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通訊，這個一度被認為是與華為比肩的國內移動通訊終端設備製造商，如今正處於有史以來最艱難的危機之中。朱言並不想對這件事做過多評論，只想說一句：這個世界是需要講規則的。

在這場危機中，中興創始人、76歲的非執行董事長侯為貴出山奔波，這件事成為這幾天的熱點新聞。侯為貴是個什麼樣的人？

侯為貴出山

年逾七旬的侯為貴是陝西西安人，出生於1942年。按照很多公開資料的說法，侯為貴先生是1959年畢業於南昌大學，但是南昌大學是1993年才由江西大學和江西工業大學合併而建的，2005年又將江西醫學院併入，成為現在的南昌大學。依照南昌大學之前的淵源，侯為貴應該是畢業於江西工業大學。

大學畢業之後，侯為貴被分配到航天部在西安的691廠。691廠起初是一所中專學校，侯為貴在那裡做了一名教師。文革爆發之後，1969年這所學校停止辦學，轉變為一家工廠，侯為貴從教書匠變為技術員。

南昌大學演變圖

當時的航天部副部長錢學森給了691廠一個任務，去研製IC半導體。侯為貴後來回憶：

當時部里掌握的美國信息是，美國剛剛啟動IC產業，所以學校就轉型開始做IC，變成一個工廠。那時候沒有工程師的說法，我從老師變成了技術員，後來從技術員升任技術科長。

文革期間雖然混亂，但是這些高科技產業其實並未停止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

文革結束之後，1981年，侯為貴被派往美國，負責技術引進。這是侯為貴第一次去美國，給他的震撼是巨大的，「當時到了美國等於是到了另外一個星球上，是這種感覺，在國內當時人與人是很封閉的」。

侯為貴

侯為貴這一次在美國呆了一個多月，主要是在西北部芝加哥等地，美國在半導體領域技術的先進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國內的科技產業並沒有市場的概念，甚至科學的概念也沒有，「特別是航天系的企業，只要能夠上天，成本不計較」。譬如，當時691廠做的「集成電路廣角電鍍，鍍金都很厚，幾個微米」，這在美國人看來就是無效的金錢浪費，不需要做這麼厚的金同樣能保證質量。

成本管理和科學精神，這是首次美國之行給侯為貴留下的最深刻記憶，他的思維方式開始從一個單純的技術人員向企業家轉變。

侯為貴的企業家之路是從1985年開始的。1985年，深圳特區創辦已經五年，但是整體產業結構水平並不高。這一年，主政深圳的是被稱為創建特區最苦時期的「苦官」的梁湘，也是真正打開深圳局面的地方主官。

梁湘

當時的深圳，主要產業以貿易、來料加工、搞基建為主，走私也比較興盛，「合辦企業」卻是很少見。深圳大規模興辦合資企業是在1986年5月，李灝出任深圳市委書記之後。

侯為貴在1985年去深圳，與香港資本合作創辦了中興半導體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80萬元，出任總經理，這在深圳的合資企業中算是比較早的。從國企出來，侯為貴最初的想法還是辦成以以國營企業作為大股東的公司，自己出任負責管理工作的總經理。

當時作為母公司的西安691廠沒有出資實力，所以侯為貴他們「不要讓它（國企）承擔太大風險，沒讓他們出錢，只給我提供了一個擔保就行。後來我們把錢一還，它的擔保就沒有風險了」，但是董事長仍然是國企691廠的人。

中興

中興創業的時候，西安的691廠是沒有出資的，那麼創業資本怎麼來的呢？因為有了691廠的擔保，侯為貴等人貸款先做起了貿易加工，玩具、風扇、電子琴都做過，「產生的利潤就變成企業的啟動資金了」。在無後續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公司不得不從代工收音機、電子錶等來料加工起步，成立第一年合同銷售額75萬元。另外，中興1985年也向國防系統內部貸過一點款，1987年就全部都還了。

1989年，中興半導體研發成功第一台程式控制電話交換機，1992年實現合同銷售額超過1億元。不久，港資企業因倒閉而退出。

1993年，這是侯為貴資本運營之路最為關鍵的一年。在中興企業歷史上，這一年也被認為是「國有民營」化改革騰飛的起點。那一年，國有企業691廠、深圳廣宇工業（集團）公司與一家由侯為貴等30多名自然人組成的民營企業「中興維先通」實施了第一次重組，共同投資創建了深圳市中興新通訊設備有限公司，兩家國有企業控股51%，民營企業「維先通」占股份49%，由「維先通」承擔經營責任，在國內首創了「國有控股，授權民營」的「混合經濟」模式。明確公司人、財、物的經營權全部歸經營者；經營者須保證國有資產按一定比例增值。若經營不善，經營者須以所持股本和分配權益抵押補償；若超額完成指標，則獲得獎勵。補償和獎勵幅度均為不足和超額部分的20%。

