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與「地下」戰時敘利亞的二重生活

最新 04-21

在建成於18世紀的阿薩德帕夏客棧附近，一位經營手工木製棋盤店的老人在展示他的商品。（李亞楠/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4月19日《南方周末》）

「是的，那就是『穆卡巴拉』，也就是你們口中的敘利亞秘密警察，」瓦利德皺著眉頭嘟囔道，「我們還是減少在酒店大堂見面吧，因為那些傢伙會盤問和登記我的身份。」

對齊尼婭來說，政府僱員和黑市交易者這兩重身份之間並不存在無法彌合的鴻溝：同樣是為了謀生。上一分鐘她可以用僵硬的意識形態語言對筆者宣讀禁令，下一分鐘則立刻變身為機警靈活的私兌外匯專家。

當人們穿過老城中心狹窄的街道、像玩迷宮遊戲一般聚集到某個角落時，他們的心房可以對任何一個外國人敞開，肝膽相照、淚流滿面。但一旦走出那個封閉的環境，警惕和防範馬上會浮現在每個人的眼神中。

對2018年4月7日發生疑似化學武器襲擊事件的大馬士革東郊小城杜馬，筆者的印象並不遙遠。2017年那個烈日當空的初秋午後，一輛油漆斑駁的二手「標緻」牌轎車曾經載著筆者和嚮導瓦利德，小心翼翼地行駛到距離杜馬市中心不足3公里處。

對瓦利德來說，那是他回不去的故鄉——2012年秋天內戰擴大到大馬士革農村省之前，他和母親、妹妹就居住在杜馬的一幢老式公寓樓里。隨著杜馬守軍在2012年11月被反對派武裝「自由敘利亞軍」逐退，尚未完成大學學業的瓦利德被迫和家人一起搬遷到大馬士革老城附近，另覓棲身之所。

在那以後，杜馬以及位於其外側的古塔郊野變成了政府軍無法踏足的飛地——即使是在反對派勢力已經大大衰弱的2018年初，他們依然牢牢控制著以杜馬市為中心的數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將政府軍及其盟友與超過10萬名當地居民隔離開來。從杜馬地區向大馬士革方向不定期轟鳴的迫擊炮，有時會讓哈米迪亞集市內已經恢復營業的商鋪店主應聲抬頭。但一陣惶恐的張望過後，他們便重新恢復了吆喝。

在靠近杜馬的公路上不時閃現的短途客車，多少暗示了此地並沒有達到與世隔絕的狀態。但沿途那些被火藥爆炸的煙霧熏黑、所有門窗處都堆滿沙袋的殘破建築又證實：對抗在這裡從未停止。

這種精疲力竭而又無人情願後退的狀態，正是今天敘利亞內戰的真實寫照——在俄羅斯和伊朗的全力支持下，2017年內，政府軍在北部和東部戰線都取得了重大戰術勝利。然而對阿薩德政權忠誠程度最高的阿拉維派穆斯林在慘烈的戰事中已然蒙受了重大傷亡，大量青壯年人口的出逃又使政府軍無法獲得兵員上的補充。他們只有依靠來自黎巴嫩的真主黨志願者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求勝欲，一寸一寸地擠壓反對派武裝的控制區域。而「自由敘利亞軍」在歷經長達五年多的巷戰以後，成功地把杜馬市變成了無法深入的死亡陷阱。機槍射擊的脆響和迫擊炮的轟鳴像是一種表演，宣示著政府軍的勝利並不徹底：就在離首都中心10公里處，依然有抵抗存在。

舊有政權的大而不倒與戰事的長久不息並存，使大馬士革的市民們迅速適應了截然不同的雙重生活。在「地上」世界裡，他們殷勤地張貼總統畫像，拒不向外來者談及可能招惹麻煩的禁忌話題，視周邊國家為可鄙的背叛者。而在「地下」世界裡，他們頻繁穿梭於黑市，通過各種渠道和逃亡國外的親友們保持著聯繫，隨時準備好讓自己也踏上行程。不知不覺，這種難辨黑白的灰色狀態已經持續到了第8年，而它仍將繼續存在。

這架龐大的國家機器依舊頑強地維持著運轉。它那無孔不入的耳目延伸到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來自外部世界的窺探者則被當作威脅。

