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走向「主體間性」：女性閱讀與性別主體的建構
內容摘要
從主體性哲學立場出發，女性性別主體的存在並非本質性的，而是一種作為「主體間性」的存在。近代以來，「女性閱讀」現象由個體而群體，由私人化逐漸具有了公共性，使女性讀者在與閱讀文本、社會文化權威和其他讀者的互動中發現了自己性別主體的存在，並不斷質疑、反思、修正自己的立場，使其主體性表現出鮮明的「主體間性」特點。「女性閱讀」因此培育出不斷發展的女性意識，成為西方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想的最深層動因和女性主義亞文化的常態。
【關鍵詞】主體間性 女性閱讀 女性亞文化 宗教閱讀 女性閱讀俱樂部
作者簡介：徐敏，女，江蘇蘇州人，1974年5月生，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學批評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1999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學院文藝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 200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文藝學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2002年5月進入文學院文藝學教研室，從事文學批評學、文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1]波伏娃這一振聾發聵的論斷，在開啟女性主義批評清算男權文化傳統的同時，也奠定了其反對性別本質論的基本立場。從瑪麗·朴維的「『女性』反映不了完整的『自我』,僅僅是同『男性』相對照時獲得的臨時定義的一個位置」[2]，到魯思·伊格爾瑞的「任何主體的理論總是被『男性』佔用，女性只是男性主體『反射』自身所需要的否定命題」[3]，乃至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義在顛覆邏格斯中心及其壓迫之前不能劃分出一個清晰的『女性』範疇」，只能說「『這個不是』和『那個也不是』」[4]，女性主義批評越來越傾向於迴避女性本體這一概念,甚至將對女性主體性的尋找也視為「男權文化」思維的一種表現，女性主義因而只能徘徊於「男權解構」與「自我否定」之間，日益走向女性自我身份的放逐與主體性的消解。
在西方主體性哲學的背景下審視女性主義的這一困境，也許有助於我們尋找新的出路。作為西方近現代哲學的重要命題，主體性理論發端於對西方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的挑戰與反抗，經歷了從認識論的主體到本體論和語言學哲學的交互主體的發展歷程，從自我意識的主體性逐漸演進為平等共在、相互交往的主體間性。
近代哲學從認識論角度探討主體性問題，認為「主體性」即人作為活動主體的質的規定性,是在與客體相互作用中得到發展的人的自覺、自主、能動和創造的特性，其中「自我意識」最為重要，主體等於主體性。然而，自我意識的內在性使得「貫穿對象領域」對其來說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形而上學因此陷入無法解脫的困境[5]。在休謨、馬克思、米德等人質疑和批判這種抽象、超驗的主體觀的基礎上，胡塞爾明確提出了「主體間性」的概念。
所謂「主體間性」，是在主體與主體的關係中確定存在，存在成為主體之間的交往、對話、體驗，從而達到互相之間的理解與和諧。與主體性強調主體與客體發生關係時所表現出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能動性、佔有性不同，主體間性則強調主體與主體在交往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以「交互主體」為中心的和諧一致性，主體性的生成不再被認為是一種對象化活動,而只能產生於交往實踐之中。伽達默爾指出，對世界的闡釋並非是對客觀意義的揭示，而是主體與文本的對話以及達到的「視域融合」。福柯則認為，並沒有一個作為意義派生源頭的「主體」存在，所謂「主體」是在話語中、並通過話語實踐建構的。存在於各種書寫、口述形式中，以及日常生活社會實踐中的各種話語，不僅是思考、產生意義的方式，更是構成它們試圖掌控的那些主體身體的本質、心智活動以及情感生活的要素。話語通過不同方式模塑、主宰個人，使個人成為可以具現「話語」的「主體」。
