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同路」和「同時代」：勃洛克的《十二個》

勃洛克，1907年。

《勃洛克葉賽寧詩選》

鄭體武、鄭錚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年出版

499頁，32.00元

文︱王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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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

俄國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1880-1921）的最後傑作《十二個》,引我們回望整整一百年前。時間：格里高利曆/朱利安歷1917年底。地點：俄國首都彼得堡。二月革命居然已經顯得遙遠，載著列寧的火車早已像「子彈一樣」（茨威格語）射中芬蘭車站，這位政治巨人看似瘋狂的局勢診斷證明是二十世紀極富洞察力的歷史決斷，蘇維埃行動了，十月革命爆發了，冬宮攻破了，臨時政府垮台了……然而革命仍然在泥濘的冬天艱難前行。

漆黑的夜。

潔白的雪。

風啊，風，

颳得讓人站不穩。

風啊，風

吹在神的世界中

推倒一個遼闊而複雜的老舊帝國，建立一個世所未有的新社會，俄羅斯革命在當時被認為是「所有革命中最混亂、最無定形的革命」（托洛茨基）。然而，不論當年的在場者還是今日的研究者都會強調，這場席捲了看不到邊的土地、觸及了數不勝數的靈魂的革命，同時也有著明確的主舞台：彼得堡的街道。

狂風撕扯著

潔白的雪花，

雪的下面——是冰。

路好滑啊，好難行，

勃洛克是屬於彼得堡的詩人，他無比鍾情、分外熟悉的舊俄都城現在是暴風雪的中心。詩人寫道，在它的街頭，兩座樓房之間掛著繩子，懸掛著標語「Вся власть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布羅茨基曾不無誇飾地迷信，普希金是第一個把「靈魂」一詞用到俄語詩歌中的人，那我們是否可以說，勃洛克，沙俄貴族的最後的愛情歌者，卻是第一個把「立憲會議」標語用在俄語詩歌中的人？勃洛克在他長詩的彼得堡街景描寫中提到這句，並非偶然。2017年是十月革命百周年。文學愛好者和研究者不失時機地評選著和這場大事變有關的文學作品：魯迅曾譯介的《鐵流》和《毀滅》、肖霍洛夫《靜靜的頓河》、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乃至於契訶夫《第六病房》和屠格涅夫《處女地》，等等。而在所有這些名作中，只有《十二個》是完成於革命的進行時，整整一百年前的1918年初；其餘作品要麼出現在革命之前，揭示了它的不可避免，要麼產生於革命之後的回顧與反思。在革命的發生現場，有詩的位置和可能嗎？自法國大革命和浪漫主義運動以來，革命與詩之間的時間錯位就一直刺激著現代文學的神經。法國大革命的同時，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曾寫過長詩《法國革命》，然而那是隔岸觀火的想像。浪漫主義研究名家M. H. 亞布拉姆斯更早已以威廉·華茲華斯為例指明，英國浪漫主義詩歌不僅常常是「革命之後」的詩，而且是「革命失敗之後」反思、理解和消化這場「失敗」的詩。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浪漫主義文學史表述中，從雪萊到高爾基，革命詩與其說是革命中的詩，不如說是革命之前的預言詩。預言模式也在最近的浪漫主義研究中激起了更多關於現代詩的政治意識的理論思考。具體到俄國革命，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在當時就挑釁性地說到，在革命的震中，俄國文學停止了存在。回到我們的中文語境，魯迅先生——受過托洛茨基的影響——在國民大革命時期也尖銳地指出，所謂革命文學，只是革命前和革命後的文學，真正革命的時期，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忙於鬥爭而不暇，哪裡有詩？

[蘇] 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韋素園、李霽野譯，未名社 , 1928年2月初版。

然而，《十二個》就在革命的發生中發生了。它僅憑這一點就足以在現代世界文學中的光譜中佔有一個獨特的位置，釋放一種獨特的色暈。沒有什麼比這首詩更靠近地與布爾什維克革命「同路」。於此，我所關心的不是具體的十月革命和俄語現代主義，而是現代詩的歷史想像力及其政治突變，是這種在革命之中並以革命為題材的寫作可能性——及其不可能性。更進一步，我想展示出，《十二個》的內容不僅是一場正在進行的俄國革命，而且是詩歌本身的革命。