由於法國殖民地當局的傳統安排以及阿拉伯社會復興黨崛起之後奉行的世俗化政策，早在1945年敘利亞獲得正式獨立時，僅佔全國總人口10%的阿拉維派穆斯林就已經佔據了國家機器的關鍵職位。而巴沙爾總統的父親老阿薩德總統正是出生在拉塔基亞山區的阿拉維派聚居地。

軍事安全機構、復興黨組織和官僚行政體系構成了阿薩德父子治下敘利亞的「三位一體」，其中又以安全機構地位最為顯赫。在1990年代末期，敘利亞情報人員、秘密警察、憲兵和非正式安保人員的總數一度超過了十萬人，相當於正規軍的1/4，形成了一個控制大部分社會和經濟資源的特殊利益集團。這也是阿薩德政權的最重要基石。

從抵達沙姆宮酒店的第一分鐘起，門口靠背椅上坐著的一個中年人就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他顯然不是酒店工作人員——並未身著帶有標記的制服，但又擁有某種毋庸置疑的特權，可以肆無忌憚地打量和盤問每一個進出大堂的人。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里，筆者開始有意識地觀察那張靠背椅，發現會有3個中年人以8小時為一班進行輪換，其中兩個身著深色西服，衣領別著一枚三色國徽，另一個穿著全黑的梭織夾克。

筆者馬上回憶起了美國《新聞周刊》編輯喬瓦尼在郵件里的幽默告誡：「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穆卡巴拉』，不管是在敘利亞、伊拉克還是沙烏地阿拉伯，打扮都很相近：一樣是劣質的黑夾克，一樣是八字鬍，彷彿無處不在。」

「是的，那就是『穆卡巴拉』，也就是你們口中的秘密警察，」瓦利德皺著眉頭證實，「我們還是減少在酒店大堂見面吧，因為那些傢伙會盤問和登記我的身份。」年輕的女大學教師法蒂瑪說得更直白：「不會有通知，也沒有審判：當『穆卡巴拉』對你產生了懷疑，當天晚上你就會悄無聲息地消失。也許在幾個月後傷痕纍纍地出現在家門口，也許就此變成某個不知名監獄花名冊上的一員。」另一個經常被她提到的組織是「沙比哈」，意思是「魔鬼」——「那是一群受政府支持的年輕幫派分子，有些成員過去就是秘密警察，在各個地下行業無孔不入。2011年的反政府示威遊行中，我親眼看到他們毆打、侮辱我的同學，四處刺探情報」。

這樣說來，某一日筆者在大馬士革的4個不同地點反覆「偶遇」的那個還長著青春痘的捲髮小子，大概就是「沙比哈」的一員了。這反過來又證實了一位歐洲同行的告誡：「不要在任何公開場合亮出你的採訪本，也不要在大庭廣眾之下和本地人談論政治問題。這並非因為敘利亞人不願對外國人敞開心扉，而是經驗使然：他們不確定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中有沒有密探，也不確定你會不會在大意之下泄露他們的姓名。」

「敘利亞是新聞的天堂，但也是記者的地獄」，起碼瓦利德是這麼認為的。每位獲得常駐資格的外籍記者都必須經歷麻煩重重的考驗：第一份簽證的有效期通常不會超過兩周，需要經歷向國家信息部的詳細報備才能獲得換髮長期簽證的資格。每次採訪任務都須提前做出申請，並由信息部的官員和軍警全程陪同，既是保護，也是監視。政府十分樂於引薦對他們的外部形象有利的訪談對象或場景，也會不定期審核最終發表的文字和鏡頭。

每年都會有不止一位外籍記者因為做出了「有損敘利亞國家形象」的報道而遭到驅逐。久而久之，歐美媒體人和旅行作家已不願再踏足政府軍控制區。他們會更多地從伊拉克、約旦和土耳其邊境進入反政府武裝控制區，待在那些顯性風險更大，但活動不受限制的地區，而把大馬士革留給了來自俄羅斯的同行。