中興

關於這次重組，侯為貴後來回憶說：「國有企業佔大股不是我們的意願，是北京部委方面要求佔51%，我們當時也沒有太多想法。但是因為這麼多年大股東並沒有出資，都是我們用每年利潤給他填進來的，從1985年開始到1993年的八年間利潤分紅之外，有一部分就留下來作為國企的股份錢。」

中興維先通的全稱叫深圳市中興維先通設備有限公司，這是一家1992年10月23日在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鹽田局登記成立的民營企業，侯為貴是其法人代表，這是一家全部由自然人投資的公司，實際控制人侯為貴持股18%。

中興新通訊設備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技術創新為特質、股份製為管理基礎的市場化公司，也是日後中興通訊的真正起點。

中興最初創辦的初衷是做半導體，甚至可以追溯到改革之前的IC產業嘗試。1996年，中興重新成立了IC設計部，以市場為導向、以支持公司電信設備內部需求為訴求積蓄IC能力。

中興

1997年，為滿足上市需求成立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侯為貴就任上市公司總經理，當年合同銷售超過10億元，公司也成為一家公眾公司。根據官方材料，三年後，侯為貴帶領團隊於2000年實現合同銷售突破100億元，2004實際營業收入達到212億元，並於香港上市、成為大陸第一家A+H上市公司，侯為貴也於當年獲評2004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在這個階段，正好趕上了全球智能手機產業的興起與繁榮，藉此東風，中興通訊也開啟了營收大幅增長的時代，凈利潤幾乎一直處於上升軌道。

20世紀80年代，全國上下，從農話到國家骨幹電話網用的全是國外進口的設備，行業內流傳著「七國八制」的說法。1990年代之後，以「巨大中華」為代表的一批中國本土通訊設備製造商崛起。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後期，中國電信市場呈噴發之勢，本土力量應運而生，新興的四家有代表性的通信製造廠商分別為巨龍通信、大唐電信、 中興通訊、華為技術，當時的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取各家的頭一個字串聯起來，恰好是朗朗上口的「巨大中華」。

侯為貴

大浪淘沙，洛陽的巨龍通信和北京的大唐電信早已被市場淘汰。在侯為貴看來，巨龍和大唐的出局恰恰是因為他們缺乏市場導向，「他們堅持的是技術第一，政府第二」，「堅持技術第一，所以一開始技術走得還是比較快的；但體制上是100%政府控制，有什麼事就找政府，包括通過政府渠道拿到訂單，所以市場能力、市場服務都比較弱。」

中興作為一家移動通信設備製造商，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發展中，似乎是精準地踩著中國電信市場的每個鼓點成長，中國電信、網通的小靈通，中國聯通的CDMA，以及當時爭議較大的TD-SCDMA。

2006-2008年，全球電信設備商經歷了新一輪的洗牌。在2007年的銷售規模排名中，中興進入全球第八位。但是，這背後也有成本的極速增加和非常規手段和惡性競爭的加劇。

退隱的侯為貴

從2004年開始，侯為貴就不再擔任中興新通訊的總經理，而轉任公司董事長。2015年1月7日晚間，中興通訊發布公告稱中興通訊創始人、現任董事長侯為貴表示將不再參選新一屆董事會，這意味著掌舵中興通訊三十年的侯為貴就要退出江湖。

在退隱之前的2014年，侯為貴提出了M-ICT萬物移動互聯戰略，自此一場中興通訊自上而下的大變革逐步推進。對市場有超乎尋常洞察力的侯為貴說：

將來是跨界，顛覆的，萬物互聯會導致ICT產業深度融合，它不是和諧的，不是風平浪靜的。很多將是顛覆性的，企業如果適應不了這種趨勢，就會消失、倒閉。

侯為貴

說這番話的時候，不知道他會不會預料到今天中興最大的危機並非來自市場和技術，而在於法治和規則本身。

卸任之時，侯為貴曾說：「30年前，中興創立時，改革開放的大潮正在國內涌動，通訊市場巨大的缺口，改革開放的紅利變成巨大的商機，成為中興發展壯大的原動力。」

當最初的改革紅利漸漸消失，中興又該向何處尋找發展原動力呢？侯為貴似乎是一個市場主義者，但是高科技產業最為重要的可能是還是技術本身？市場也並非無序無規則的，契約精神也是起碼的。

我們更期待擁有獨立自主核心技術的中興能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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