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故紙，藏著怎樣的金融秘史——「申檔」專家邢建榕對話「盛檔」學者王宏

文│陳雷

上海這座城市的發展定位之一是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實，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經是中國的金融中心，影響波及遠東地區，也誕生了一批大名鼎鼎的銀行家。他們中的大部分既有世界眼光，又有傳統根底；既有遠大理想，又能腳踏實地；既風光無限，又飽經滄桑。在外敵入侵、軍閥混戰、民生凋敝乃至不斷遭受綁架勒索的亂世之下，在財力雄厚的外國銀行和根基深厚的舊式錢莊的雙重夾擊下，他們圖生存，求發展，不屈不撓，努力進取。

今日，我們試圖從書信檔案的故紙堆里，發掘近代金融業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某些切面，隨時吉光片羽，但連珠成串，有時也能將歷史的碎片或斷面拼接成一副有意思的圖景。

本期【金史聊齋】特別邀請上海檔案館副館長、中國近現代史、上海史專家邢建榕先生，與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近代文獻整理研究部主任、盛宣懷檔案專家王宏先生，一起來聊聊「金融書信」這個話題。

史料價值

收藏價值

鑒賞價值

邢建榕

上海市檔案局副局長

邢建榕既是檔案專家，又對字畫鑒賞極有研究。在他眼裡，名人書信存在三種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價值關係，那就是史料價值、鑒賞價值和收藏價值。

他認為，一封有價值的書信應該首先要具備反映時代的功能，能從信中映射出時代風貌、社會背景、歷史事件的，就有了研究的價值，可以讓專家們去知微見著。雖然是零星的、碎片式的史料，但終究可以向歷史學家提供有效信息，這便是書信很重要的一種價值。

王宏對此表示非常認同，他說，以前官方有「驛站」，民間有「信便局」，都是專門送信的機構，我們經常會在舊時的信封上看到「酒資付訖」的字樣，這裡的「酒資」就是今天的郵費的意思。其實，信封上就有很多可供研究把玩的東西。比如，根據信封上的地址，歷史學家就可以考證某位歷史人物工作生活的軌跡，甚至可以獲得地理學意義上的某些信息。

王宏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近代文獻整理研究部主任

盛宣懷檔案專家

又如從寄信和收信的時間，可以考證當時的交通狀況。如果是官方送遞邢建榕 的，信封上會很清晰地標註：送出時間、路經地點、途中用了多少匹馬。王宏說，他看到過最多的是「六百里加急」，那是一封信、一個人、數匹馬的接力賽。

名人效應是影響書信價值的重要因素。名人效應和史料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會左右書信的收藏價值，而且兩者不可偏廢。比如，寫信或收信人名頭很大，但信中內容講的都是家長里短蠅頭小事，或者倒過來，信件內容倒是可以反映一定的時代背景，但寫信人籍籍無名。前者是有名人效應但無史料價值，後者是有史料價值而無名人效應，這兩類書信都不會有太大的收藏價值。只有既具備名人效應，又富含史料價值的書信，才會有比較高的收藏價值。

而書信的鑒賞價值則取決於其外在的品相和書法藝術性。邢建榕坦言，雖然他一般比較注重一件檔案或一封書信的史料價值，但如果外觀破破爛爛，髒兮兮的，總歸讓人覺得不太舒服，畢竟一件好的書信還可能具有良好的藝術鑒賞屬性，缺了這一塊，也很遺憾。

銀行家社交甚廣

邢建榕對民國金融史研究頗深，他看過的與銀行家有關的書信，可謂不計其數，於是從中總結出諸項特點。

首先是銀行家的社會交際、人脈網路通常極其廣泛，他們交往對象上至大人物：政治家、軍事家、抗戰將領、達官貴人，下至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都與銀行家有書信往來，借錢的借錢，要求贊助的要求贊助，還有很多是來「開後門」的。因為銀行從來就被看做是「金飯碗」，寫信求職和推薦求職的很多，邢建榕開玩笑說，如果單獨把那些求助於銀行家開條子、開後門，諸如介紹自己的學生、親戚進銀行工作等等諸如此類的信件編出來，出幾大本書信集是不成問題的。

