Welcome to Spanish Harlem）。本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華裔從曼哈頓下城搬到這個更便宜的社區，中餐外賣店已經三步一崗。

（4）歡迎來到西班牙哈萊姆，多名作者，創作時間不詳。位於東103街與公園大道的東北路口街心花園內。

我確實看到較新的牆畫上寫的是英文的「東哈萊姆」，當地居民慣用的西班牙語自稱倒是一直未變；左下角重現的是凱斯·哈林（Keith Haring）的代表作，右下角畫的是旁邊北鐵火車（Metro-North Railway）的軌道橋，畫面上除了標註了公園大道和116街路口這幅牆畫所在的小店聚集地外，也記錄了臨近的兩幢居民樓2014年因煤氣管道爆裂而坍塌的事故。對社區的認同感明白無誤地溢出來，但是如果細究，恐怕不少細節都不可能令人歡愉。但這大約才是東哈萊姆牆畫的格調：所有經歷，都是見證。

（5）東哈萊姆，作者不詳，約在2014年至2017年間。位於東116街與公園大道的西北路口，高層建築外牆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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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哈萊姆是不是格爾尼卡？（Homage to Picasso）

畢加索是西班牙人，1937年他為巴黎世界博覽會的西班牙館創作了裝飾壁畫《格爾尼卡》（Guernica），描繪了德軍對西班牙小鎮格爾尼卡轟炸後的平民慘狀。被踐踏的鮮花、斷裂的肢體、哀嚎的母親、身殘倒地的戰士、瀕死長嘶的瘦馬……111街紅色磚牆上有一幅畫，會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這幅控訴法西斯暴行的不朽之作，右下角還寫著《致敬畢加索》（Homage to Picasso），但畫的顯然是紐約——畫面四分之三列的位置上，拉丁裔典型的深棕色頭髮加重了壓抑感，洋基隊（ New York Yankees）的棒球帽坐實了這就是紐約。1996年，剛從康奈爾大學美術專業畢業不久的詹姆斯·德·拉·維加（James de la Vega），受以「希望社區」為名的非盈利組織的委託，創作美化社區牆面的裝飾畫。年輕氣盛的詹姆斯對自己生於茲長於茲的社區愛深責切，直言不諱地重繪了美術史上那個振聾發聵的控訴：不是炸彈，而是毒品、暴力和貧窮，蹂躪著這裡的鄰居，格爾尼卡就在我們的腳下！

（6）致敬畢加索，詹姆斯·德·拉·維加於2004年繪製。位於東104街與萊剋星頓大道的東北路口。

東哈萊姆曾經毒品泛濫，這倒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紐約的縮影。「毒品是魔鬼」（Crack is wack）至今還在128街室外手球場的混凝土牆上，連帶這個運動場也被紐約公園與娛樂管理局用畫上的這俚語給重新命名了。這可能是紐約最著名的一幅牆畫了，不僅是因為它位於高速公路從東北進出曼哈頓的必經路口，可見度極高；而且更由於這幅畫及其作者的真實經歷恐怕也是當代美國社會史、藝術史和傳媒史的最佳教案。後來位居全球街頭藝術家至尊地位的凱斯·哈林，事業初期有一名染上毒癮的天才助理，叫本尼（Benny），但本尼沒有保險，醫院不接收，政府不能提供任何戒毒的機構和措施。想幫他的哈林走投無路，在1986年的某個夏日，開著租來的貨車，載著扶梯和橙色熒光顏料，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一天之內畫了正反兩面牆。在短暫的和平圍觀後，警察逮捕了他。當時適逢里根總統發起「向毒品宣戰」運動，這幅牆畫的出現引得包括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在內的大量媒體蜂擁而至。《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聯繫採訪哈林，方知作者被捕，輿論大嘩。當時力主「反毒品反塗鴉」的市長愛德華·科赫（Edward Koch）也不得不表態，「是要給哈林找個畫畫的地方了」，以致開庭的結果只是被罰一百美金而已。戲劇性的是，這幅畫隨後被當地人惡搞塗改成支持毒品的版本，公園職員慌不擇路，索性把整個牆面塗成了灰色；又覺得不妥，聯繫哈林是否願意再畫，就有了現在看到的樣子。這幅畫和他之後創作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系列公共藝術作品，將政府迴避種族隔離、艾滋病防治和毒品泛濫的懶政醜態暴露在陽光下。1990年，31歲的哈林因艾滋病離世。然而，他的展覽每天都在進行著，因為他創作的媒介，是這個城市；它們不僅塗抹在牆壁上，同樣滲入城市的肌理。