在「主體間性」概念的燭照之下，可以發現反本質主義女性主義的謬誤所在：性別本體論的解構絕不應以消解女性主體為代價；追尋一個先驗的、固定存在的「女性」本體，或是遵循傳統二元對立模式所界定的「他者化」的存在固不可取，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女性主體性的追尋在女性主義理論中就成為非法。正如馬克思所說，「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6]，著眼於女性生存的社會與歷史，揭示她們與種種相關話語之間的互動，將會為我們勾勒出其主體性如何得以在男權文化沉重的壓迫下破土而出、不斷生長的軌跡。
說到女性主義的「話語背景」，人們首先會想到西方女權運動，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繫已是學界的共識。然而，作為女性主義批評社會動因的西方女權運動，最初究竟緣何而起？在缺乏「自上而下」的「解放式」思想啟蒙的背景下，原本薄弱的女性意識又是如何突破鐵板一塊的父權文化，發出自己「荒野中的聲音」呢？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發展中一再為人們稱羨的「鮮明的女性意識」，究竟緣何產生並不斷得到滋養而高揚？
其實，在女權運動的「社會背景」下還隱藏著更深層次的「文化背景」，即「女性閱讀」。這裡所說的「女性閱讀」現象，並非朱迪斯·福特萊（Judith Futley）所提出的，以知識女性為主體，針對傳統男性作家作品而作出的「抗拒性」閱讀，而是指在普通女性中自發產生，以尋找、建構和提升自我為目的的閱讀行為和現象。它在歷史上一直存在，最初表現為私人化、個體化的行為，在近代逐漸發展為引人注目的群體現象，成為「女性亞文化」的主要形態。正是在與閱讀文本的互動中，西方女性才開始從「第二性」的身份中逐步抽身出來，在男權文化鐵壁的縫隙中意識到並逐步培育自身的女性意識，才有了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批評的不斷發展。追溯這一歷史軌跡會使我們發現，作為「主體間性」的存在，才是女性主體性問題的真正答案。
一、走出「自己的屋子」：女性閱讀與早期女權運動
女性閱讀作為私人化行為早就存在，但進入公共性視野則要等到近代時期。這與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有很大關係。16世紀20年代，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迅速席捲了德國乃至整個歐洲，16世紀中葉，新教的主要宗派已可與舊教抗衡。16世紀末17世紀初，新教的教會組織與崇拜儀式已具雛形。17世紀中葉，英格蘭的清教徒運動將新教運動又推進一步，產生了脫離聖公宗的新教派，如英格蘭的長老會、公理會、浸會、公誼會等等。在一個多世紀新教與天主教、教權與王權的激烈爭奪中，社會成規稍顯鬆懈，女性閱讀由此破土而生。
閱讀作為一種智性活動，很早就被划出了女性的生活範圍，唯一例外是對宗教經典的閱讀。虔誠、謙卑、忍耐、慈愛，這些宗教品質被認為有助於加強女性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品格，因而在人類歷史上，幾乎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不反對女性閱讀宗教作品。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新教與天主教激烈鬥爭的100多年間，正是圍繞著對宗教經典的閱讀、闡釋和討論，原本囿於閨房之中、壁櫥之內的主婦的閱讀開始「走出自己的房間」，逐漸在社會、宗教、政治領域內產生影響，使部分中上階層女性率先邁出了走向社會的第一步。
中世紀結束後，隨著越來越多的宗教典籍進入尋常百姓家，婦女閱讀宗教經文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據記載，當時《聖經》被擺放在各種婦女們觸手可及的地方，如起居室、廚房、傭人房、縫衣室甚至擠奶間。與男性通常在書桌旁讀書不同，女性讀者則更多把書放在膝上閱讀[7]，或在卧室、壁櫥這些更為公共的、嘈雜的地方讀書[8]。當伊麗莎白·庫克夫人1660年去世時，她的牧師埃德蒙·巴克在悼詞里稱讚「她的壁櫥不像一般女性的那樣為很多女裝或稀有和昂貴的珠寶所充斥，而完全是一個為祈禱和沉思而設計的私人場所」，他說「我很少見到她一個人獨處的時候面前沒有攤開著『聖經』」 [9]。如果把婦女的這種宗教閱讀僅僅看作「父權社會」的一種馴化和使其保持從屬地位的努力，那不能不說是一種錯誤的偏見。借用當時一部優秀文集的標題：「無聲，但為發聲而準備」，閱讀、翻譯和解釋宗教經文的這些活動，作為那個時代對婦女在智力活動和樂趣方面嚴格限制的一個例外，恰恰為她們提供了尋找自己身份，走向社會化進程的重要契機。
一個最好的例子莫過於瑪格麗特·霍比（Margret Hoby, 1571-1633），目前已知最早撰寫英文日記的女性。瑪格麗特通常並不被認為屬於女性社會活動家，而更多地被看作伊麗莎白時代的一位典型淑女、約克郡教會清教徒。她的日記看起來只是對諸多家庭和小區事務的繁瑣記載，但對其文本的深入分析則令人發現，她的宗教閱讀並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只是為了「自我心靈的提升」，而表現為一種公共性的、具有鮮明宗教、政治目標導向的閱讀實踐[10]。