然而，托洛茨基卻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在這位革命家看來，勃洛克或許勉強算是一個「同路人」，因為他努力「走向我們」，並因這「走向」而自我毀滅；但詩中十二個赤衛隊員的巡邏並不能代表真正的「革命」之「路」。出於幾乎相反的理由，也早有另一批人反對將此詩視為「革命詩」；正如托洛茨基已經暗示到的，那些要挽救俄國詩歌於政治風暴的批評家並不認為勃洛克真的是在寫革命——他其實是在寫俄羅斯靈魂，寫救贖和精神，寫……

然而，還是托洛茨基，他又堅持認為，這首詩是勃洛克的最高成就，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作品」。也就是說，勃洛克的「轉向」、爆發和毀滅，如果不是內在於革命的，卻至少是與革命真真切切「同時代」的。

那麼，今天，我們如何把這首詩讀解為「革命詩」？或許需要從「同路」的問題轉到「同時代」的問題。

《魯迅譯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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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聖靈降臨的時間

革命是「暴風雪」，是「管弦交響」（勃洛克），是急流漩渦，是……關於革命，俄國文人們總能找出最激蕩心靈的比喻。然而，革命不是修辭，它首先是——也最終是——「卑賤的，麻煩的工作」（魯迅）。《十二個》中彼得堡夜色漸深，漆黑中十二個赤衛隊員一邊警惕著階級敵人，一邊回想著和妓女們的狂歡聯誼。但是，聽說卡奇卡已經別戀某軍官，在由妒忌引起的打鬥中，彼特魯哈一時衝動開槍射殺了這位好姑娘。彼特魯哈陷入內疚，而戰友勸他，革命的壓力這麼大，沒有時間悲傷。於是大家去找一戶資產階級：「快把酒窖全撬開，/窮人要來喝一喝！」涅瓦河上鐘樓寂靜，十二個人繼續挨凍巡邏，身後是舊世界這隻「癩皮狗」，前方是一面紅旗，是——

……一個刀槍不入的人

被紛飛的暴風雪遮住，

踏著晶瑩的雪花，

邁著輕柔的腳步，

戴著白玫瑰的花環，

把血紅的旗幟揮舞，

前面——是耶穌基督。

在革命的緊急時期，徇私而衝動殺人，這種情況有沒有？托洛茨基說，當然有。無目的的、報複式的抄沒，這種情況有沒有？托洛茨基說，當然有，但這些並不是十月革命的歷史真面目，而是「和革命相伴」的污垢現象。勃洛克曾吟詠的彼得堡石板路，在詩中已經成為了「十月革命的石板路」。詩人正視著而且歡迎著舊世界的破滅，但還不理解這「破滅」的內在意義。他於是「用基督來裝飾革命」。托洛茨基結論是：「然而無論如何，基督總不是革命的出產，不過是過去的勃洛克的出產。」（魯迅譯）

十二個赤衛隊員對應十二門徒，紅旗對應耶穌。結尾聖靈降臨的敘事成為了關於《十二個》解讀最多、爭論最紛繁的一點。當然，一個顯而易見的闡釋角度是俄羅斯東正教宗教精神。東正教蒙難來到這北方的凍土，莫斯科成為了第三羅馬。耶穌受難是和人類定下的「新約」，而他的重來，也就是聖靈降臨，將是「第三約」，將是最終的審判和救贖。俄羅斯人從而總感覺到自己承擔著全人類的歷史責任。革命為這種宗教潛意識提供了新的實在感。於是，革命和聖靈降臨之間出現了隱形的等號。即便在東正教發展內部，也有類似的感覺。赫克就在他的宗教研究中認為，沙皇專制壓抑了東正教的靈性，而革命或可帶來這靈性的解放。《十二個》是否就指向革命的靈性呢？不乏研究者細膩地梳理詩中的基督寓言構造。於是，彼特魯哈是不是代表了三次不認主而終於建立教會的門徒彼得？誰又是十二人中的猶大？美麗而不幸的妓女卡奇卡是不是就像抹大拉的馬利亞或《浮士德》中的甘淚卿，她代表著「永恆之女性」，將在聖靈到來的日子以天使面目寬恕有罪的（男）人？畢竟，彼特魯哈們不僅高喊著「前進吧，工人們！」而且也在內心獨白道：「上帝啊，讓你的女僕安息吧……」

