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事的側面
▲奮鬥小學韓果作品
《葉聖陶序跋集》提到一些人和事的側面，很有趣。
1983年2月，葉至善、葉至誠在編後記中寫道：「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葉聖陶）為別人的書寫的，一篇也沒有，為自己的書寫的，也僅僅是簡單的說明。」
1981年5月，作《的說明》，介紹自己的職業：「關於寫作和閱讀，我寫過不少文章，這是由職業決定的。我多年當教員，又多年當編輯，這兩種職業都是跟文章打交道。」
1976年，作《自題印存》，提到1917年當小學教員的往事：「課餘沒事做，我就刻章。誰叫刻都刻，而且刻得挺快，往往當天就刻好。」
1919年11月，為《中國體育史》作序，用文言：「批評為進步之先導，固信而有徵矣。」
1924年，為《天方夜譚》作序，引用傅斯年的觀點：「中國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積惟求鋪張，深度卻非常淺薄。六朝人做文，只知鋪排，不肯一層一層的剝進。唐宋散文家的製作，比較的好一點，但是依然不能有很多層次，依然是橫里伸張。以至清朝的八股文、八家文……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只多單句，很少複句，層次極深、一本多枝的句調尤其沒有了。」
1927年，為《中原的蠻族》作序，這本書講的是豫東紅槍會及土匪的一些情形，「你看了之後，要是大發感慨，說民智怎麼怎麼不開哩，民性怎麼怎麼殘酷哩，好勇鬥狠哩，淪於禽獸哩，你當然有感慨的自由，誰也不能禁止你。然而，豫東還是豫東，他們還是他們，你就感慨一輩子也不相干。」
1929年在《倪煥之》自記中，提到：「丏尊先生的德行藝能，我向來心折……他們二位（指茅盾和夏丏尊）的文字里，都極精當地指摘我許多疵病。」現在的作者，經不起指摘，也理解不動指摘，因此也就沒人願意指摘了。
1982年3月，為《夏丏尊文集》作序，提到夏先生的真誠：「他是個非常真誠的人，心裡怎麼想，筆下就怎麼寫，剖析自己尤其深刻，從不隱飾自己的弱點，所以讀的作品就像聽一位密友傾吐他的肺腑之言。」
在《十三經索引》自序中，提到了日本人侵華事件：「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余家老幼自閘北寓所倉皇出走，衣物一無所攜。數十日間飽聽敵人飛機重炮之聲，感憤填膺而計無可施……（戰事息）敵人於居室內器物，中其意即攫之而去，否則隨手毀損，略不顧情；而是稿竟得保全，亦之幸矣。」入室者，如何斷定是「敵人」？尚未說明。
1982年，作《蓉桂之旅小記》，提到離群索居的歲月：「一九三八年年初帶了一家老小入川，在重慶安頓了十個月，接受武漢大學的聘請，又把家搬到了樂山。從此我落了單，很多老朋友疏遠了。一九四零年夏，我脫離武大，進四川教育廳的教育學館做研究工作；一九四一年初就把家搬到了成都，離群索居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他在四川，一住就是八年。
1982年8月，題記《渝滬通信》，提到在川時寫給王伯祥的信：「寫在給朋友的信上的話全是實話，決沒有一點虛假做作。讀者知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有什麼不好呢？」
1938年，為《書巢記》作序，提到「展誦之樂」，很美：「伯祥嗜積書始於弱歲。……伯祥固所憑藉，且數歷艱虞，而猶守此書巢，展誦為樂，則誠無負於書者也。」
1980年12月，題記《東歸江行日記》，提到王伯祥：「一九六六年夏天，好多老朋友突然不見面了，不時常傳來教人不忍再提的消息。有的朋友偶爾在路上相遇，彼此心照不宣，別過頭去只作沒瞧見。在那凄凄惶惶的歲月里，還保持來往的只剩下王伯祥先生一個人。伯祥先生腿腳不如我。我去看他的回數多，搭公共汽車四站路，每月兩三回。見了面也沒什麼可說的，只好說說陳年往事。」
1943年為朱光潛《我與文學及其他》作序，文中說：「孟實先生（指朱光潛）說，『一切純文學都要有詩的特質』，推廣開來，好像藝術都是詩，一幅圖畫是詩，一座雕像是詩，一闕曲調是詩，一節舞蹈影壇 ，不過不是文字寫的罷了。要在文學跟藝術的天地間迴旋，不從詩入手，就植根不深厚。「這個觀點很重要，詩是理解藝術的入口，也是創作的靈魂。
1945年，為呂叔湘《筆記文選讀》作序，提到：「青年們個個都捧著語文教本……把篇章讀得爛熟，結果毫無所得，甚至把頭腦讀胡塗了，這樣的人古今都有。」
1945年，為《中國現代作家叢書——茅盾》作序，提到茅盾的一個寫作習慣：「他把許多書堆在床頭，紙筆也常備，半夜醒來，想起些什麼，就捻啟了電燈閱讀，閱讀有所得，惟恐遺忘，趕緊寫在紙片上。」
1948年為《掙扎》作序，提到「寫文藝總比寫變相的八股與策論好」，為什麼？「變相的八股和策論無非搬弄一些公式，運用一些零碎的知識，說一番並非自己要說卻多少要迎合人家意思的話。簡單說一句，不是內心自發的表達。文藝可不然。無論見得深淺，總之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真意思。」為什麼寫作要迎合？有所求而已。
1981年5月，題記《北上日記》，有個詞活靈活現：「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遼瀋戰役結束，就有許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陸續進入解放區，真像『涓流歸海』似的。香港成為當時的中轉站，遇到的熟人有一百位左右，大多是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在那裡等待進入解放區，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
1948年11月2日的日記中，葉先生有一句：「杜守素來，談近事，致遠方意。」12月20日，又有一句：「覺農來，代遠方致意。」「遠方」指中國共產黨。
1981年，題記《內蒙日記》，提到了老舍。六十年代初，他們二十多人組成「文化參觀訪問團」去內蒙古，將近兩個月。「尤其是老舍，我跟他在一塊起居，聽他那幽默風趣的談吐，咀嚼他那獨到的引人深思的見解，真可以說是一種無比的享受。」
1978年重印《倪煥之》，後記將重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作品」，視作揭露批判「四人幫」對文藝採取專制主義：「讓大家看看『四人幫』極力詆毀的那些作品到底怎麼樣」。
1981年6月，為《西諦書話》作序，提到：「振鐸喜歡舊書，幾乎成了癖好，用他習慣的話來說，『喜歡得不得了』。……往書鋪里翻一通，結果一無所得，他稍稍有些生氣，喃喃地說：『可惡之極，一本書也沒有！』滿架滿架的書，在他看來都不成為書。」
1981年，為《豐子愷漫畫選》作序，稱豐子愷「非常善於抓住瞬間的感受，正該從這方面舒展他的才能」。
▲本文是「文章學」公號第676篇，原題為《鐵布石手記（83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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