（7）「毒品是魔鬼」文獻照片（南面，首版），凱斯·哈林（圖中的人物）於1986年首繪，位於東128街和哈萊姆河車道（Harlem River Drive）之間的「毒品是魔鬼」手球場內。由於附近市政道路改建，該牆畫目前被遮擋保護，無法拍攝最新照片。文獻圖片來源於凱斯·哈林基金會（Keith Haring Foundation）官網。

（7）「毒品是魔鬼」文獻照片（南面，第二版）

檔案顯示，向最終用戶分發毒品（主要是低濃度的「白面兒」，Crack指的就是這一種）主要發生在以紐約為首的城市低收入中心區，毒品成為該地區社會經濟結構必有的成分，暴力和欺詐成為常態，並進一步加快了社會的貧富分化。哈林藝術高峰期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美國各大城市的毒品濫用爆發性流行，導致暴力犯罪升級和更為強硬的警察執法。很多當地老人都說，如果是在上個世紀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像我這樣晚上獨自上街是不可想像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是很不安全的。我以為歷史已經過去，直到我看到了布噶（Booga）的像。這個年輕人的面孔佔據了雜貨鋪的整面側牆，我留意到他不到24歲就死了。地上幾十隻蠟燭都有點燃過的痕迹，左邊一棵塑料聖誕樹遮擋了一行文字，挪開發現寫的是「停止暴力」。正在我狐疑的時候，一個中年婦女走過來搭訕，她用夾雜著西班牙語的英文告訴我，這個布噶就住在対街的那幢公屋裡，他們在電梯里見過，後來他被警察開槍打死了。他的生日在聖誕節，所以有不少鄰居和親友這些天都來看過他。但她不知道他的死因。這會是又一起平民抗議警察暴力執法的案例嗎？循著畫面上給出的蛛絲馬跡，我在2012年4月13日的《紐約日報》上找到了新聞：魯道夫·懷亞特（Rudolph Wyatt）諢名布噶，12日午間持槍搶劫離家很近的一家藥房，搶得三百美金現鈔並勒令藥劑師給他兩種三十毫克高度致癮的止痛藥。在店員按下報警暗鈕，巡警搜捕的過程中，他三次扣動扳機，但都卡膛。恰有配槍退休警察經過，從馬路對面將其當場擊斃。我還找到另外一些信息：布噶是當地黑社會「血」幫「只管要錢」支隊的成員，之前曾11次被捕，還被懷疑：在此次案發前一個半月間在紐約的2個區4次搶劫藥房（毒品），在另一個州6次槍擊一名19歲的少年；在東哈萊姆，9次槍擊同一受害者，向另一人點射而致其背部和面部各中15槍和10搶。他的父親在一起駕車槍戰中被擊斃，他的叔叔在警察追捕時從樓頂墜亡。我甚至在幾個網站上找到了事發時的視頻，後面的跟帖更引起了我的關注，有三種代表性的說法：「這種惡棍還在街上晃悠，是因為沒人願意付一年五萬美金把他們逮起來。但願在他們帶走更多無辜者之前就在作惡時被擊斃吧！」「如果退休警察是白人，我盼望他以後還能執法，但要趁著媒體還沒有改變風頭。」「在美國每年平均有1200人被警察謀殺，而英國警察24年間只殺了55個。美國警察真是幾天干過人家幾年啊！」這就是眾聲喧嘩的東哈萊姆：布噶在105街的畫像，寫著「就這麼晃悠下去吧」和「他永遠榮耀地活在後來者的心裡」，時不時還有蠟燭在燒；這條路也是巡警的工作路線，警察和輔警在這個街區密集巡邏；119街的那間藥房繼續營業，警察做掩體的對街加油站還是車來車往；三名疑似是被布噶槍擊過的受害者都還活著，其中兩名就住在他生前居住過的政府提供給赤貧者的最廉價的公屋裡。

