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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斯密到馬恩列斯,中國經濟改革如何取捨與超越

【本文為觀天下講壇第18期陳平講座內容,主題為《中國經濟改革之路:對話斯密及馬恩列斯》】

亞當·斯密理論的內在矛盾

我今天先從斯密理論的局限談起,來給大家破一下新古典經濟學對亞當·斯密製造的迷信。亞當·斯密這個人,很有意思,他的理論是包含了內在矛盾的。

亞當·斯密認為分工受限於市場規模,但實際上,分工所受的限制並非只此而已。2014年,我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一般的斯密定理,通過這個定理,我具體劃分了市場規模所受的制約。

第一,市場規模取決於人口。第二,市場規模受到資源的限制。當然資源限制本身也是技術限制。譬如說你能夠開發煤礦或者石油,就會獲得更多的資源,可以養活更多人口,市場規模自然也隨之擴大了。第三,市場規模還取決於系統,包括生態系統漲落的幅度影響,漲落太大了複雜系統就會瓦解,變成簡單系統,漲落較小就會相對平穩地發展。

因此,如果承認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那麼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競爭市場規模有多種手段,如進行技術發明、開發新資源等。鄧小平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便是將社會前進的動力視作科學技術,而非資本、人口。這一點我認為是鄧小平對斯密的突破。

此外,我們還用歷史的經驗解決了斯密的困惑。什麼困惑呢?斯密是一個倫理學的教授,他很善良,他想要用「看不見的手」使得市場自動達到平衡,這樣就可以避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危害。但可惜的是,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

在第二次產業革命中,在同英國競爭市場規模時,德國獲得了勝利。英國可以用金融戰爭、軍事海戰打敗德國搶佔市場規模,但贏家不一定代表先進的生產力。

這一點馬克思沒有完全預見到,他認為先進的生產力一定導致先進的生產關係。這一點從歷史大趨勢來講是可以成立的,但具體來說卻不一定。因為歷史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很多時候可以是落後的技術依靠它的權勢來抑制挑戰者。

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經濟競爭的核心理論是在拼成本、價格。實際上不對,打價格戰是一個手段,真正拼的是競爭策略。這個策略關鍵的目標是佔據市場份額,也就是毛主席在軍事思想中講的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不在乎保不保守延安,你可以暫時搶佔,我只要把你有生力量消滅就行了。

新古典經濟學大肆宣傳的「看不見的手」是怎麼來的呢?實際上正如《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裡面所說,斯密想要取消關稅保護,鼓勵出口,呼籲政府不要干預,貿易就會自動達到平衡,理由是什麼?他舉了個案例,這個案例今天也可以拿來思考中美貿易戰:

他說,當時的海上馬車夫荷蘭人從哥尼斯堡運了一船糧食到葡萄牙。返回時,船會裝上葡萄牙的水果和葡萄酒,運回東部去賣。這樣,斯密認為貿易自動達到平衡了。

這樣的判斷有道理嗎?沒道理。因為酒和糧食的重量、體積、單價是不一樣。所以當年英國為了扭轉對中國的茶葉貿易逆差,發動了鴉片戰爭不夠,還在印度種茶,花了170年。美國貿易逆差從1971年到現在,打了多少次貿易戰爭和熱戰,還有逼日本簽廣場協議,都沒有解決貿易平衡的問題。所以,亞當·斯密的核心猜測說市場交易不需要政府干預,自動會達到貿易平衡,是一個錯誤的猜測,原因是國際分工不是平等的。

斯密疑難:財富是什麼?

