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裱糊匠」其實是「背鍋俠」——悲情李鴻章之三
現在來說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可細分為兩個，其一，在媾和談判中，李鴻章是否儘力了？又是否存在主動賣國言行？其二，換做別人，比李鴻章能否少點喪權辱國？
中日馬關談判現場。
畫家筆下的馬關談判。
1895年3月至4月，李鴻章奉命東渡日本媾和。雙方歷經數論談判未果，李鴻章和清廷震驚於日方的獅子大開口，指望靠拖字訣使得日方有所讓步。4月10日，雙方舉行第五次談判，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有這樣一段對話：
李：請允許敝人略述己見。首先，賠款二萬萬兩，數額過巨，實非今日我國所能承擔。能否再減輕？
伊：如既已言明，本備忘錄是在盡量予以減輕而後所擬定，實無再減之餘地，尚乞諒解。今後如戰爭繼續，賠款數額將不止於此。
李：如我方第一次復文中所詳述，核計貴國開銷之數，遠不及二萬萬兩。今提出如此苛刻條件，以我國一國之力，無論如何亦難負擔如此巨款，必借洋債。洋債為數既多，本息甚巨，中國實無償還此等債務之財源。
伊：敝人不敢遽然贊同閣下之說。貴國土地富饒，人民眾多，幅員廣大無比。
李：即使我國幅員廣大，但尚未開發，毫無辦法。
伊：貴國人多，超過四億，比我國人口多出十倍，如欲開發，實輕而易舉。
李：雖國大人多，無人傑可奈何！
伊：國步艱難之際，英雄輩出，至執掌國政者亦有之。即可用以開源。
李：願向我國政府建議，禮聘閣下為敝國宰相如何？
伊：敝人一身已獻給我國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時，亦不拒絕為貴國竭盡微力。
李：今日我國實困難至極，希閣下給以充份同情與體諒。縱令現在得以訂立講和條約，賠款金額如此巨大，將立即為世人所知曉。外國之資本家將趁我國困難之機，貪圖非常之高利，彼時，我國必將陷入更加困難之境地。
伊：關於此事，以敝人之地位不能進行任何談論。
李：當然。但另方面，若訂約即不可更變，否則我國將成為不履行條約之背約行為，必將再惹貴國以背約作為再開戰端之理由。故在尚未發生此種不幸之前，不能不再乞閣下減輕所提條件。切望閣下斟酌我國情形，再加以考慮。
伊：條約一旦締結，貴國則不能不認真履行。如貴國背約，我方不得已而將再次訴諸武力，當然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李：正因為如此，敝人才不得不再請求閣下採取寬大措施，使條件減至今日我國可能履行之程度。
伊：此備忘錄之條件，已充份體諒貴國情形，在可能減輕之限度內，業已減輕，因此不能允許再減輕分毫。
李：貴國為戰勝者，我國為戰敗者。戰勝者之要求，無論何等條件，敗者亦必服從。但以如此苛刻條件指令我國，終非我國所能忍受。
伊：敢問，閣下所言，可否解釋為堅決拒絕本大臣所提出要求之意？
李：否，決非如此。我國政府自不待言，本大臣亦求和心切，早為閣下所諒察。敝人只是坦率表達我國之情況而已。
伊：既如此，我方除備忘錄所記述之事項外，絲毫也不能減輕。
李：其次，願就土地問題一談。歷觀歐洲各國交戰，未有將佔據之地要求全行割讓者。以普法戰爭為例，德國所佔領之法國疆土，雖非常廣闊，而實際所提出之割讓要求，卻極為寬大。今約內將奉天南部所佔之地，要求全行割讓，此外對未被佔領之台灣亦要求割讓，豈非已甚？
伊：否。其事例甚多，不可以普法之一例論之。
李：英法兩國兵臨北京城下時，彼等亦未要求割讓寸地。
伊：彼另有意在，不可以彼例此。
李：即如營口而論，乃系通商口岸，東西南北貨物雲集之地，實為我國政府之一大財源。貴國一面命我國負擔苛重賠款，同時又奪取我之收入源泉，豈非過於殘酷？
伊：乃不得已之結果。
李：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餵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
李：台灣全島，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強讓？
伊：閣下似乎說，未佔領之土地，即無要求割讓之理，貴國何以將東西伯利亞割讓給俄國？
李：將東西伯利亞割讓與俄國，並非戰爭之結果。
伊：割取台灣，在和談上亦為合理之要求。
李：台灣與黑龍江有霄壤之別，完全不能相比。黑龍江殆為化外之瘠土，人煙稀少，尚未施政。相反，台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民亦服從王化，設官署置吏員，純如本土。
伊：但在割佔中國主權所及版圖一點上，毫無不同之處，無須論及土地之肥瘠。