（8）布噶紀念肖像，作者不詳，於2012年繪製。位於東105街與第一大道的西南路口。

（8）新聞照片「搶劫者陳屍第一大道和109街路口街沿」，原載2012年4月13日《紐約日報》（New York Daily News），攝影者為霍華德·西蒙（Howard Simmons）。

你得直面東哈萊姆的這些邏輯。我眼見著一幅牆畫出現在暴雪之後一步之遙的街口——「你們論搶，咱就使槍」（You loot，We shoot），西裝革履的白人戴著「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的胸牌。不知道是不是這裡的最大黑幫「拉丁王」所為。毒品、暴力和貧困總是交織在一起，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截至2012年的數據仍舊顯示，東哈萊姆是紐約市失業率最高的地區，少女懷孕、艾滋病、藥物濫用、無家可歸和哮喘發病等比例都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倍。我採訪到的兩名社工都證實，在她們工作的2016年，東哈萊姆有22個戒毒治療項目、4個無家可歸者服務機構和4家生活救助站。

（9）你們論搶，咱們使槍。作者不詳，2018年繪製。位於東110街與第二大道西南路口。

失學也因此成為這個社區的一大問題，「書本與孩子」是這個街區多幅牆畫的主題。較大的這一幅是去年的創作，選擇的三本書恐怕也對應著此地青少年的教育頑疾：《沒有圖畫的書》，這是一本由知名滑稽演員編寫的親子朗讀書，曾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居首；《幫助兒童學數學》，這本小學生的數學輔導書到2014年已經有了第11版；還有一本書是繪本《巴拉克·奧巴馬：承諾之子、希望之子》，文字和插圖作者都是獲得過美國圖書館協會獎的非裔美國人。這幅牆畫讓我想起引發「希望工程」的那幅著名照片《我要讀書》，一樣難忘的大眼睛。我在圖書館借到當地青少年的攝影集，配了詩，有一首說：「我不談論，因為我不想被談論；不管人們說什麼，關於我的面容。我不那麼天真，我不那麼勇敢；但我確實需要勇氣，酷酷地走開去」。1997年還在寫詩的少年，現在該是接近了不惑之年了吧。

（10）未名，作者不詳，2017年繪製。位於第二大道東112街和東115街之間的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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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哈萊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ast Harlem）

62歲的曼紐爾·維加（Manuel Vega）是波多黎各的第二代移民，他在東哈萊姆的街頭長大。我採訪他，是在社區平價租給他的一間街面房裡，他被允許在這裡開辦三個月的工作坊，平價教居民做馬賽克玩兒。他在當地小有名氣，僅僅這個街區里我就找到了他十多幅牆畫和馬賽克作品。我問曼紐爾，這裡最有名的牆畫是你畫的嗎？他一邊哈哈大笑一邊把我拉到了萊剋星頓大道（Lexington Avenue）路口，四層樓高的《東哈萊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ast Harlem）赫然眼前。

（11）東哈萊姆的精神，漢克·普魯斯和曼紐爾·維加於1973年至1978年首繪，1999年由曼紐爾·維加修復。位於東104街與萊剋星頓大道東南路口。

1973年，尚在普瑞特藝術學院（Pratt Institute）研讀應用藝術的未來設計師和建築師漢克·普魯斯（Hank Prussing），帶著當時只有17歲還是學徒的曼紐爾，開始創作這幅作品，歷時5年才完工。1973年夏天，普魯斯在這個街區拍下了鄰居們的很多黑白照片，如今人們還可以在這堵高牆上的53幅肖像里，依稀辨識出他們：那位牧師、那個寡言的酒窖老闆、那個天天抱著弟弟轉悠的姐姐、還有褲兜里插著雙節棍的李小龍的粉絲、那個藝名叫「閃電」的西班牙語搖滾歌手……1999年，因牆體剝落，曼紐爾著手修復東哈萊姆的這個地標，現在看又有點褪色了。這個街角還保留著城市的傳統尺度，柴米油鹽仍舊步行可達。曼紐爾說，「這幅紀實的作品，如今倒成了對1970年代社區的致敬了。不過，一直以來，東哈萊姆最有意思的還是這裡的人」。

