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為何救不了清王朝

在工業革命開始前，歐洲大地和中國的情況十分相似，甚至更加落後。無論是農耕技術還是城市繁華度、市場發育程度，都是中國略勝一籌。就在歐亞大陸的幾大文明體在原有的軌道上並行之時，歐洲用一場工業革命將亞洲狠狠的甩在身後。當清王朝備受欺凌後也開始了自己的工業革命——洋務運動，然而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告訴了中國人：洋務運動救不了清王朝。

1861年，恭親王奕訢明確奏請購買外國船炮以期早評內亂，清廷復諭「東南賊勢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內患既除，則外國不敢輕視中國，實於大局有益。」是年3月，總理衙門成立，洋務運動正式開始。

貫穿于洋務運動始終的指導思想是「中體西用」。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洋務派，都相信清朝以理學為核心、儒學為主體的意識形態體系沒什麼不好，只要將西方先進的科學學到了，就可以實現強國夢。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洋務派從未想過也絕不會引進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思想體系，諸如思想解放、科技發展、追求人性這類近現代觀念，更是天方夜譚，但對近代中國而言，這些恰恰是中國落後於西方世界的根本所在。

西歐工業革命得以進行的前提是用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啟蒙了思想，與此同時，對未知領域的好奇、對科學知識的渴求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墨西哥和秘魯的黃金、白銀源源不斷流入歐洲，資本的力量深刻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歐洲各國為了爭奪殖民地開始了一系列爭霸戰爭，刺激了各國經濟、軍事技術的發展，同時，配套的交通、基礎建設、人才培養都得以開始。經濟、社會、宗教、思想的變革召喚著政治體制的變革。最終，這一切在英國匯聚，工業革命拉開了序幕，歐洲將世界徹底甩在身後。

顯然，當時的清王朝缺乏這些思想上的變革，洋務運動更像是由上而下的一場國家採購工程。

曾國藩的看法極具代表性：「惟挖煤一事，借外國開挖之器，興中國永遠之利，似尚可以試辦。」也就是說，當一種西方技術能夠鞏固固有意識形態，為朝廷謀取利益時，那麼便可採用，而與此無關的西方技術和文化，則不在引進範疇。這種思想貫穿了洋務運動始終。

這其中，只有李鴻章走得稍遠。李鴻章在早年曾向恭親王寫信提到一味購買槍械，聘請洋教官是不對的，必須引進外國「制器之器」和培養自己「制器之人」，這之後，他反覆提及「治本」在於轉移人心，形成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藝的社會風氣。

奕訢同意李鴻章這種看法，他在朝廷辯論中批駁頑固派說，買是「權宜之計」，而學習製造則是「永遠之謀」。奕訢認為，最恥辱的是不如別人。連日本尚知發憤學習，獨中國因循守舊，不思振作，這不是最大的恥辱嗎？「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那就會永遠不如別人，恥辱的帽子也就永遠戴在頭上了。

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洋務派暫時取得了勝利。然而「祖宗之法不可變」既然是指導思想，向西方學習的風氣就不可能成氣候。

洋務派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確實開始了一系列改革，不過都有著極強的目的性：開辦工廠僅僅是因為熱兵器彈藥消耗很大，軍費難以負荷，只有想辦法自己造。待工廠開辦後發現連造炮的鋼鐵自己都做不了，需要進口。進口時才知道鋼鐵有很多種，還需要學化學看成分，這才知道磷和硫會影響鋼鐵性能。洋務派遂開辦30餘所近代新式學校，培養科學、軍事、翻譯人才，並從1872年至1875年間每年向美國派遣30名幼童留學。

這就不難理解，當時中國的工業化的配套設施——便利的交通與完善的基礎設施基本為零的情況下，「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鐵路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應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語晤恭邸，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邸（奕訢）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從此遂絕口不談矣。」

即便是走得最遠的李鴻章也不過如此，1876年，李鴻章在會見日駐清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時說：「閣下讚賞模仿歐風，廢棄舊來服制，猶如將自國的獨立委身於歐洲的制度，豈不是遭人唾棄，羞恥之事？」對日本明治維新後面目一新的社會風氣，他堅持「我國決然不會進行如此變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鐵道、電信等機械方面，積極吸收西洋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正是那些國家最優秀之處。」

所有一切都是為配套堅船利炮服務的，中國的思想被牢牢的束縛住，在農業文明與近代工業文明大碰撞所產生的大錯位、大變化中，無論是曾國藩還是李鴻章的認識都無法突破器物層面，工業革命失去制度的支持，根本無法帶領清朝走向近代，也就無法挽救大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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