瑪格麗特出生於一個紳士之家，在虔誠的清教徒亨廷頓伯爵夫人所辦的學校接受了教育。作為家中唯一的孩子，瑪格麗特繼承了父親的財產，第一任丈夫沃爾特·德弗羅去世後又繼承了他的房產。三個月後，她回絕了英國駐法國大使托馬斯爵士的小兒子托馬斯·霍比（Thomas Hoby）的求婚，與菲利普·悉尼結婚。1595年悉尼去世後，她回頭與托馬斯·霍比締結婚姻，婚後花了很多時間在私人牧師理查德·羅德的陪伴下修習經文、沉思和懺悔，並在小區積極扶助貧弱。她著名的日記就寫於這一時期，其中詳細記載了她每天在家庭、小區的種種活動，包括家庭財務收支情況、閱讀、談話、各種接待或拜訪等。
霍比夫婦所居住的約克郡，是英國清教徒分離主義運動的三大起源地之一，當時的反對國教者們聚居於此，宣傳他們的教義，建立地下教會，在英國國教和政府的殘酷鎮壓中尋求和拓展生存空間，為新的宗教意識形態而奮鬥。托馬斯·霍比1596年與瑪格麗特結婚，1601年已成為約克郡北部和東部一名「騎馬的和平專員」，曾被推薦參加北部理事會選舉，並被列為約克郡高級專員，是約克郡嚴格的地方司法和訴訟的管理者，在清教反對天主教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瑪格麗特在很多方面協助了丈夫的工作，如幫他處理信件、報告情況、到教堂讀經，和他一起拜訪宗教上層等等。1599年8月4日，她在日記里充滿感恩地記述了她如何在哈克尼斯法院的房子里忙碌了整整一天，接待眾多來訪者，而這個法院，正是她和托馬斯一起經歷了艱難的鬥爭，才從那些「不服權威」的鄰居們手中保住的清教的重要基地。
儘管如此深入地參與著霍比先生的諸多事務，但瑪格麗特並不像傳統宗教所要求的那樣，僅僅是丈夫「忠實、溫順」的助手。在日記中她會明確區分「我的」和「我丈夫的」工人，甚至為她死後誰的孩子來繼承「她」的房產與其發生爭端。無論她本人還是周圍的鄰居們，都並不把他們視為「完全的一體」，在一次清教徒狩獵前宴會祈禱中發生的騷動中，在場的紳士特別聲明，「這種騷動並不是有意對瑪格麗特進行冒犯」。與她的丈夫經常以魯莽、粗暴的行事方式成為宗教反對派攻擊的靶子不同，瑪格麗特所採取的「一致的、多樣化的社交方式」則為她贏得了鄰居們的普遍尊重。這種所謂「一致的、多樣化的社交方式」，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她在日記中一再提到，幾乎已經成為其生活習慣的宗教閱讀和談話。在宴會當晚她的丈夫與Eure 和Cholmley家庭發生了激烈衝突，並稱兩者「在約克郡的清教氛圍中處於極為危險的時刻」，她卻在其後的半個月內多次與兩家的女眷友好交談，並趁她丈夫去紐約時專程拜訪了兩家，進行了至少兩小時以上、甚至整晚的談話。「談話」，依據其日記里的用法，往往並非家長里短式的閑聊，而通常直接指涉嚴肅的宗教和智力活動。
瑪格麗特的獨立見解和人格不僅表現在她與丈夫的關係中，也同樣貫穿在她與私人牧師理查德·羅德的交流中。理查德·羅德是瑪格麗特日記中最常提到的閱讀、談話和寫作的合作夥伴。在日記中提到兩者的互動時，她經常使用諸如「沉思」、「檢視」、「講」、「聽」、「寫」等辭彙，向我們表明了兩人智力交流的範圍和方式，以及她自己在這些活動中的角色。瑪格麗特並非一個被動的思想接受者，而同樣也是提問者、質疑者，是知識的積極追求者，有趣的是，日記表明瑪格麗特甚至比理查德更多「指導」對方閱讀哪些書籍。他們的談話並不僅僅限於，甚至主要不是關於她個人的宗教救贖和教育提升，而更多是對於新教教義的探討，以及對小區宗教事物的看法。理查德·羅德對於瑪格麗特來說，顯然並非那種單向度的精神導師，而是與她同樣虔誠而深厚、對宗教和小區事務滿懷熱情的夥伴和對話者。
透過瑪格麗特日記中流水賬式的記述，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潛心於宗教閱讀的伊麗莎白時代的淑女，更是一個通過閱讀、交談、討論等方式積极參与小區事務，擴大清教影響的社會活動家。據史料記載，當時的約克郡，存在著甚至比男性更不服權威的的婦女，她們在世俗和神學知識方面都很遠非蒙昧，因而也格外「難於教化」。瑪格麗特善於利用日常生活中一切可能的時間，如餐前祈禱、布置家庭事務的機會將女工、女傭、租戶納入到自己的閱讀活動中，她更經常和當地的「好妻子」、淑女小姐、鄰居、神職人員以及登門造訪的陌生人進行合作閱讀和交談，向她們推薦自己認為合適的宗教書籍，以幫助她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難題。正如羅傑提耶指出的那樣，聚在一起朗讀，「可以把人們團結在一本書的周圍，促進歡樂的社會關係」，和朋友的討論可以讓周圍沉默的聽眾也了解書的內容和觀點，使他們不知不覺加入到這種閱讀活動中[11]，朗讀引起評論，批評、討論和辯論既成為人際關係的橋樑，也向整個教區不斷顯示她作為一種智力和政治性的存在。正像後來的人們所指出的那樣，在新教運動中，是婦女主要保持了它在很多教區的存活。
