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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夢想透進窗

小時候我們總被問起,你長大想做什麼?其實四五歲的小孩哪有什麼概念。每當被問起,我腦子會閃現出佩戴紅領巾的少年,然後仰起頭笑呵呵地說道:「我要做科學家!」大人們一般會對我的回答笑笑,卻並沒有人誇讚過這個答案。現在想想他們大抵知道,八十年代的鄉鎮里,科學家是我們夢想的標準答案,這小丫頭並不清楚自己未來想做什麼。

等讀了高中,遠離家鄉,文學與我的距離變得越來越近。在那時,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瑪格麗特都拉斯的《情人》最讓我品的有味兒。大概是因為它們滿足了我少女時期對愛戀與性的懵懂幻想。對於經典作品如卡夫卡的《變形記》我內心反倒是不解的:為什麼一部描寫人變成甲蟲的短篇能成為經典。我那時是全然不知社會的黑暗的。當我又從聞一多和徐志摩的詩集,讀到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安娜卡列尼娜》,再到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JD·賽林格《麥田裡的守望者》等等幾十部作品的時候,我逐漸發現自己對意識流手法的文學作品尤其鍾情。因為思維在文字間流轉如畫的美妙能使閱讀成為一場視覺戀愛。你坐在桌前,聽文字在耳邊喃喃細語,任由一片靜謐將自己淹沒。一剎那,周遭似乎淡然的像不存在一般了。我想,有著浪漫主義情懷的少女是很難抵抗這種美的。熱愛與文字為友,我想,就是從這種閱讀體驗中生出的吧!

幻想著自己也能用筆觸傳達腦中的天馬行空,我開始不斷地嘗試寫作。每當看到一個觸發我情感的場景,我都會下意識地想如何用文字呈現它。上課時,放學後,睡覺前,有一段時間我彷彿活成了兩個人。一個在現實里,另一個存在於文字間。現實里局促的那個人在文字中肆意又洒脫。未來做個作家!這怕是我那時對自己最有把握的一件事了。為了驗證這個想法,高二的時候我給新概念作文大賽投了稿子。我想,如果能拿到名次,這設想許是對的。等待的日子裡,我常跑到學校門口,隔著大鐵門吆喝某個攤位買點兒什麼。趁等著,我會望向旁邊的收發室。戴著花鏡的老頭兒在裡面一口一口地嘬著茶,看著報。他時不時抬起眼皮掃視一遍鐵門內的學生們,然後又繼續讀回他的報。我知道,那裡沒有我的信。漸漸地,我不再去那裡白白地等了。那些美妙的、凄絕的、殘酷或諷刺的各種作品都被我束之高閣。改過許多次的文章們也被我不知道扔到了哪個角落。漸漸地,做作家這事被我遺忘了。然而,待我讀了大學,卻依舊沒能和文字脫開干係。大三那年,我莫名其妙地做上了系記者團團長。說莫名其妙並不是因為誰看上了我的文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大一大二做部員比較勤奮。實際上,因為慣於寫散文,我的新聞稿甚至還被院里的領導批評過。

以上種種,閱讀也好,寫作也罷,並不曾成為過我生活的主旋律。它們多是我生活中的點綴。有時候寫一寫,也是一種發泄。畢業以後,我很少再像過去那樣寫一篇精緻的文章,我不再對文章的布局斤斤計較,或對一個詞的用法斟酌再三。寫作只在兩個場合中出現,一是我的工作,作為留學諮詢師幫助學生寫申請文書。二是每年除夕,我會坐在電腦前安靜的寫篇小文,總結這一年來的收穫。在北京的每一天,我都被忙碌與忙碌之外的焦灼侵佔著。後來幾次,我和熱愛文學的人討論起一些作品,我發現自己中學曾熟讀的內容居然忘了很多。腦子裡只記得誰的文筆清麗,誰的文風比較冷峻了。我不禁感嘆,心裡那個熱愛文學的少年只是我人生的一個剪影罷了!

一直到兩年前的一天,有一個學生給我發微信感謝文書寫作幫她爭取到了名校的錄取。我突然才想到,自己能夠被學生和家長認可,全然歸功於文字。因為在學生的申請文章中,我依然在堅持好的文章布局和精巧的故事主線。明白過來的時候,我內心是複雜的。自己居然這麼後知後覺,誤以為文字早已遠離了我的生活。我也慶幸,它幫我討了口飯,而且還做的十分開心。於是我開始安慰自己:「你哪有丟掉自己的夢,現在不也算是個「作家」嘛,只不過你寫的是他人的故事,不是自己的罷了。「你不要問我,是否寫他人的故事有些可惜?恰恰是寫他們的故事,我才有機會閱讀那麼多人的生平,又滿足了自己寫作的愛好。天下哪還有比這份工作更適合我的?

總以為夢想要麼在一往無前的光明裡,要麼湮滅在暗無天日的黑暗中,可每當星光悄然透入窗,夢總是在觸手可及的地方。

作者:王玥

編輯:丫頭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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