（12）安托妮婭·潘多加紀念馬賽克肖像，曼紐爾·維加於2002年製作。位於東117街與第二大道東北路口。

拉丁人有為亡者畫像的習俗，在東哈萊姆街上不難看到。曼紐爾就為社區做了不少名人像，由於他對馬賽克工藝的偏好，使得灰暗的街道上不時閃現出明麗的色塊。安托妮婭·潘多加（Antonia Pantoja）的馬賽克像足有一人高，胸前掛著1996年柯林頓總統頒發給她的「總統自由勳章」，她是第一位獲得美國最高平民榮譽的波多黎各女性。22歲移民紐約的安托妮婭，195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社會工作碩士學位，1961年創立了「勵志社」（ASPIRA），現在已是最大的為拉丁裔青年提供職業和學業指導以及財務及其他援助的非盈利組織，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在美國的六個州和波多黎各都設有分部。1970年，她創立了以拉丁裔成人教育為主的私立玻利奎阿學院（Boricua college），在紐約有三個校區。1972年，在她的支持下，勵志社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為拉丁裔學生提供過渡性的西班牙語課堂教學，獲得通過，這是美國雙語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02年安托妮婭去世，同年她的自傳《夢想家回憶錄》（Memoir of a Visionary）出版。無疑，安托妮婭實現了她作為社會工作者和教育家的理想；但是她作為女性主義者和人權領袖的夢想可能還有未盡之志，她在書中暗示自己是同性戀者，也討論了為什麼之前沒有公開自己的性傾向。曼紐爾用金色的馬賽克鑲嵌上安托妮婭的名言：「我就是我，我就是我的社區；是我的全部過往，也是我的所有將來。」

（13）佩德羅·彼得里紀念肖像，詹姆斯·德·拉·維加於2004年繪製。位於東111街與萊剋星頓大道東南路口。

2004年3月，佩德羅·彼得里（Pedro Pietri）離世，詹姆斯·德·拉·維加當年就為他畫了紀念肖像。他們和安托妮婭一樣，同是「新波多黎各人」（Ruyorican），這是一個原本帶有歧視意味的新造詞語，專指移民到紐約的波多黎各人或者他們的後裔。要把這位前輩老鄉描畫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彼得里是詩人、劇作家、波多黎各移民、東哈萊姆居民、越戰老兵，重要的是，他是「新波多黎各人運動」（Ruyorican Movement）的發起人。彼得里懷有社會主義理想，主張民族自決，同時他對自己用詩歌動員起來的群眾運動尤其是武裝革命又是懷疑的。「庸眾都是蠢驢」，他不斷強調寬容和保持人性的重要性，呼籲知識分子保守思想自由。他對宗教是不甚恭敬甚至是有些嘲諷的，但他自稱「牧師」，習慣手握一個巨大的可摺疊的十字架，穿著黑色的長袍在社區里特立著獨行著。他的葬禮在離畫像7條街的「第一西班牙衛理公會教堂」舉行，這個古老的教堂曾在1969年，被他年輕時就參加的一個激進青年革命黨佔領並更名為「第一人民教堂」。在這個教堂里，3歲就移民到曼哈頓的那個少年跟隨姨媽，做過禮拜演過話劇；1969年，他第一次在這個所謂「人民教堂」里，朗誦了代表作《波多黎各的訃聞》（Puerto Rican Obituary），有幾句非常觸目——紐約的波多黎各人「來自緊張衰敗的街道，那裡老鼠生活得像百萬富翁；而人卻根本沒有生活；他們死了，或者從未活著」。25歲的年輕領袖振臂疾呼，鬥爭、鬥爭、鬥爭啊！彼得里的大部分人生都在「與人斗」，他和這場由詩人、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為主導的旨在帶領勞苦大眾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文化革命一樣，幸與不幸，成敗與得失，都很難用一句話來評說。

（14）雙翼，1960年代末首繪，原作者不詳。1999年由新波多黎各人藝術家聯盟和波多黎各社群（Ricanstruction Networks and Puerto Rico Collective）修復。位於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間的東105街西邊。