書籍不僅是關係的橋樑，也是論辯的工具。瑪格麗特的日記表明，無論是從對閱讀對象、閱讀夥伴的選擇，還是對書籍的具體閱讀來說，瑪格麗特的宗教閱讀都遠非私人性、個體化的，而更多是為公共場合的辯論、以及地方性的激進活動所做的準備。從日記中所列的書目來看，瑪格麗特大量閱讀了「有關神學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論「遠非僅僅是智力型的，而是有明顯政治意圖的」。 從16世紀70年代伊麗莎白長老派的激進主義書籍，到大批活躍的清教徒作家如斯蒂芬·埃傑頓、黑衣修士等，乃至那些非盈利的，激進的約克郡自由作家，她對這些書的閱讀是頻繁、積極的，除了向社會中下層婦女積極推薦，她也積極尋找志同道合的交流者。在日記中她記錄了一系列「與鮑斯夫人的約定」，伊莎貝爾·鮑斯有著和瑪格麗特極為相似的背景，她的丈夫同樣任職於北方理事會，伊莎貝爾自己也是一個活躍的北清教徒，她們的交流，正像後人所指出的那樣，充分表明瑪格麗特已成為約克郡激進運動的一部分。瑪格麗特閱讀時在書上所作的筆記，更可明顯見出是為辯論或演講做準備。書中的抄寫旁註有的起到索引作用，顯然是為自己或他人將來的閱讀提供準備；經常出現的筆記上的塗改，明顯表現出對其他著作的參照；特意勾畫出的具有表現力的用詞、語調，與日記中所記載的 1601年5月她在當地的兩次「修辭學」演講相呼應，顯示出她對「公眾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藝術」的格外關注。
正如茱莉·克拉夫特所指出的那樣：「瑪格麗特的閱讀、寫作和談論宗教的做法不只是單純的內向型行為自查，而且起到了在一個出了名的不服權威的區域中推動她的影響力和促進改革的作用，她和志同道合的活動家們一起在倫敦乃至全國建立起了一個網路。……霍比夫人的例子挑戰了我們所認為婦女的日記體寫作、虔誠的閱讀只是私人化的和內部的，而為我們展示了這些做法在社會和政治中所發揮的激進作用。」 [12]
瑪格麗特·霍比是一個突出的個案，但絕不是唯一的例子。伊麗莎白·克拉克的研究表明，在近代以來的300多年間，從英國到美國，乃至法國、瑞典，越來越多的女性借著讀經講經，使自己的閱讀活動逐漸走出壁櫥、卧室等狹小的空間，進入到公共社會的視野中。在這一過程中，藉助閱讀，她們在正式獲得教育權之前艱難地完成了「自我教育」，使自己在智識方面逐漸擺脫了「第二性」的地位；通過公開的講演、書寫，她們充分展示出並不輸於男性的智商和能力，獲得了部分開明男性的支持，為後來女性爭取平等公民權的鬥爭奠定了基礎；經由不斷的探討和交流，最早的女性組織得以於1790年產生，為更多婦女邁出家庭走向社會提供了可能，女性的社會性顯著得到加強；隨著日記、書信體、自傳的出現，女性寫作開始由純粹的私人寫作展現出更多的宗教、社會、政治色彩，女性的閱讀範圍也從單純的宗教書籍逐漸擴展到歷史、政治、哲學、文學等多種部類，女性文化日漸成為男權文化鐵板遮蔽下持續涌動的暗流，並最終以女權運動的方式破土而出，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出了作為群體的女性主體的吶喊。
二、女性閱讀俱樂部：女性亞文化的物質常態
當女性的閱讀逐漸從私人性、個體化變得越來越公共化、群體性，女性閱讀俱樂部的產生也就是水到渠成之勢了。然而，這樣的俱樂部究竟在何時何地橫空出現？迄今仍然是一個答案模糊的謎題。不可否認的是，閱讀俱樂部（book clubs/reading association）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但在社會文化地圖中常常「不可見」的一種存在。研究表明，早在12世紀的歐洲，就已經出現了它的雛形，其後16世紀英國清教徒的聖經聚會、18世紀法國的藝術沙龍、19世紀初期新英格蘭的基督應驗會則堪稱其最突出的代表，對當時歐洲宗教、階級、性別政治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這種重要的文化形態卻在很長時間內為社會主流、專家學者們所忽視，其原因主要在於幾個方面：
首先，作為一種生長於民間的草根運動，它往往只是在私人或家庭領域內發揮作用的「閑暇社會群體」，難以進入嚴肅的研究視野；其次，作為一種小規模的團體，它在規模上難以引人注目，在結構樣態上也並非整齊劃一，給研究帶來了相當的難度；第三點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在過去200多年的時間裡，大多數閱讀俱樂部都是女性閱讀俱樂部，這使它更容易被湮沒在男權文化的浩瀚長河之下。