李：如此豈非輕我年耄，不知分別？
伊：中堂見問，不能不答。
李：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兩為數甚巨，必請再減五千萬；營口還請退出；台灣不能相讓。
伊：如此，即當遣兵至台灣。
馬關談判的蠟像還原。
這段對話盡顯戰敗之國的低三下四，和戰勝之國的居高傲慢。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相識於1885年2月，其時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國，李鴻章在天津與其見了一次面。會談中，伊藤博文勸告李鴻章改革內政，李被說中心事，不由對其相看。儘管兩人有18歲的年齡差距，卻在很多話題上有共同見解，惺惺相惜之下，他們竟成為忘年交。之後10年，兩人至少有21次書信聯繫。書信中，伊藤在信末的署名一直是「你的好朋友伊藤」，李鴻章本以為此次出使日本，伊藤能看在多年交往的面子上手下留情，殊不知伊藤公私分明，談判中始終咄咄逼人。
4月15日，雙方舉行最後一輪談判，會談從2時半延續到7時半，其間李鴻章苦苦哀求減少賠款，但均遭拒絕。
李：無論如何，總請再讓數千萬，不必如此口緊。
伊：屢次說明，萬萬不能再讓。
李：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
伊：此戰後之約，非如平常交涉。
李：講和即當彼此相讓，爾辦事太狠。
伊：此非關辦事之才，戰後之效，不得不爾。
當日參加談判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如此記錄：「李鴻章自到馬關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會晤這樣不惜費盡唇舌進行辯論。他也許已經知道我方決意的主要部分不能變動，所以在本日的會談中，只是在枝節問題上斤斤計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從賠款二萬萬兩中削減五千萬兩；看見達不到目的，又要求減少二千萬兩。甚至最後竟向伊藤全權哀求，以此少許之減額，贈作回國的旅費。此種舉動，如從他的地位來說，不無失態，但可能是出於『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伊藤博文是日本著名政治家。
李鴻章畢竟年長伊藤18歲，屬於叔叔一輩，可以想見，談判桌上的李鴻章已被逼到死角，在退無可退、手中又無其它籌碼之下，唯有犧牲自己的尊嚴，指望以可憐博取同情和施捨。大清一朝所謂的第一外交家，如此舉動，於己為失態，於國為失格，一生睥睨傲視的李鴻章，如此違背性情低三下四，將自己淪為市井之徒斤斤計較討價還價，甚至已有無賴撒潑之嫌，足見其心中苦澀。所謂打碎門牙和血吞，李鴻章如此言行，固然其中有爭得一分利益減輕自己罪責的意思，但同時，一顆悲涼悲苦的拳拳之心不也昭然若揭嗎？
中槍一年後的李鴻章。
必須提及的是，3月24日第三輪談判後，李鴻章回住所途中突遭日本人小山豐太郎槍擊，左眼下受傷。李鴻章眩暈後很快清醒，他用手按住傷口，看著血跡斑斑的衣服嘆了一口氣說：「此血可以報國矣」。報國之血果然沒有白流，意外事件使日本優勢銳減，輿論同情之下，小山豐太郎被速判無期徒刑，日方還隨即下令無條件休戰。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槍擊事件導致日方將索賠數額從3億兩減為2億兩，但其後的日本確實放鬆了口徑，同意了清廷的要求，將索賠數額減少了1億兩。是故，說李鴻章「挨了史上最貴一槍」的說法，並非毫無緣由。
李鴻章出使沙俄。
《馬關條約》簽署後，李鴻章回到天津，飽經折磨的他上書光緒，百感交集地寫道：「深盼皇上振勵於上，內外臣工齊心協力，及早變法求才，自強克敵，天下幸甚。」其時的國內，李鴻章和他參與談判的養子李經方已成億夫所指，「國人皆曰可殺，萬口一辭」。
保留至今的中日馬關談判現場——春帆樓外面，現在立有李鴻章和當時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的塑像。
保留至今的中日馬關談判現場——春帆樓。
李鴻章辦外交最得意的一條策略是「以夷制夷」，也就是「發現國際間之罅隙而有以圖之」。他認為給中國西方列強並非鐵板一塊，彼此有利益衝突，在列強間周旋發現罅隙為我所用，以力保和局、維護國權。儘管其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以夷制夷」不過是一時一地的緩衝幻象，但具體到其時其境，既打不了又和不了的大清一朝，除此之外，哪還有什麼與洋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呢？說白了，「以夷制夷」只能是李鴻章萬般無奈之際祭出的聊以自慰的手段而已。