這就是為什麼從一開始就有人把此詩解讀為關於俄羅斯精神的禮讚。這是恐怖的俄羅斯，也是聖靈的俄羅斯，一切污穢都被接受，也被寬恕。不過，儘管我們不必學托洛茨基，像警惕「敵人反撲」一樣警惕這一「非政治化」視角，但必須認識到它的局限。只要放寬一點眼界就不難發現，在整個十九世紀西方文化中，革命已然反覆被比喻為耶穌重來的體驗，革命的歷史觀成為了一種世俗的終末論。即便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中，也仍有一些浪漫主義因子閃爍著最後救贖的修辭，這已經是思想史家們的共識。乃至於，發生在非基督教傳統中的革命，也會自帶政治神學的光暈：日本學者曾把中國長征比附為出埃及記，而郭沫若曾總結人民民主專政為「永恆之女性」的勝利。回到勃洛克，他早期關於愛情、死亡和心靈的詩篇也充滿了「降臨」感，彷彿在「天國的門邊」，生命的「秘密」即將揭開：「意外的喜悅就要降臨。」「群燕低飛，行色匆匆，/暴風雨就要來臨，/黑夜正盯著你的眼睛。」這當然可以從象徵主義、神秘主義的角度來理解，但也包含著隱微的政治書寫，折射出普遍存在於1905年革命前後的方生方死的歷史感。1905年革命遭到血腥鎮壓，勃洛克在《佑護天使》中寫道：「我們將復活？將犧牲？抑或死去？」而這首詩被當時的檢察官看作「政治謀殺讚歌」。天使緘默了，詩人決定「接受你——/為這苦難和折磨、流血與犧牲！」與其把革命史視為聖靈敘事的現代世俗版，不如把降臨的修辭視為一種革命時間的體驗模式。

著名日本學者丸山昇在研究魯迅對托洛茨基《亞歷山大·勃洛克》的譯介時已經點明，托洛茨基是作為「革命人」在讀解《十二個》。這位政治領袖認為革命終究對勃洛克是陌生的，而勃洛克也不理解革命「內面底意義」，但他也在《十二個》中看到了勃洛克沉默之前、抒情詩覆滅之際對歷史突變的「承擔」。有著「中間物」意識的魯迅也是在這一意義上對「同路人」的過渡期文藝產生同情的。不過，在我看來，托洛茨基也終究不能深入到現代抒情詩的「內面」，沒法看到另一層承擔：如果從聖靈化為紅旗的結尾回望全詩，我們或可辨認出現代詩的時間修辭的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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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代」與「不同時代」

俄羅斯似乎一直生活在「二手時間」之中。東正教是在基督教文明高度發展之後傳來的，農奴制和村社社會落後於「時代」卻陰影不散，貴族文化來自法蘭西，現代化是學習西歐，連共產主義也是舶來品。俄羅斯現代性甚至被不懷好意者諷刺為對西方的「荒誕模仿」。然而，這種「落後」「追趕」「超克」並存的時代錯亂感也絕不是只屬於俄羅斯的特性。它廣泛存在於每一次非原發性現代文明的生成轉化之中（我們中國和東亞當然也是顯著一例）。而最早的相關歷史反思或許來自馬克思所謂的「德意志的悲慘」：在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時代，德國在哲學上已經是法國的「同代人」了，但在政治實踐上卻遠非同代。從這不同時代特徵的德意志雜糅中，二十世紀左翼理論家恩斯特·布洛赫總結出了一個悖論命題：「非共時的共時性」。不同的社會體驗或政治意識同時存在，但它們之間不可能形成「同時代性」。從這個角度，十月革命，和所有後發現代性社會的革命一樣，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對錶」，是「非共時性」的總爆發和總解決，力圖跳過資本主義峽谷向最先進的歷史時間躍進。降臨變身為新的歷史時間的喻體。

在《十二個》中，這次歷史時間的爆破表現為多個聲音、多重階級意識、多種語言、多人內心意識流的共時並置。不僅有標語口號的政治性語言，也有對這種語言的抗拒，比如「老太婆」不明白為何不能用標語布多做些衣服。不僅有東正教的語言，也有「牧師同志」這樣的玩笑話，也有「十字架倒下」的喝彩。不僅有革命工作，也有頭腦中閃回的打情罵俏的場景。從聖靈降臨這一修辭視角反身出發，勃洛克得以隨意進出不同人物的意識世界，正如在東正教聖像畫的傳統中耶穌重來的場景上總是要描上儘可能多的人物等待審判也等待寬恕。而詩中這些人物的「覺悟」也是一片蕪雜：討論問題、通過決議的語言被用在和妓女談價錢上。如果說抒情詩真的在這裡破滅了，那首先是抒情自我的消失，而且進一步是任何獨白主體的消失：勃洛克所集合在一起的這些互相矛盾的聲音全都茫然無名，成為了歷史的器官，驟然共存於詩歌的此刻。與其說這像「錯誤意識」的雜燴，不如說這就是革命體驗的必要速寫。革命作為歷史時間的扭結和清算，它的體驗必然包含著「不同時代」的種種意識的共時衝突。