當然， 民國這段歷史有其特殊性，銀行家之所以跟政界頭面人物交往頗深，主要是因為蔣介石的上台與他們有關，南京政府的成立也靠這些銀行家支撐，戰爭的軍餉、糧草也有銀行家贊助。所以，當時的銀行家們跟蔣介石、孫中山他們都有很密切的往來，在書信中商討經濟政策的情況比比皆是。

而盛宣懷的書信檔案中，也記載了他與孫中山交往。

1894年《萬國公報》刊登的《上李鴻章書》

1894年1月，孫中山草就《上李鴻章書》，但如何才能送到李鴻章手中？他想到了自己行醫過程中認識的地方官員、已退休的澳門海防同知魏恆。魏非常賞識孫中山的學識和醫道， 欣然致書盛宙懷， 請他推薦給其堂兄盛宣懷，再請盛宣懷將孫中山介紹給李鴻章。1894年四五月間，孫中山在陸皓東的陪同下， 持魏恆書函至上海，見到了盛宙懷。盛宙懷立即寫了一封致盛宣懷的引薦信，請求盛宣懷給孫中山以幫助。孫中山逗滬期間， 與同鄉、著名的改良派鄭觀應相遇，鄭觀應長期在盛宣懷手下辦洋務，與盛宣懷關係非同一般，也寫信給盛宣懷，稱讚孫中山「少年英俊」。同年6月，孫中山持盛宙懷、鄭觀應、王韜三封信，抵達天津。盛宣懷接信後「曾致函李鴻章，介紹孫中山往見」。雖然最終沒能見成，但書信往來之間，把這段歷史還原得分毫畢現。

如果將銀行家的來往函件加以系統整理，將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提供許多新的素材。「我越來越感到，在諸多歷史活動的背後，往往有金融這隻手在舞動。」邢建榕說。

書信檔案，銀行是大戶

盛宣懷信札

上海檔案館前幾年編輯出版了《中國近現代名人墨跡》，一共收錄了200多位名人的墨跡，各行各業都有，但是其中大量是銀行家。

這套書編下來，邢建榕發現，現存名人墨跡檔案，銀行是最主要的來源。究其原因，不難理解，因為銀行內部各類機構設置和工作流程遠比一般的組織嚴謹和規範，因而銀行的檔案一般也做得細緻規矩，而且注重保存。所以只要是銀行拿出來的檔案，每一件都比較完整。

所以在邢建榕看來，銀行也是保存和提供這些近代中國經濟文化政治軍事領域高層人士書信的主要陣地和來源。在編《中國近現代名家墨跡》時，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因為檔案雖多，但選來選去好像總會與銀行家搭上關係，除了銀行家寫的書信，還有更多是寫給銀行家的，他們在編輯時已經刻意避開，否則這本「名家墨跡」就差不多變成「金融書信」了。

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盛檔」總量是17餘萬件，其中有8.5萬件信函，恰佔半壁江山！為什麼「盛檔」得以如此大規模的留存？據王宏介紹，其中不僅有金融家的「檔案意識」，還有一些與上圖的因緣巧合。