一些人在從經久未絕的戰爭狀態中獲利，另一些人則選擇在雙重身份間無縫切換。在無法選擇政治前途的困境中，任何形式的謀生之舉都不應當被譴責。

「真不敢想像，若沒有巴沙爾這位個性強硬的總統，內戰的走向會是什麼樣。」沙姆電台的創始人馬哈茂德博士在他的辦公室里對筆者嚷了起來。

作為當今敘利亞最有影響力的民營商業電台的經理，博士歷來以自由派自居。「瞧，這是總統和我的合影。我並不認為這是一樁殊榮，所以不會像很多人那樣把它放大掛在牆上。我的公司里也沒有任何政治宣傳畫。但事實證明，只有巴沙爾是靠得住的，美國人、沙特人還有那些聞所未聞的反對派都不成氣候。若不是總統在2012年頂住了壓力，又怎能等到後來俄羅斯的援助呢？」

「等一下，」筆者打斷了他，「究竟是巴沙爾真的足夠理想，還是你們沒有選擇其他人的權利？」

博士的沉默已經給出了答案。他不便陳述的還有另外一層深意：在這場將敘利亞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的戰爭中，沙姆電台以及他本人都屬於直接受益者。在2011年反政府示威爆發初期，巴沙爾政權一度表現出願意接受對話的傾向；作為印證，敘利亞政府允許民間自由經營不受審查的廣播電台，也短暫地開放過西方記者的簽證申請辦理。但隨著政局動蕩升格為內戰，那些公開談論政治的民營媒體迅速遭到查禁，歐美記者也陸續被隱性驅逐出去。只有「免談國是」的沙姆電台倖存了下來——他們播放的音樂節目、商業信息和體育新聞對身處嚴酷現實中的敘利亞人構成了一種調劑，對政府的形象也不至於構成衝擊。

通過分布在全國的上百位通訊員和兼職記者，沙姆電台為首都的一百多萬市民源源不斷地帶回關於霍姆斯、阿勒頗等激戰前線的新聞，但小心地避免區分造成傷亡的責任人，對當局的有限批評也只集中在賑濟難民不力、未能確保供電供水穩定暢通上。這為他們贏得了存活下來的空間，也贏得了來之不易的廣告收入和知名度。

馬哈茂德承認：「一旦全國恢復和平，沙姆電台的准壟斷地位將會被取代，會出現更多新的競爭者。」但他更加相信，在目前這個階段，電台的數百萬聽眾和他本人之間乃是彼此需要——任何有助於暫時抽離出現實的娛樂方式都會被需要。

離開沙姆電台之前，馬哈茂德邀請筆者參與他們的節目錄音，為當時仍在征戰男足世界盃預選賽亞洲區附加賽的敘利亞國家隊送上祝福。電台播音員對筆者解釋，在內戰長期化之後，任何來自國外探訪者的問候都足以使聽眾們感到新奇和振奮，特別是在敘利亞人深受喜愛的足球運動上。短暫的錄音時間結束之後，馬哈茂德用帶著歉意的口吻連聲和筆者道別：「也許你會覺得我的工作不值得驕傲。但我們別無選擇。」

外來者帶來的新奇感，不僅反映在電台節目中。當內戰進行到第七年時，即使是在沙姆宮酒店這樣曾經門庭若市的場所，兩個陌生東方面孔的出現依然會引起所有住客的關注。酒店的前台達烏德告訴筆者，除去來自阿拉伯國家的訪客外，人口超過150萬人的大馬士革現下只有不到二百名外國旅客暫住，大部分是聯合國工作人員、俄羅斯和伊朗政府官員以及新聞記者。他們基本都居住在擁有巍峨外觀和完善安保條件的四季酒店：敘利亞旅遊部是那裡的股東之一。而在沙姆宮這樣的分散涉外酒店裡，工作人員對極少數入住的外籍人士的姓名幾乎可以倒背如流。或許是為了保留一點可憐的「國際化」色彩，前台允許筆者用美元現鈔支付房費，這在當地屬於一種特權；大部分情況下，你必須先從匯率可疑的兌鈔點和黑市套換出敘利亞鎊。

