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興通訊事件：怎麼補關鍵技術的短板？

本周最大的新聞莫過於中興通訊被美國禁售晶元，讓國人突然意識到，高端晶元我們仍然非常依賴進口，美國人一招禁運，就彷彿卡住了我們的脖子。甚至網上出現了這樣的段子：問題來了，我們應該抵制美貨，還是應該抗議美國不賣東西給我們？

不只是高端晶元，在機器人領域，雖然中國的工業機器人每年增長全球第一，也有不少本土機器人品牌，但是關鍵零部件仍然很大比例依賴進口。在關鍵技術上，我們和歐美還有差距，中興的案例可以說是當頭一棒。

那麼差距到底在哪裡？又應該有什麼樣的對策？

剖析這一問題，首先要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清醒的認知，我們已經進入了無形資產為王的時代。《經濟學人》推薦過一本書，叫做《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就比較全面地描述了無形資產在當下為什麼那麼重要，而最重要的無形資產莫過於知識產權。這也是為什麼這一輪中美貿易糾紛的關鍵點之一就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無形資產有它的一些特點，比如它非常容易被推廣，數字經濟時代，拷貝的成本幾乎為零。正是因為拷貝的成本為零，無形資產的另一個特點是它有「溢出」效應，也就是被抄襲非常容易。

而關鍵技術的差距，突然變成中國發展戰略中的一大短板，原因是中國過去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在無形資產投資，尤其是基礎科研領域，並不具備任何優勢。因為基礎科研並不遵循市場規律，歐美國家的技術領先就是因為他們的政府已經集中力量在基礎研發領域投資了幾十年。

基礎科學研究有比較大的溢出效應。這怎麼理解呢，就是基礎科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產業內廣泛應用，反而不容易被私營企業申請專利，私人一般不會願意投資基礎科學研究，因為它無法壟斷這些科學成果。所以，在歐美，政府對公立大學和研究機構直接撥款成了基礎科學研究投資的主力軍，此外政府為了鼓勵私營企業的高科技研發，會直接給予撥款或者稅收減免。

我們先看一個數據，發達國傢俱樂部OECD在2013年政府在研發領域的投資大約是400億美元，此外OECD政府為私營企業提供了300億美元的研發稅收減免。如果以英國為例的話，英國政府對研發的投入分布，在政府向私營企業提供的研發撥款、稅收減免和對公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撥款，比例是1:3:10，公立機構的科研撥款仍然佔了大頭。

通過大手筆的政府採購，歐美政府也可以間接推動私營企業對基礎科研的投入。美國半導體產業，也就是後來的晶元產業，它的發展就是政府採購推動最好的例子。在1950年代，美國軍方的採購極大推動了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美國軍方並沒有直接進入半導體行業，反而通過大宗採購，很多時候採購的價格是成本加溢價的方式，也就是保證半導體行業利潤的方式，引導半導體行業對發展行業相關的無形資產大力投資。比如德州儀器就是受益於當年軍方投資的代表，它和其他同類公司不僅在半導體研發領域大力投資，也投資在其他製造與銷售半導體的相關流程之中。此外，美國軍方採購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也成為推動整個產業快速健康發展的法寶，那就是它要求不只一家企業成為它半導體的供應商，從而間接地鼓勵了產業內的不同企業相互之間分享信息，共商標準。

等到1960年代末軍方採購減少之後，民用市場已經蓬勃發展起來，而德州儀器等對製造和銷售的投入讓他們在「軍轉民」的過程中非常順利。

另一個比較為人津津樂道政府推動創新的例子是DARPA，翻譯過來就是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很多突破性的技術都是率先由DAPRA研發出來，然後被私人企業應用，帶來了突破性的創新，比如說無人駕駛技術。DARPA每年預算30億美元。但是DARPA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政府投資高科技研究的機構，背後依靠的是美國每年6000億美元的國防採購預算。而美軍採購的原則很明確，確保美軍的技術優勢不被超越。

美國的私營企業在把高科技轉化成為市場創新時，也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資助。以矽谷鋼鐵俠馬斯克為例，他旗下的三家主要公司——生產電動車的特斯拉、生產火箭的SpaceX和生產電池SolarCity，都從美國政府的科研項目、補貼和其他資助中獲得非常大的幫助。如果把這三家公司獲得的美國從聯邦到州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研發撥款、稅收減免，對廠房建設的補助以及低息貸款，加在一起總共已經高達49億美元。

此外，政府鼓勵新能源使用的政策也為馬斯克旗下的公司創造了市場，並推動了市場的發展，尤其創造了對清潔能源車和電池的需求。比如，政府就給了新能源車每輛5000美元的補貼，給購買太陽能電板的消費者也有稅收減免。而政府採購對推動SpaceX的發展更是功不可沒，NASA和美國空軍對SpaceX的採購額已經超過55億美元。

從上述的例子中，可以很明確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無論是基礎技術研發的投入還是技術應用的創新，都離不開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政府的投資、撥款和稅收減免，以及大手筆的政府採購，是看得見的手在推動。同時私營企業的市場競爭又是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在推動。兩者共同推動了歐美髮達市場的技術發展。

還有兩點變化非常值得我們去深入思考中國在基礎技術研發和應用創新還需要走哪些路。

第一是產學研深度的一體化。在上周蘇格蘭創新論壇上，我與幾位來自蘇格蘭的教授深入溝通了蘇格蘭創新的經驗。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被稱為歐洲的大數據中心，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學和科研機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大學的研究與產業的需求直接打通，鼓勵學者與商業機構深入對接，一方面讓商業機構樂意分享行業大數據，另一方面讓學者直接帶著商業機構的實際問題做科研。為學術而學術的科研，至少在大數據領域，已經被產學研一體所取代了。

另一方面，需要對公共投資有更科學的管理和治理。公共投資如果要想承擔鼓勵創新的責任，就需要不斷改善政府的治理結構，需要不斷增加誠實、能幹同時具備經濟知識的政策制定者，因為大手筆的公共投資很容易成為尋租的市場，也有太多機會出錯。此外，政府投資鼓勵研發投入鼓勵創新就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因為誰也沒有辦法保證創新的成果。這個時候政策制定者需要對風險有明確的認知，對自己的投資肩負切實的責任。

總結一下，我們已經進入到了無形資產為王的時代，無形資產的投資，尤其是基礎研發的投資，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無論是直接為公立大學和研究機構撥款，還是為鼓勵私營機構投入研發而撥款，稅收減免或者動用政府採購的槓桿。從這一點而言，所有技術領先的國家都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不同的是，它們的產學研一體化更深，而公共投資的治理水平更嚴密更科學。

（本文作者系《經濟學人·商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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