盛宣懷所創辦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如今的校史館

盛宣懷此人非常細心，而且具有非常強的「檔案意識」，他的檔案都是一包一包整理得非常細緻、規範。當然，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早就想好要編「全集」，這項任務他交給外甥兼書辦的呂景端來操辦， 當時的「 盛檔」大部分放在上海的盛家祠堂里。後來周邊馬路拓寬的時候，「盛檔」一度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幸而盛家與張元濟關係密切，張元濟到上海來就是李鴻章託人給盛宣懷寫了手諭，請他對因參與戊戌變法，維新失敗後被革職的張元濟多加關照。盛宣懷就聘他為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1937年上海淪陷後，葉景葵、張元濟鑒於「滬上迭遭兵燹，圖書館被毀者多」，私人藏書又因戰亂而大量流失的現狀，便商議發起創辦私立合眾圖書館（上圖歷史文獻部前身）。由於盛宣懷與張元濟的這層關係，「盛檔」有了圖書館的保護，成為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私人檔案。

「非親筆」和「不經心」

作為檔案研究專家，邢建榕提出了一個非常專業的問題——書信檔案中，很多大的銀行家，或者大政治家，並非本人墨跡。雖然這個問題看似一個專業領域的問題，但對書信收藏者和拍賣市場而言似乎也是一個不得不深入研究的問題。

邢建榕說，銀行家、名人本身大多未必是書法家，除了像孫中山、于右任這樣書法風格比較明顯，很多人還能識別；像蔣介石的字大多數人就都未必辨認得出，李宗仁、白崇禧的字，能識別的人就更少了。

如果要說個比例的話，邢建榕認為，大概八成以上的書信都不是親筆信，市面上流傳的，大多不是。很多人認為，只要落款是誰，我們就認為是誰寫的。但真的從價值來講，相差太遠了。孫中山親筆書信，和他的秘書代筆的書信，雖然落款都是孫中山，價值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在那個書信還作為主要通信手段的時代，那些銀行家、大人物每天要寫的書信，包括公務的、私人的，還有半公半私的，可以多達幾百封！這是今人無法想像的。因而，代筆現象可想而知是普遍的。

王宏說，盛宣懷與李鴻章的通信也有這樣的特點，李鴻章寫給盛宣懷的信大多不是親筆信，而盛宣懷寫給李鴻章的則大多是親筆信。

還有一種情況，不管是親筆還是代筆，新的內容完全不能反映寫信人的真實想法或情感，就是很公事公辦的那種，應酬性質的，你寫信給我，我沒辦法，只能禮節性地回一封。這種信其實沒什麼研究價值，也沒什麼收藏價值。一眼就能看出，寫信者是「不經心」的，完全是應付而已。邢建榕打了個比方，就像一位畫家，他花了巨大的時間和精力完成的一幅作品，與遇到別人求畫而難以推脫時信手草就的一幅畫，兩者的價值可能一樣嗎？

從文化和文物的角度

許多著名的文化人士與銀行家關係密切，有大量書信往返。梁啟超、胡適、林語堂、梅蘭芳、金岳霖、宋春舫、林同濟等著名學者，都曾得到銀行家的經濟贊助，當然他們也是銀行家傾心請教的對象，彌足珍貴的是，他們的一些函札也留存在銀行檔案里，內容也與經濟活動有關。從研究銀行家生平和思想活動的角度來說，這些墨跡雖不是銀行家本人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可惜，迄今未見有銀行家函札或銀行家友朋函札出版問世，亦未見專門研究者和收藏者。

上海市檔案館

不過邢建榕認為，我們以往對銀行家墨跡的解讀或研究，側重於史料的內容和價值。他建議目前大可注意的是，應該從文化和文物的角度，挖掘其書法底蘊，判斷其在民國書壇的地位。這項工作之所以尚未起步，一個重要原因是銀行家不以書名聞世，銀行家之墨跡留存自然不多，而且養在深閨人未識，迄今未被專家和大眾所熟悉，自然也談不上研究和判定。即使在以銀行檔案收藏宏富著稱的上海市檔案館，所見銀行家墨跡雖然絕對數量不少，但分散在成千上萬卷檔案里，就顯得零星散葉，似乎無足輕重。若有有心人對銀行家墨跡加以收集、整理、研究、出版，對豐富那個時代獨有的金融歷史和金融文化，以及民國書法史研究，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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