曼哈頓東村的「新波多黎各詩人咖啡館」（Ruyorican Poets Cafe），三十多年後已是當仁不讓的文藝時尚地標；「巴里奧博物館」(El Museo del Barrio)，四十多年後的功能也類似了社區俱樂部。彼得里曾經獻身的革命僅存著不多的碩果，如今蕩漾著的已是世俗的歡快氣息。只有在第二大道和105街這兩條交通要道的交匯處，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唐·佩德羅·阿爾維蘇·坎波斯（Don Pedro Albizu Campos）還在冷眼面對著現實的車水馬龍。前者可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幾代中國人都有他「血色浪漫」的記憶：這位古巴共產黨、古巴共和國和古巴革命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老一輩會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的合影；如今他仍是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成了搖滾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偶像；如今的流行文化里他遊走東西，傲嬌地仰頭在時髦的T恤衫上。左邊是佩德羅的肖像，這位會六種語言的哈佛大學法學院高材生是波多黎各獨立運動的領軍人物，後來成為波多黎各民族主義黨的主席。他曾因策劃武裝起義推廣美國在波多黎各的政府而被監禁26年。他們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相繼離世，為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抹上了悲壯的色彩；而這也正是「新波多黎各人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呼籲民族自決和勞工權力的十張系列牆畫出現在紐約街頭，如今剩下的卻只有這幅《雙翼》（Dos Alas）了，2011年在社區的努力下終於徵得了業主許可，作為革命文化遺產得以保存。上面題有拉丁美洲女詩人蘿拉·羅德里格斯·德·蒂奧（「Lala」 Rodriguez de Tio）的詩句，她曾寫道：「起來，波多黎各人！武裝的號角已吹響；從夢中醒來吧，戰鬥的時刻已來臨。來吧，古巴人。自由就在前方，砍刀才能帶來自由。」每每走過，我總要駐足片刻，這是多少當代中國人似曾相識的路口。

（15）跟上我的節奏，作者和繪製年代不詳。位於東110街與第二大道西南路口。

在新波多黎各人運動中，音樂家是重要的旗手，能歌善舞的拉丁人提供了一呼百應的群眾基礎。上個世紀二十到六十年代的薩爾薩音樂（Salsa Music）和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自由式拉丁音樂（Latin freestyle Music），都在東哈萊姆找到了興起的溫熱土壤，1960年代以來更是湧現出一批以鐵托·普恩特（Tito Puente）為代表的拉丁音樂流行巨星。這位被稱作「音樂教皇」、「拉丁音樂國王」 的新波多黎各人，將舞曲風格的曼波（dance-oriented mambo）樂風和拉丁爵士樂（Latin jazz）糅合在一起，從此「新波多黎各人音樂」（Ruyoricon Music）就從這個街區傳播到了全世界。110街如今用這位格萊美終生成就獎獲得者的名字榮譽命名，這位東哈萊姆人心中的天之驕子離世已有18年，但是，他還在老地方，敲擊著天巴鼓（Timbales），邀約著老街坊們《跟上我的節奏》（Oye como va）吧，恰恰恰（cha-cha-cha，作者註：古巴音樂和拉丁爵士的混合，是鐵托的標誌曲風）。

（16）110街的星期六，曼紐爾·維拉於1997年設計，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製作，位於地鐵6號線110街站台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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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哈萊姆有玫瑰（There is a rose in Spanish Harlem）

紐約地鐵6號線110街站台的每個出口，都裝飾著大型的馬賽克牆畫。1997年受大都會運輸署的委託，曼紐爾·維加設計了這個站台的四幅系列作品，取名為《110街的星期六》。當年40歲的曼紐爾把地鐵出口處他所熟悉的超市、花店、街道和社區最潮的樂手（包括普恩特的鼓手）都有名有姓地畫了出來。如今物是而人非，然而，哪怕是在冬夜嚴寒的午夜站台，還是能感受到20年前110街夏日午後的悶熱氣息：大杯的便宜刨冰，可以加各種艷麗的糖漿；消防龍頭被淘氣的小傢伙們擰開沖涼，光著膀子的玩伴在街心赤腳瘋鬧……東哈萊姆街頭，始終瀰漫著的，似乎永遠都是如此這般「既醜陋難堪又愉悅怡人」的市井味道。