然而，草根的生命力就在於頑強。20世紀60年代以後，閱讀俱樂部在女性文化中的重要性逐漸為女性主義研究者所意識到，經過眾多學者的爬梳，女性閱讀俱樂部的歷史終於大體呈現在世人面前：1813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查爾斯頓，一些年輕的女性開始定期聚集在一起，討論《伊里亞特》以及其他一些嚴肅性的詩歌和散文。這就是迄今所知西方歷史上最早的女性閱讀俱樂部[13]。19世紀30年代，在反蓄奴運動的背景下，誕生了非裔美國女性文學群體（Afric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ry groups）；60年代後期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白人女性讀書俱樂部象雨後春筍一樣，席捲了從北到西的整個美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女性閱讀俱樂部運動」（Women』s Club Movement），其中湧現出的較為著名的包括「新英格蘭女性閱讀俱樂部」（New England Women』s Club, 1868）、「紐約文學團體」 (New York literary group Sorosis,1868)、「休斯頓女性閱讀俱樂部」(Ladies Reading Club of Houston,1885)等，女性閱讀俱樂部的蓬勃一直延續到今天，有些老牌俱樂部已經慶祝了百年誕辰，而新的俱樂部也在不斷湧現，僅在波士頓一地數量就達到百個以上，並與女性運動、女性主義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得克薩斯州的「進步時代女性改革小組」（Progressive Era women"s reform groups）直接由讀書俱樂部演變而成，全美重要的女性團體「美國大學婦女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也與許多女性閱讀俱樂部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女性閱讀俱樂部因而被稱為「促進女性進化必要而關鍵的一步」。
女性閱讀俱樂部大量出現於南北戰爭之後並非只是偶然：一方面，19世紀60年代後，工業化、現代化在給美國中產階級女性帶來更多閑暇的同時，也使她們與自己的丈夫和迅速變化的外部世界之間產生越來越大的鴻溝；另一方面，儘管當時對於中產階級的女性來說，教育已越來越重要，但高等教育的大門仍未對她們敞開，這時，南北戰爭後出現的各種婦女組織和自我支持團體就給了他們相當的啟發。盧斯康太太（Mrs. Looscan）曾這樣回憶得克薩斯州第一個女性閱讀俱樂部「休斯敦淑女讀書俱樂部」（Ladies Reading Club of Houston）的誕生：
「那是1885年2月初的一天，米娜（Mra. Carrie Ennis Lombardi，俱樂部的首任主席）打電話給我，用她那甜美、謙虛、觸動人心靈中最柔軟部分的語調問我。多麼巧她的想法正和幾個月來一直徘徊在我腦際的念頭不謀而合，只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向她和其他幾位朋友提出。我們的想法就是要成立一個讀書圈，那會是非常有趣的聚會……為了智力的提升和更多參與社會文化。」 [14]
成千上萬個中產階級女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動力下聚集到了一起，她們或居住在相鄰的小區，或畢業於同一所大學，或來自互有關聯的慈善組織，都具有相似的大學以上的教育背景，在戰後不約而同地走出無所不包的家庭生活，於婦女運動的氛圍中進入一個「自覺的懺悔」時期，通過認真地閱讀、談論文學、歷史、社會、科學等書籍，期望打開通向外在世界和內在自我的發現之門。
女性閱讀俱樂部並非鬆散的組織。早期轟轟烈烈的廢奴運動、宗教聚會給了這些中產階級女性以豐富的經驗，使大多數閱讀俱樂部具有穩定的結構和合理的架構，有確定的章程和明確的分工，它們往往以十人左右為單位，實習定期聚會，有計劃地對有關書籍進行閱讀，預先提交對每本書的匿名評論，在面對面的語境中進行研討評論，不少俱樂部有自己的簡報，有些甚至有自己的刊物和年鑒，長期與地方獨立書店、書商們保持著聯繫，成為當地女性文化生活中一種穩定的存在。
從選定書目和閱讀討論這兩個俱樂部活動的主要方面來說，女性閱讀俱樂部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區別於其他閱讀俱樂部的鮮明的性別色彩，使其不僅成為護衛女性抵禦外在男權社會的有力屏障，更通過引導其成員接近正當的趣味而不斷提升其精神品格，促進其走向對自身身份的發現。
1、選擇閱讀書目
不同的女性閱讀俱樂部決定閱讀書目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主要委派專人決定，有的更多依靠集體討論，但總的說來，對書目的決定過程都更多是一個與各種文化權威的化身進行複雜對話的過程，她們的選擇有限，然而充滿意味。