不過，就當時來說，「以夷制夷」也似乎起到了一定作用。
有史料稱，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殺一事，武裝侵略台灣，清政府責成李鴻章處理，他主張同日本講和。講到制日之策，李鴻章認為：「台灣系海外偏隅，與其聽一國久踞，莫若令各國均沾。」他主張台灣向列強開放通商，使各國在台灣均有自身利益，讓他們在台灣逐鹿相互牽制，達到藉機控制他們的目的，藉以保存對台灣名義上的主權。
甲午戰爭以後，大清同意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李鴻章斡旋力主「聯俄環遼」。這與對大清東北覬覦已久的沙俄一拍即合，沙俄聯合德法成功使日本「還遼」，並且使贖遼費由從1億兩降至3000萬兩。由此，大清朝野一片「聯俄」之聲，而李鴻章借著出使沙俄慶祝沙皇加冕的機會，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建立了針對日本的軍事同盟。李鴻章自認，《中俄密約》簽成，「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李鴻章去世後，黃遵憲輓詩專門提及此事：「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持二十年！」後來的歷史發展驗證了黃遵憲的預言，這紙《密約》其實無異於引狼入室，最終使得東北徹底淪為沙俄的勢力範圍。
此外，坊間一直演繹著李鴻章智斗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故事。故事說，1874年2月21日，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翻譯官馬嘉理進入雲南後被殺，威妥瑪隨即大鬧，英國軍艦其後開入煙台。醇親王主張與英國人決裂開戰，而李鴻章認為，大清不能再走過去一貫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動輒開戰，戰則必敗，敗則議和，和則割地賠款。他請當時列強駐京公使偕夫人到煙台避暑，也請威妥瑪到煙台談判。每天晚上，李鴻章均設宴宴請公使和夫人，宴後還舉辦舞會。觥籌交錯、酒酣耳熱多日後，公使和夫人們都認為威妥瑪得理不讓人，無紳士風度，威妥瑪無奈讓步，與李鴻章簽下了《煙台條約》。此故事雖有演繹成分，但真實性還是有一些，至少，最終簽署的協議與威妥瑪起初的要求還是有些距離。
就當時來說，「以夷制夷」雖不失為可取策略，但其實質無異於火中取栗，最終效果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中間的些許成功，莫不如說是合縱連橫的玩弄，「以夷制夷」的前提是列強在華「利益均沾」，蒙受損失的首先就是大清，其次才能說到小損換大損，長遠來說，還是避免不了列強帶來的沉重災難。
再回到第二個小問題：換做別人，比李鴻章能否少點喪權辱國？
簽下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的中方代表，是愛新覺羅·耆英。耆英是滿洲正藍旗人，清太祖努爾哈赤二弟穆爾哈奇的後裔，蒙祖蔭得以進入仕途。有趣的是，雖然耆英並沒有出眾才能，但卻被清廷視為當時處理洋務的第一人，除去《南京條約》，他還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五口通商章程》、《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
耆英也是中國第一個接觸西方照相機並留下了照片的人。
耆英的後半生很有趣，因屢次袒護洋人，洋人對其評價不錯。但恰恰又是洋人發現了耆英欺瞞朝廷的證據，一紙御狀讓咸豐憤怒至極，勒令其自盡謝罪。當時的清末戶部文選司郎中崇彝在《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載：「道咸之際，初辦外洋交涉，多不得當，喪失權利，在在皆是。耆相國英在粵東，與英人所訂之條約，皆非當面折衝，派家人張禧偕首府某公出而協定。當時請旨賞張五品頂戴，以壯觀瞻。此事太近兒戲，余初未之信。後有戚某公為廣州知府，曾調取當年原卷閱看，果有此事。至咸豐七八年換約期間，因耆英相定約僨事，賜令自盡。固由文宗之怒，實怡、鄭二王等乘君之怒以成之。耆平日實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獎耆『有守有為』之語，於是耆相大書一聯懸之客廳，雲『先皇獎勵有為有守；今上申斥無才無能。』此罷官時考語。故意令人見之。此聯軒輊兩朝，含有陽秋，有人言之當權者，此自造殺身之禍也。」