（17）有一朵玫瑰在，作者為萊西·貝拉（Lexi Bella）和丹妮拉·瑪斯特蓮( Daniella Mastrian)，繪製年代不詳。位於東115街與第一大道東北路口。

因為真實，生活就頗有質感。「我的心思不為誰而停留，而心總要為誰而跳動」。說這裡是曼哈頓的「惡之花」，不僅沒有冒犯之意，還多少有些溢於言表的妥帖。這個紐約的移民樞紐，就曾是一首歌里的花兒，「西班牙哈萊姆有玫瑰，月下水泥街頭那一邊。柔弱甜蜜又夢幻，燃燒卿卿魄靈魂。讓我把她摘一朵，種到花房兩相看！」那朵玫瑰在哪裡？拉丁裔的和非裔的美人兒，還有墨西哥的亡靈，戴著緋紅玫瑰的表情比無辜還無辜。從1960年代黑人靈魂歌手和藍調大師班·伊·金（Ben E. King）的首唱，到1969年才出生的新生代搖滾歌手托尼·拓奇（Tony Touch）的最新配樂，這首《西班牙哈萊姆》一直都是流行歌手歌壇地位的打卡曲目。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瑞典語和芬蘭語，各種語言各種改編，「西班牙哈萊姆黑色玫瑰」、「西班牙哈萊姆蒙娜麗莎」，總之，西班牙哈萊姆成了很多迷惑和迷惘、想像和嚮往、希望與失望的緣起。

（18）在一起我們可以，位於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間的東106街的南邊。瑪利亞·多明戈斯等人於2008年繪製。

我倒是覺得牆畫本身恐怕才是東哈萊姆的愛恨玫瑰，它們土生土長，根植於與之共存者的生活。106街的東面有一座容納著幾個藝術家工作室的建築，樓下是肯德基炸雞店。藝術家瑪利亞·多明戈斯（Maria Dominguez）帶領同一條街上「琥珀特許學校」（Amber charter school）的孩子們，在肯德基的外牆上畫了這幅《在一起我們可以》（Together We Can），春光無限，萬物和諧。兩邊清楚地寫著包括肯德基在內的6個贊助人（單位）、6位駐場藝術家、10位學校教師、13名參與學生的名字。青山常在，綠水長流。我願意想像2008年在這裡讀幼兒園到小學五年級的小朋友，如果今天路過這裡，會不會認不得出自己畫過的蝴蝶或者青蛙？會去找他們小時候的老師去肯德基喝杯咖啡嗎？

（19）未名，羅阿於2015年繪製。位於東108街與萊剋星頓大道交匯處的「萊剋星頓花園公寓」（Lexington Gardens）外牆面上。

必須承認，牆畫為這個社區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心靈檔案館，不管是如何折射的，它們都是幾代人集體認知的見證。每個紐約人都可以在東哈萊姆找到草蛇灰線的關聯，它們也因而成為這座城市不可移動的記憶紀念碑。2015年，紐約承辦國際性的「紀念碑藝術節」（Monument Art Festival），邀請世界各地的知名公共藝術家在以東哈萊姆為主的區域繪製大型牆畫。這一活動成功催生了「比激進的表達更有詩意，比純粹的審美更有遠見」的「新牆畫主義」（New Muralism），將東哈萊姆的牆畫從主題到藝術表現形式，都提升到了世界前瞻性的水平。比利時街頭藝術家羅阿（ROA）以他標誌性的黑白動物畫風在差不多十層樓高的整面牆上，細緻白描了四種在地動物，以呼應環保、移民主題並激發對當地歷史、地理和文化的想像。在這栩栩如生的巨大的野生動物身體底下穿行，有些汗毛凜凜。是啊，這究竟是誰的地盤誰的地球？其冷峻前衛，在東哈萊姆一騎絕塵。