「你可以把美元交給我，讓我來搞定一切。」齊尼婭異常自然的口吻讓筆者猝不及防。就在幾個小時之前，這位敘利亞國家信息部的女職員還在打著官腔對筆者宣講外國記者在大馬士革活動必須遵循的規誡，包括避免和大學內的異議人士接觸、街頭群訪需要申請許可、無條件配合警察的隨時盤查等。但當筆者從卡松山附近返回沙姆宮時，她又異常自然地提出幫忙將美元兌換成敘利亞鎊。在老城附近的一處居民區，齊尼婭熟練地走進一幢居民樓，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換回了一沓半新半舊的紙幣。「我收了一點中間費，但依然比官方牌價來得優惠」——顯然，這不是她第一次兼職類似的工作。在本幣匯率不穩、外匯又受到嚴格管控的敘利亞，無數地下匯兌交易是通過像齊尼婭這樣的「業餘」中間人來完成，哪怕它並不符合任何一項法規。

「我不是同事中第一個這麼做的人，也不是參與最頻繁的，」她對筆者解釋，「即使是對自己的僱員，敘利亞政府能提供的東西也已經越來越少了。我有一些親朋好友已經去了歐洲，必要時我也會考慮和他們會合。」

蘇東模式的宏大嚴酷與阿拉伯歷史傳統中的逆來順受，在大馬士革結成了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每一種都已經走到盡頭，卻又無法預見未來。

法國殖民者改造了大馬士革的城市規劃和衛生設施，卻從未使20世紀西歐的建築美學和協調性真正在這裡紮根。登上卡松山望向巴拉達河綠洲，市區的核心部分明顯地分成兩個風格迥異的板塊：以倭馬亞廣場為中心的政府街區基本上是對19世紀末巴黎規劃圖的縮小複製，8條放射狀大道以廣場正中央的噴泉為中心向四面八方展開，每條大道的盡頭又形成一個較小的放射狀路網。在它的東面是羅馬時代奠基的老城，城門和長牆的遺迹猶存，圍繞其邊緣延伸出了層層疊疊的阿拉伯式房屋。在沙姆宮酒店附近，政府街區與老城彷彿在一瞬間被勉強黏合在了一起，毫無整體感：大道不曾入侵老城外側的長牆，老城也無法再向外做伸展。

在某種意義上，兩個無法協調的板塊，恰恰象徵著塑造今日敘利亞的兩大歷史傳統：以「新」為特徵的阿拉伯社會主義，以及代表「舊」的奧斯曼化羅馬文明。一大一小兩個星形政府街區的每一條大道旁都矗立著體量巨大的蘇聯式實用主義建築：方正呆板、門前擁有醒目噴泉的中央銀行大樓；同樣方正呆板、正前方供奉著老阿薩德總統銅像的國家圖書館；線條筆直、彷彿是巨型積木堆砌而成的國家大劇院……

建築主體和街道邊緣之間划出了巨大的分隔帶，訪客需要步行穿過這片空地，才能抵達站崗的哨兵身旁，從而在一開始就對這些灰白色的石頭建築擁有一種敬畏感。但在這場曠日持久，已經導致50萬軍人和平民死難、全國1/4人口出逃的內戰過後，以蘇東模式為藍本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體制已經走到盡頭，無法再為它的國民提供滋養。

至於東面那座曾經被阿拉伯化和奧斯曼化氣息浸染的羅馬式老城，它是自然的、市井的，但也是逆來順受的。四千多年裡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征服使得普通民眾和任何形態的政府都保持著心理距離，他們的愛與溫柔、忠誠與誠實都只屬於某個特定的小單位，有時是家庭，有時是教派，有時則是某個特定的部落或村莊。當人們穿過老城中心狹窄如蛛網的街道、像玩迷宮遊戲一般聚集到某家餐廳或酒吧時，他們的心房可以對任何一個外國人敞開，肝膽相照、淚流滿面。但一旦走出那個封閉的環境，警惕和防範馬上會浮現在每個人的眼神中。「和他們聊家人，不要聊政治。他們對此還是嬰兒」——一位美國同行曾經這樣忠告筆者。

某個深夜離開老城時，瓦利德突然開始感慨：「有時我會懷疑，是否阿拉伯人的世界觀就如同他們日常居住的房屋：只見眼前，不及將來。」一瞬間，筆者定睛看了看前方的路。沒有路：長牆的陰影、向四面八方伸出的舊住宅和擁擠的人群擋住了路燈光，狹窄的小巷竟不知將通往何處。只有清真寺的宣禮塔依舊白得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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