這段文言文的意思，再明白不過地交代了耆英的膽大妄為，不僅上報朝廷的與英人所訂條約為徹頭徹尾的謊話，就連當時的皇上他也敢手書調侃。如此之人，無才無德，又一味自私，為個人仕途，他能置朝廷、國家利益於何處，可想而知。若不是1858年英軍在廣州翻查出文檔，世人對如此欺上瞞下的奇葩尚不得而知。咸豐曾親自手詔揭示耆英罪狀，斥「耆英在廣東抑民奉夷，謾許入城，幾致不測之變。數面陳夷情可畏，應事周旋，但圖常保祿位。……耆英顯而易見，貽害國家，其罪則一」。
大清一朝，人稱「晚清四傑」的，計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這四人中，曾國藩後期退隱，暫且不提；張之洞做了些事，可留給後人的印象卻是流於空談的多。倒是左宗棠確是條漢子，文治武功了得，就成功率而言，他甚至比李鴻章還棋高一著。
左宗棠最得意的手筆是收回新疆，但收回新疆是場曠日持久的苦戰。在與沙俄對峙的關鍵時刻，大清與對方展開和談，於是，另一位滿族大臣崇厚出場。這位滿洲鑲黃旗人出身的大臣，經不住沙俄威逼，於1879年私自與對方簽訂了《里瓦幾亞條約》，許以多處通商、優惠徵稅、修建鐵路、西北各城設領事館、俄國永遠占踞伊犁城一帶等條件。左宗棠聞訊，向清廷痛陳：「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加，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曷極！此可為嘆息痛恨者矣！」光緒帝於是治崇厚罪，將其入獄。
崇厚，滿洲鑲黃旗人出身。
行文至此，不由感嘆，大清芸芸官僚，既懂洋務更懂大清、既有氣節又擅外交的，其時其地還真找不出一個可以與李鴻章比肩的人物。以耆英和崇厚滿族大臣的身份，竟然還不顧列祖列宗的臉面，如此私相授受喪權辱國，遑論其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者，遑論只知嘴上談兵高喊愛國的清流一黨！
也所以，天降大任於李鴻章！天大的干係，李鴻章都得擔著；天大的罪名，李鴻章也都得受著！命運有時就是這樣不公，既然李鴻章「權傾一時」，就必然難免「謗滿天下」，何況你又挺字當頭，萬事不辭，而且還真真切切地在那樣多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籤了字？國人皆曰可殺的必然是你！
晚年李鴻章對其興洋務、辦外交有所反思。據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記載，甲午戰爭後賦閑的李鴻章曾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好，海軍也罷，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孔，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敗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據說，李鴻章「裱糊匠」的綽號由此而來。
「裱糊匠」確實只能做到「勉強塗飾，虛有其表」，可一旦有人「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敗露，不可收拾。」李鴻章用「裱糊匠」概括一生，最是恰當不過，可同時，其中的無奈、蒼涼、苦澀，他又能與誰說？
「裱糊匠」李鴻章裱糊的是大清的江山，所以，他是滿清外交第一人不假，可同時他更是道道地地的「背鍋俠」。他是慈禧的寵臣，每當媾和需要拍板之時，慈禧怕惹罵名多躲起來，李鴻章卻一直是雖千萬人吾往矣，衝鋒在前，自擔惡名，好替他的主子擋風遮雨。
不能指望一個封建王朝的大臣，不切實際地革命在前，「裱糊匠」斷然當不了推到重來的「泥瓦匠」。評價李鴻章外交，必須把他放到百多年前大清風雨飄搖的其時其地，設身處地地換位思考，也必須從縱向發展的角度，看一看歷史演變的趨勢與結果。從這些角度言，應該承認，李鴻章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減少了大清的損失。西蒙周不能讚揚李鴻章是其時其地的一面愛國旗幟，但他對大清朝廷，對這片土地，無疑飽含深情。其所作所為，也對得起他作為晚清第一重臣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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