（20）左邊的作者為「信念47」，右邊的作者為塞戈，於2015年繪製。位於東104街和東105街之間麥迪遜大道的西邊。

藝名為「信念47」（Faith 47）的阿根廷藝術家和墨西哥的牆畫家塞戈（SEGO）在同一面牆上分別繪製了同一主題的兩幅作品，直面移民和歐洲難民危機的世界性難題。塞戈的靈感是自由島哈德遜河口的自由女神像，他剝去了神像氧化銅的外衣，用印第安人的鳥羽頭飾替代了王冠上的劍芒。這是一幅深刻反思的嚴肅作品，紐約是否還是那個歡迎移民的歷史港口？在印第安原住民面前，誰才是所謂移民？自由是否還可以引導人民？左邊鏤空描畫的，是無垠的天空中自由飛翔的鳥群，鳥兒圍成的圓圈下面寫著西班牙語的「我們彼此相容」（estamos todos los que cabemos）。作為西班牙裔阿根廷人，「信念47」覺得他的父母當年是擇良木而棲。人和動物都有遷徙的天性，鳥兒無憂無慮地飛來飛去，人卻被一張紙荒誕地限制著自由；但紐約不失為各種文化共處而並無大礙的範例。

加繆曾經說，「藝術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統治，而首先在於理解。」關於紐約的這正反兩種評價似乎都是事實。紐約是座不折不扣的移民之城，作家埃爾文·布魯克斯·懷特（Elwyn Brooks White）是紐約人，也是《紐約客》長期的主要作者，他在散文《這就是紐約》里說，是移民點燃了這座「雄心之城」的激情，「造就了紐約的敏感、它的詩意、它對藝術的執著，連同它無可比擬的種種輝煌。」同時，「紐約公民的寬容，不僅是天性，而且是必須。這座城市必須保持寬容，否則就會在仇恨、怨憤和偏執的輻射雲中爆炸。紐約鬱積了各類種族問題，但引人矚目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大家相安無事。」這段話與其說是在評說紐約，還不如說是在解釋紐約的移民之源東哈萊姆？的種種，在解說她的苦痛和她的玫瑰、她的來路和她的去處、她的精神和她的尊嚴。

第二大道和117街的東北角曾有一家老舊的墨西哥餐廳，也是一家墨西哥舞蹈俱樂部。外牆上本有東哈萊姆第一幅墨西哥人繪製的牆畫，畫面據說非常「墨西哥」，模仿了赫赫有名的壁畫大師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的風格，有墨西哥人耳熟能詳的南方民族解放戰爭期間的口號。我去尋訪的時候，迎面而來的是推土機的轟鳴，連地基都挖出了深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我沒有辦法沿著時光的河溯流而上，這堵牆究竟曾是什麼樣子，我完全無法想像。真實的城市是發生過真切的愛恨情愁的地方，我很慶幸在這裡還是找到了跨越七十年的片羽光影，借著它們串聯出這座城掛一漏萬的過往。一座城池於是醒了過來，翻她的老相冊給我細看；儘管直面歷史是需要勇氣的，對於歷史的創造者如此，對於歷史的後來人也是如此。

我甚至覺得紐約是因為有東哈萊姆這樣的街區，而成就了其作為全球卓越城市的偉大，它為共同體、價值觀、人權、移民、民族國家、文化遺產等重要領域的理論探索，提供了生動的共時場域；也為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因素之間的博弈與寬容、溝通與理解，展現了歷時的實踐案例；更在最廣泛的群體、個人以及他們的生命記憶面前，保守著誠摯的「溫情與敬意」。面對開發奇蹟們帶來的遺忘代價，我更加敬佩且珍愛，東哈萊姆這層累交織、又歷歷在目的「飽經風霜的容顏」。

就像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說的：「你我終將行蹤不明，但你該知道我曾因你動情。」

2018年2月26日，作者在「東哈萊姆的精神」牆畫前採訪修復者與原繪製者之一曼紐爾·維加先生。攝影：崔璨。

註：本文圖片除有特別說明外，皆由本文作者拍攝，版權所有。拍攝時間為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3月18日。在調研過程中，斯蒂芬·加利拉（Stephen Gallira）先生多有協助，謹致謝忱。

本文為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獨家原創文章。

本文責編：韓少華。

本期微信編輯：馮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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