選書的過程首先表現出對外在文化權威的依賴性。《紐約時報圖書評論》（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被很多女性閱讀俱樂部作為確定書目的重要參考，各種文化機構的推薦、圖書館的索引也是她們的主要參考。這些外在文化權威的作用是強大的，對於在草根中生長起來的諸多女性閱讀俱樂部而言，賦予了它們創建自己文化的合法性，從而不僅對外部社會，同樣也對內部成員產生權威性。然而，這種倚重並非盲從。對許多女性閱讀俱樂部的分析顯示，她們不太注重作為市場風向標的暢銷榜，而更看重各種書評、年度推薦小說和各種文學獎項。她們經常從地方性的獨立書店、大學圖書館獲得建議，貝勒斯萊特斯小組（the Belles Lettres group）每年甚至會努力拿到萊斯大學英語課的教學大綱，以獲得一個更廣闊的視野，知道他們應該閱讀哪些嚴肅的現代文學作品[15]。除此之外，來自那些趣味相仿的朋友的推薦同樣會為她們所重視。正因如此，她們所作出的選擇往往和主流文化權威有所不同。通過對通用規則的部分修改，讀者俱樂部將自己從大眾文化中區分出來，而不是僅僅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部分。更強調審美判斷的規範性，展現出女性特有的對人際關係而非單純市場的重視，表明了她們和文化權威之間既相倚重又相抗衡的複雜關係。
也有的女性閱讀俱樂部通過小組討論的方式決定所要閱讀的書目，她們通常會在每次聚會的開始或結束時留出一定的時間來完成這一工作，選擇的最重要標準是書的「可討論性（discussability）」。休斯敦的一個俱樂部「調頻1960」（FM 1960）有一張窗體，規定選擇的對象應當是當前的或經典的，但「應該包含文學價值，並讓人爭論不休的」，當被問到何謂「讓人爭論不休」時，一位成員回答說，「就是對這本書，人們可以採取不同的意見，並且在文本中能夠找到證據支持。」然而，有著不同趣味的小組成員們，真能就這一點達成一致么？研究表明，幾乎沒有女性閱讀俱樂部認為羅曼史是值得選擇的，儘管許多女性會私下閱讀並非常享受，但在討論中如果涉及到這些作品，她們會說那些是「不夠好」的作品，並努力抵制其他人討論這種作品的建議，這種抵制甚至並不與作家的性別相關。閱讀俱樂部也不會特別傾向於成員們的個別愛好，打趣和沉默是整個團體用來排除不合理建議的主要機制。伊麗莎白·龍曾回憶說，某次她們小組的一位成員推薦雪莉·麥克雷恩的自傳，說其中作家的神秘主義和對社會習俗的違抗「格外吸引人」時，她遇到了一堵「沉默的牆」；另一組的一位成員則說，當她推薦自己的「愛書」後，馬上被其他小組成員打趣為「偏愛痛苦的婦女」，這些提議當然都不了了之，而作出提議的婦女也都不會覺得特別尷尬。只有當某位成員因為提議被拒絕要聲明要退出時，俱樂部才會重新認真審視她的這種推薦，當這種罕見情況出現的時候，其他成員往往會認真反思甚至作出自我批評。
這樣的選擇機制既包含著對女性審美傾向的尊重，也同時保證了其趣味的正當性。女性閱讀俱樂部並不排斥非虛構性作品，但在談到這類作品時，她們不再用文學標準，而是用「社會相關性」作為標準，有些成員甚至已經自覺意識到，閱讀非虛構作品可以將她們與更廣闊的社會現實相聯繫。幾乎所有的女性閱讀俱樂部都會閱讀那些能幫助她們理解女性運動的書。正像文化研究所指出的那樣，在文化這一充滿爭議的領地，被壓迫的社會團體可以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打撈他們的歷史殘餘，從而鍛造出烏托邦式的文化空間 [16]。在浩如煙海的書海中所進行的遴選，使女性閱讀俱樂部一方面通過與社會權威的「談判」獲得某種「自我賦權」，另一方面則以對女性審美趣味的尊重而成為一個成員們可以信賴的微型文學宇宙，在父權文化的背景中構築出屬於女性自己的亞文化圈。
2、解讀和討論
女性閱讀俱樂部的聚會是定時的，多半是一周或兩周一次。她們的規程里往往有對遲到、請假、缺席的嚴格限定，看起來和各種嚴肅的學術活動並無不同。但如果真正進入她們的討論現場，你就會發現它們為什麼被人們視為「閑暇社團」。 參與討論的成員們非常投入，但與專家教授們引經據典式的嚴肅討論完全不同，她們對作品的討論幾乎完全是閑聊式的，談話非常自由，甚至可以說具有「意識流的結構」。「調頻1960」（FM 1960）的成員們曾將這種談話與她們丈夫們的談話進行對比，說男人們永遠無法理解女人怎麼可以拋出如許多的話題，卻不試圖得出結論，甚至根本沒有企圖去謀求解決。她們在討論中有時也會引用文本，但多半是為了說明故事中的人物為何如此行動，而不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或與對方辯論。雖然同樣是智力性的對話，但她們對人物或作品的評價有時完全不顧知識階層的觀點，甚至可以被稱為對通行觀點的有意抵制。「女性選民聯盟小組」（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group）的規程顯示，她們有意識地拒絕任何專家參加她們的討論，因為她們不想「被引導」，而更希望在這種自願參加的遊戲性活動中，由自己來發現結論。