多聲部的並置和多場景的蒙太奇在現代主義詩歌史上早已不是新鮮事。這方面的最知名的代表作或許算是T. S. 艾略特原作、埃茲拉·龐德修改的《荒原》，其技巧在國際現代主義運動中遠播於各語種（包括中文）的詩歌實踐，似已成為老生常談。在此，勃洛克《十二個》的現代主義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比《荒原》更早，而且在於這種修辭獲得了一種革命時間的強度。赤衛隊的子彈同時射向「神聖的羅斯」，「射向堅固的羅斯，/射向茅屋的羅斯，/射向屁股肥大的羅斯！」如果說十月革命本身就是「同時代性」和「不同時代性」的矛盾總爆發，那麼，《十二個》中的多聲部、多場景混亂交響就提供了「非共時的共時性」的特殊修辭，並把這種修辭推到了政治極致：

一個資本家站在十字路口，

把鼻子藏進衣領。

一條癩皮狗蜷縮在他旁邊，

翹起尾巴，渾身僵硬。

資本家無聲地站著，

像一個問號，一條餓狗。

舊世界彷彿喪家犬，

翹著尾巴，站在他身後。

這是讓托洛茨基擊節讚歎的兩節，它寫盡了「舊世界」的滅亡。這也是讓象徵主義者、新精神論者們大感失望的兩節，因為他們覺得勃洛克在轉向。而我們還必須看到，這兩節也構成了《十二個》在詩歌語言的大突破。資本家站如一個問號，這樣的比喻不僅在勃洛克早期篇章中無法找到，而且意味著抒情詩的歷史感受力的變革。別忘了列寧對革命的定義：不僅下層被統治階級，而且上層統治者，都無法「照舊生活」下去了。詩歌的外部世界和內部形式，也都無法「照舊」了。最終，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聲部，不同的錯誤意識和不同的歷史污穢，都在這混亂的交響中湧向一面紅旗。那面紅旗之所以被暫名為耶穌，是因為它代表著一種正在展開的、無法命名的歷史時間。換言之，《十二個》所寫出的共時性，不僅僅由詩歌文本所定義，而且是湧現中的歷史所定義的。在這裡，一場社會政治革命和一場詩歌修辭革命是「同時代」的。革命體驗和歷史修辭的同時/同構這一點，托洛茨基似乎沒能真正看到，而恰在這一的意義上，我稱《十二個》是一首革命詩。

勃洛克，1917年。

「同時代」一詞也來自同時代的俄國詩歌巨匠曼德施塔姆。他沒有成為紅旗的「同路人」的意願。他在一首詩中開宗明義：「不，我從不是誰的同時代人， /我擔不起這樣的榮譽。 /……。 //世紀的主宰有兩個睏倦的眼球 /和精美的粘土嘴巴， /但他正在衰亡，落入日漸老去的/ 兒子日漸麻木的手中。 //我和世紀一起掀起病態的眼瞼——/ 兩個巨大的睏倦眼球， /而轟鳴的河流向我描述了/人類紅腫的訴訟歷程。」（李莎譯）然而，這位把詩歌當做喧囂世紀中的「輕盈小床」的文人，不也在自己的「不同時代」中逼視著這個「世紀」嗎？他的另一首詩《世紀》曾將二十世紀比作「野獸」。當代哲學家阿蘭·巴丟在總結激進革命世紀時，卻首先到這位「不革命」的詩人那裡尋找靈感，把《世紀》一詩解讀為二十世紀的詩歌序幕。在某些革命人看來，勃洛克這位「俄羅斯恐怖年代的產兒」終究還「不是」十月革命的「同時代人」，於是他沉默，他死去。然而，具有詩歌乃至政治能量的「同時代性」正是在這樣的矛盾中完成的。同樣，不能「照舊」的「世紀」中也內含著既在場又異質的詩歌革命。換言之，我們仍需學習在「同時代」與「不同時代」、在革命政治與詩歌修辭之間保持辯證。

最後，讓我們回到一百年前。1918年1月28日，《十二個》脫稿，勃洛克在筆記本上寫下了著名的一句話：「今天，我是天才。」關於《十二個》是否是「天才」之作，世人已經說了很多。而今天（我們的今天！），在一場革命和一首詩的百周年之際，我希望把重點移到「今天」這個詞上面：我們是否能領會《十二個》的那個「今天」？我們是否能成為《十二個》的「同時代人」？

草於2017年9月底

修改於國慶節

刪訂於2018年春

王璞

布蘭代斯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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