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座櫃姐圖鑑》
銀座的白天，是屬於中國大媽的；銀座的夜晚，是屬於女公關的，但從來都不是屬於櫃姐的。
銀座的各大百貨里，尤其是護膚品、奢侈品專櫃，會講中國話的櫃姐所佔比例越來越高。
她們不僅要做到日式服務的彬彬有禮和專業化，還要說出一口地道東北話來勾起中國大媽的各種購買慾望，舉手投足之間為日本零售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真正的她們卻從來不屬於銀座。
她們，並不是銀座的女人
儘管她們每天工作在這裡，但卻從來沒有擁有過銀座。
銀座的白天，是屬於中國大媽的；銀座的夜晚，是屬於女公關的——這是進入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所形成的鐵律，至今沒有櫃姐們敢打破。在這一點上，海港城的櫃姐就頗有勇氣，一個賣蘿蔔丁的，就經常會擁有著海對岸那中環精英的「迷之自信」。
就是這樣，銀座的櫃姐從來都沒覺得自己是屬於這裡，但海港城的櫃姐則是覺得自己屬於對岸的中環。
每天清晨，櫃姐們從千葉、琦玉、橫濱的公寓里醒來，匆忙趕著電車開啟了向首都圈進軍的步伐，對於她們來說，住在港區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不過，一個小時上下的車程相比那些昌平名媛和燕郊貴婦，還是讓櫃姐們淡定不少，可能只是因為電車內不會有油菜盒子這種可以掩蓋香奈兒等各路大牌香水的物體。
對於早餐這種形態，銀座櫃姐是很無奈的，沒有韭菜盒子、沒有煎餅果子、也沒有皮蛋瘦肉粥，全家裡的飯糰和三明治，才是她們永久的歸宿。
其實對於六本木名媛來說，早餐也是相當悲劇的，唯一的區別就是在於六本木名媛可以坐在咖啡廳里吃早餐，她們的三明治可以加多一個蛋。就跟科興和西二旗那些月薪5萬的碼農一樣，是有資格在自己的煎餅果子里加多一個蛋的。
所以說，在日本這個地方，早餐才是拉齊階級的唯一形式，預示著每一天都是一個自由平等的開端，最後卻迎來了各種鴻溝和不幸。
「台灣腔，說起來賊費勁。」
在日本的中國人以東北人和台灣人居多，由於兩個地區的生活習慣、風土人情相差甚遠，直接導致了這兩個人群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
其實在銀座的櫃姐圈子裡，也是存在著這兩個之間的各種暗戰，雙方都是寧可與日本櫃姐打成一片，也不想主動接近對方，哪怕大家都是在說中國話。
早年，港台地區與內地還是存在著不小的經濟差距，這導致東北人其實是處在這個鄙視鏈的底部，始終感覺自己缺乏足夠的「國際化」。
為了讓形式上不再受到歧視，很多在日本的東北人被迫做出一些口音上的妥協，但又很難接受「娘娘腔」的台灣口音，最終選擇了一種折中方案——盡量去說標準的普通話。
但進入到了21世紀之後，這個生態開始發生改變，東北話開始逐漸佔據了銀座、乃至整個東京的「主流地位」。幾乎是只要有說中國話的地方，就能聽得到東北話。
那些曾經妥協的人開始撿起自己的鄉音，至少在日本的零售業，沒有任何一種地方方言可以凌駕於東北話之上。
這主要要歸功於在銀座的白天，醉心於各種「買買買」的中國大媽，而東北大媽又是中國大媽中的佼佼者。面對著一口濃郁東北口音的櫃姐，東北大媽總是難以拒絕這種鄉愁。
「阿姨，咱家的貨特別的好，您買多一件還有折上折的，要不再整點兒？」這種親切感是台灣櫃姐所無法企及的，因為這背後不僅是口音上的距離感，還有座位東北人與生俱來的表現欲，那種「會來事兒」的勁頭是各種「台式小清新」所無法企及的高度。
在銀座一擲千金的大媽，要體驗的是一種親切感，一口台灣腔總是讓大媽感到「這閨女有點擰巴，咋這麼摳摳搜搜的，做事就不能大大方方的。」
而且，東北櫃姐總是能在茫茫人海中快速分辨出對方的身份，是自由行的遊客、是專業代購、還是一擲千金的內地土豪，她們會根據對方的身份立即做出各種針對性的服務。
總之，「會來事兒」這個東西不僅對於日本人，對於同樣說著中國話的台灣櫃姐來說，都是一個千年未解之謎一般的存在。在她們看來，這似乎是賦予東北櫃姐一種天然技能點。
不過，用自己的鄉音來招待「老鄉」來買買買，櫃姐的內心也是矛盾和掙扎的。早年自己孤身一人，或者跟隨者父母通過各種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徑來到這裡打拚，最後發現不及在老家屯多幾套房來得簡單粗暴，更不必說跑去北上廣深去置業。
畢竟銀座早已不比當年，面對著五道口的學區房只能是黯然失色。
同為熱衷於「剁手」的女人，她們何嘗不想自己是來「買買買」的顧客，尤其是面對著一群同鄉的時候。對於櫃姐們來說，故鄉，可真的就是那個你離開後想回去卻回不去的地方。
她們當時也未曾想過，儘管自己已經來到了東京，但卻從未屬於過這裡。在這一點上，可能不少東城傳媒之花也是深有感觸。
「東京西二旗」或許是最佳歸宿
對於櫃姐來說，還是非常渴望融入到日本社會的圈子，畢竟來都來了，入鄉隨俗自然是最好。
嫁人，是對於她們來說，最快捷地融入到日本人圈子裡的方式。只不過，各種關於階級、出身的一些硬性門檻存在，這導致在日本嫁給一個正常工作的白領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其實不僅是那些中國來的櫃姐，大多數出身一般家庭的日本小姐姐，她們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參加各種聯誼，也就是嫁給一個類似在六本木HILLS這種高端寫字樓里工作的職員。
現實逼迫她們，能想到的極限，可能就是未來和丈夫在池袋、上野這種地方買一套60多米（日本算使用面積）的二手公寓，或者在琦玉這些類似燕郊的地方買個二層的一戶建，隨後過著丈夫每個月僅僅保留工資的一兩成作為自己「零花錢」的日子。
然後便是辭掉工作，加入丈夫公司的「太太團」當中，每天的話題就是各種女人之間的八卦和育兒知識集合。
這個語境換在國內，就是形形色色、看起來挺漂亮的妹子，要想盡各種辦法要嫁給在BAT這種大公司工作的碼農。試問一下，那些西二旗月薪五萬的碼農，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努力勾搭妹子？
所以說，當《東京女子圖鑑》將精英的定位在年收入1000萬日元上下的時候，那些東城傳媒之花都笑了，笑那些日本妹子的「沒追求」和「無知」，因為這些是東城傳媒之花擇偶的「起步價」。
但一路操作下來，東城傳媒之花面對著南城土豪的「我有五套房」時候，也無暇顧及自己標榜的中產精英生活，一心就是想著陪著哥去飽嘗鼓樓的炒肝、鹵煮和豆汁兒，酒醉之餘，再吹吹牛逼。
但南城土豪只想找一個，那個祖上三代都是北京人的北京大妞，身份證上110才是他們要追求的。
在這一刻，東城傳媒之花想起了那些忙於聯誼的日本小姐姐，她們何嘗不也是面對著港區男的各種鄙夷與無視，因為港區男也只想找一個，那個祖上三代都在港區的六本木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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