在討論中，幾乎沒有人會對文本進行深層次的、複雜的結構分析，她們似乎有意地忽略了作品內在的意義，而更注重文本和現實之間的聯繫。對於作家筆下的人物和情節，儘管明確知道那是虛構的，她們也幾乎會把它完全當作真實的來接受。某次在談到對《照片中的女孩》（Girls in Pictures）的感受時,一位成員說：「我的反應就像我正在讀關於埃及或其他地方兒童被迫賣身一樣，我完全不能想像。」這種把文本當做天然存在於那裡的客體的想法，使得她們很少在討論之前搜尋相關的歷史、文化或作者生平的背景，儘管俱樂部的章程里提倡這樣做。她們更多以自己或朋友的經歷為標準，來判斷作品是否「真實」。她們最常談到的是她們喜歡或不喜歡作品中的什麼，作品如何和她們過去或現在的生活相關，以及她們從作品中學到了什麼。除非作品的結構有問題，她們基本不會談到它，也很少論及作品的美學特徵。如果被問及這方面，她們通常只會說：「我覺得這作品寫得很美」，然後直接讀出她們覺得美的段落。
作品中的人物是她們關注的主要對象，人物塑造的失敗在她們看來，遠比結構或藝術上的瑕疵更讓人無法接受。但是，正像上文所指出的，在談論人物時，她們是把它當作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人來看待的，她們會樂衷於談論人物的喜好，表達自己的崇拜或厭惡，而幾乎不會去關注作家為什麼如此塑造這個人物。對作品中人物的行為，她們經常會用個人性的原因來進行解釋，將人物和自己或其他熟知的人相聯繫，使這種分析稜鏡似地成為對自我、他人和外在現實的投射。這說明，這種對文本的解釋在她們與其說是為了明了故事的意義，不如說是將文本和自身結合起來讓解釋成為自我發現之旅。閱讀文本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重構文本的過程，大多數成員們在解讀中並不會明確意識到這一點，她們更強烈意識到的是，儘管幾乎是來自同一階層，她們對文本的反應居然可以如此不同。
「差異性」因此成為這種解讀的重要特徵。與專家教授們經常力求找到對文本「最合適」的解讀不同，俱樂部的成員們不僅完全可以接受對同一段情節的不同解釋，而且甚至樂於沉浸於這種解讀。差異性解讀的存在讓成員們不自覺地意識到個體經驗的有限性，因而在經由文本解讀重構自身的過程中，會更多地敞開自我，在與文本和其他讀者的交流過程中獲得開放性的主體性。許多批評家將這一過程描述為「身份認同」。有趣的是，這種身份認同不是簡單的「認同」，而是更多表現為「對他者/他性的親近」。即使當她們並不喜歡作品中的某個人物時，這種「親近」也可以發生。同樣是在談論《照片中的女孩》時，一名成員說，「我發現自己從情感上最接近那個想要聽音樂的女孩，但我受不了她的卑鄙。（如果可能），在這三個角色中，她是我最想改寫的那個。」後來的討論表明，她之所以會認為那個聽音樂的女孩「卑鄙」而不願接受她，是因為她在政治上表現出的冷漠，這個解讀者甚至因而追問，如果是她自己，是否會表現出更多的政治參與。
對「他性」的敞開有時甚至會使解讀者走向對自身價值觀的質疑。女性閱讀俱樂部的成員多半來自中產階級，因而在孩子小時候多半是家庭主婦，所以她們往往很不認同作為職業女性的主人公。當《黃金國度》使這一問題成為討論的話題時，一位曾經不得不半工半讀以供養孩子的成員用自己的親身經驗作為例證，成功地挑戰了大多數成員們原有的價值觀，使她們不再堅持認為孩子的撫育需要完全的情感和時間的投入。藉由作品，藉由人物，她們得以一次次重溫並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並進而獲得一種超越性的視野。
正像里茲伯斯·拉爾遜（Lisbeth Larsson）所分析的那樣：「女性作家把她們的生活變成小說，女性讀者則將小說重新轉化為她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7]這種轉化充滿了創造性。它不僅使文本獲得了自己的意義，也同樣使女性讀者們在與文本、社會文化權威和其他讀者的互動中不斷質疑、反思、修正自己的立場，使其在男權文化的鐵幕之下獲得了對自己主體性的發現，並使這種主體性永遠處於「在路上」的狀態。「女性閱讀」這一發端於民間的個體行為，經歷近四個世紀的發展，成為女性亞文化的物質常態，它不斷滋養著女性性別意識的生長，同歷史與社會的長河相拍擊，掀起女權運動和女性思想的一波又一波風起潮湧。最終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引起各個學派的注意，進入理論化發展的新階段。
——原刊於《華中學術》第13輯
注釋
[1] [法]西蒙娜·德·波夫娃:《第二性》，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第11頁。
[2] 瑪麗·朴維：《女性主義與解構主義》，張京媛譯：《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34頁。
[3] Luce Irigaray，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trans) Gillian C. Gil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33.
[4] Krsiteva, Julia, Woman can never be define., New French Feminisms, New York: Schoken Books, 1980, p.137.
