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長官意識的冷幽默

推薦給大家一部有趣的電影《斯大林之死》。

一

斯大林的大清洗計劃將整個蘇聯籠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圍中，當時克里姆林宮裡的一份份黑名單將數以百萬計的人送到了二十世紀的人間地獄——古拉格集中營。

黑名單如同閻王的花名冊，叫你三更死絕不留四更，大部分人連交代後事的機會都沒有。

貝利亞作為此次行動的主要執行者，更像是斯大林的殺人工具。斯大林不會想到，這個昔日最信任的得力幹將，竟會在自己暈倒後發出了那樣的對白。

「他們叫我別叫醫生」

「很好，交給中心委員會處理」

「他們會叫醫生吧」

「有規章制度」

「你會叫醫生吧」

「我就是醫生」。

自稱醫生的貝利亞，這個曾經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殺人無數的劊子手，在斯大林生命垂危之際依然以不作為的手段在殺人。戲劇化的表達卻反映了貝利亞真實的內心。

二

「我們把所有高級醫生都流放了」

「他們想給BOSS下毒」。

斯大林生命垂危之際，人們需要「集體討論」決定是否需要請醫生、到哪裡請醫生、請什麼樣的醫生。

醫生們的診斷結果也需要集體討論才敢最後做出，彷彿「集體」是一根躲避災難的救命稻草。

然而這根稻草一直都在，當時的蘇聯政體不缺少這樣的擺設。斯大林構建的集體也不過是其個人長官意志的體現，假借集體之名行個人意志。

沒有在第一時間得到救治的斯大林一定後悔挖了這麼大的一個「集體意志坑」。長官意志的獨霸天下在斯大林死後暴露了弊端。

曾經在斯大林面前用餐、撞肚子、講笑話的貝利亞、赫魯曉夫、馬林科夫，一個個如小丑般的取悅斯大林。然而一派和氣的表面卻暗藏著政治鬥爭的殺機。

貝利亞的風頭正勁卻抵不過赫魯曉夫的密謀翻盤，貝利亞在改革的路上被後來人絆倒並且消滅。不過「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赫魯曉夫的被退休亦如當年被做掉的貝利亞，只是留得一副皮囊罷了。

三

個人崇拜下的獨斷專權不僅激發了權力至上的官僚主義，也徹頭徹尾禁錮了法治進步的枷鎖。

貝利亞坐在儘管「聞起來像茅廁」的斯大林辦公室內，但他依然享受至高無上的權力幻想所帶來的快感。

制度的籠子抵擋不住獨裁者的靈魂出竅，蘇維埃代表大會不過形同虛設。十月革命領導人列夫·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評價：

「不是斯大林創造了權力機構，而是權力機構塑造了斯大林。」其實是權力機構沒有起到束縛斯大林的作用。

長官意志下的統治往往會以個人領袖的存在而處於暫時的穩定，一旦這個標杆崩塌，混亂接踵而至。

長官意志即國家意志，違背長官意志即為叛國。所以不聽長官的話要被請上黑名單，於是有了集中營，有了「沉默的大多數」。

四

在一次幹部會議上，赫魯曉夫激烈地批判斯大林獨裁政治。期間有人遞上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當時你怎麼不說這些話呢？」赫魯曉夫看完紙條後厲聲喝道：「誰寫的？給我站起來！」會場上一片沉默，無人應答。

兩分鐘後，赫魯曉夫接著說：「當年我也是這樣。」

斯大林時代，順從和死亡總是讓人們不自主的作出本能選擇。換代之後，人們依然保持沉默，或主動或被動。

斯大林時期，至高權力集中到一人身上，在體制上缺乏了制約手段，權力的無限壟斷必然導致了法治的摧殘。

1934年的蘇聯通過了「特別刑法」《關於對待準備和進行恐怖活動的規定》和《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其中的規定如「偵查工作不超過10天；不接受上訴和赦免請求；極刑判決被宣布後立即執行。」

種種規定無不站在憲法之上藐視著卑微的人權，一國之法更像是一條條地獄準則。法律不過是一層窗戶紙，不僅可以捅破，甚至可以撕毀踩在腳下。法律的尊嚴從長官這裡就缺乏尊重，憑什麼讓人相信法治的權威？

但，斯大林需要的不是法治的權威，是長官意志的權威！

五

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寫道:「一個用鋼箍緊緊箍在一起的巨大國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經半個世紀多了，有的只是鋼箍，但是沒有法律。」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多麼強大的國家都會被無情的制度所摧毀。

一方面，法治的民主與自由不應是長官意志付之實踐的工具。

另一方面，個人崇拜融入了社會意識形態，長官意志代表了民主意志，會使法治遭到破壞。

法治的民主自由是保護公民權利的武器。制度的良性循環應該是更加依賴國家機器的運轉，而不是具有排他性的操縱者。

貝利亞敢說自己是「醫生」，又何嘗不敢說自己就是「法律」？可惜的是這樣的「醫生」治不好斯大林的病，這樣的「法律」也不能阻擋帝國的瓦解。

一個個歷史人物的宿命倒像是多年前每一個人給自己挖的大坑，滾滾紅塵過後你跳也得跳，不跳也得跳。因為坑大到無路可走。

長官掛了，他的馬仔們亂了。紛爭從未停止，歷史會給出答案。給違背歷史規律的人以懲罰，也會給推動歷史發展的人們以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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