[5] 在《存在與時間》中, 海德格爾這樣表述了這一困境:「這個正在進行認識的主體怎麼從他的內在『範圍』出來並進入『一個不同的外在的』範圍, 認識究竟怎麼能有一個對象,必須怎樣來設想這個對象才能使主體認識這個對象而且不必冒跌入另一個範圍之險?」見[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 75頁。
[6]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頁。
[7] 參見Margaret Aston, 「Lap Books and Lectern Books」, in The Church and the Book, ed. R. N. Swanson, Woodbridge,U.K., 2004, p.167.
[8] Kevin Sharpe, Steven N. Zwicker: Introduction: Discovering the Renaissance Reader, in Readin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40.
[9] 參見Kenneth Charlton: Women, Religion and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England, Taylor & Francis: Christianity and Society in the Modern World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70.
[10] 關於對瑪格麗特宗教閱讀性質的分析，參見 Julie Crawford: Reconsidering Early Modern Women"s Reading, or, How Margaret Hoby Read Her de Mornay，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73, No. 2 (June 2010), pp. 193-223
[11] 見Chartier: Leisure and Sociability: Reading Aloud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usan Zimmerman and Ronald Weissman: Urban Life in the Renaissance, Newark, Del., 1989, p.104, 107.
[12] Julie Crawford:Early Modern Women"s Reading, or, How Margaret Hoby Read Her de Mornay，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 73, No. 2 (June 2010), p.223
[13] Elizabeth Phillips Payson Collection (A/P 347), Arthur and Elizabeth Schlesinger Library, Radcliffe College, Cambridge, Mass.
[14] Elizabeth Long: Book Clubs: Women and the Uses of Reading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35.
[15] Elizabeth Long: Women, Reading, and Cultural Authority: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Audience Perspective in Cultural Studies，American Quarterly, Vol. 38, No. 4 (Autumn, 1986), p. 595
[16] Elizabeth Long: Women, Reading, and Cultural Authority: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Audience Perspective in Cultural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Vol. 38, No. 4 (Autumn, 1986), p. 594
[17] Lisbeth Larsson: Women"s Reading, Women"s Studies Int. Quart., 1980, Vol. 3, p.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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