最有意思的是,斯密忽悠了你們所有的人。他那本書叫《國富論》,我是做物理的人,是非常較真兒的,他講國家財富,什麼是財富呢?有人一天到晚打電話問我,怎麼保值增值?買房、買黃金能保值增值嗎?我就說查一查亞當·斯密說財富的定義是什麼?你們大概沒查過,實際上,他不知道什麼叫財富,他拿這個東西做標題忽悠全世界的人,自己卻說不出來財富是什麼。好的科學家是比較誠實的科學家,他自己不知道他就引了一個政治學家霍布斯的話,說什麼是財富,財富就是power,中國翻譯power也有問題,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實際上我認為應該翻譯成「權勢」,中國人講「勢」,居高臨下,我財富比你多,我控制了山頭就控制了你。

所以,他講財富實際上是權勢。這樣看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講等價交換是不成立的。因為,如果你要等價交換,就必須讓所有人沒有貧富差別,等價交換怎麼會有財富差距呢?你要積累財富一定是不等價交換。你說一個富人和一個窮人交易,倆人能平等嗎?像美國控制了那麼多資源,西方國家10%的人口控制著世界上90%的資源,消費著世界上50%的能源,他跟你講公平貿易,有什麼意義呢?現在,中國和美國的競爭不是在競爭人均GDP,而是在競爭誰掌握著國際分工的制高點,因為國際分工體系不是平等的。

1850年,英國工業生產佔世界產量的50%,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但英國人發現,製造業並不賺錢,於是轉而依靠金融和海運賺錢。而這就使得英國的實體經濟被做空,一戰結束之後,英國就從世界貿易體系霸主的位置上跌落下來了。

今天,美國走了同樣的路。美國發展的巔峰是在1970年代,80年代里根覺得實體經濟不賺錢就放鬆金融監管,虛擬經濟猛烈擴張,把實體經濟做空,誰發了財?接受了實體經濟轉移的地方發了財,先是亞洲四小龍,然後是中國。所以貿易的逆差源頭在中國嗎?並不是,源頭在美國。

英美模式的局限性

這裡,我們可以繼續談談英美模式的局限性。大家記得前一陣中國有賣白菜、豬肉、大蒜難的問題,對吧?這就是國內許多人受西方經濟學忽悠種下的惡果,以為資本主義的效率就是規模經濟。美國採用的大農場、生產線等大規模生產方式踐行的就是亞當·斯密講的分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平均成本的原理。但斯密沒有講事情的另外一面,如果你的生產不是自己消費的話,你的生產量越大,投資越大,營銷風險越大,一旦你賣不出去,前面投資就破產了,大蕭條的危機就是這麼來的。

中國很多人想要模仿美國搞大農場,需要知道大規模種植的前提是這個國家必須控制國際市場的制高點。看到這點,就會明白美國出口大豆糧食,為什麼要控制埃及的農業,為什麼要控制中國的市場,原因是為了保證他的銷路。現在世界上的農產品競爭非常激烈的原因恰恰是規模生產引來的內在營銷的危機。而這件事情,當時斯密寫這本書的時候,尚且沒有認識到。如果斯密能夠看到世界經濟現在的發展狀況,他一定會非常感嘆。他沒有想明白財富是一種權勢,而市場規模競爭就意味著經濟戰爭

當時,美國已經處在侵佔印第安人土地的時代了,所謂美國《獨立宣言》的自由,實際上就是以消滅印第安人的自由為前提的擴張。如果他看到了英美模式的道路,想來他會感到這種危險性。因為市場規模競爭導致了貿易戰、金融戰、殖民戰、帝國戰,同時也帶來了生物多樣性被消滅的危機。如果你田裡面種的作物是多種多樣,一種病蟲害不會擴散。但如果你幾千畝種的都是一樣的作物,那病蟲害會蔓延得非常快。現在對人類威脅最大的不是核戰爭,而恰恰是生物戰爭。禽流感、瘋牛病等等人和動物交叉傳染的疫病都是食品大規模生產帶來的結果。啟蒙主義者認為,科學、理性一定會帶來社會的進步。實際上,科學技術是雙刃劍,它可能帶來社會的進步,也可能帶來地球的毀滅。

中國的小農經濟,原來是優點後來變成缺點,現在又變成優點了。如果講中國和西方文明的差別在什麼地方?我講道理非常簡單,中國因為多山少地,所以農業發展是以節省資源為目標的,具體方式是精耕細作,深翻、密植。中國只有百分之幾的土地和水源,卻養活了世界上20%的人口;西方10%的人口佔有世界90%的資源,消耗世界50%的能源。並且,西方的這種節省勞動力但消耗資源的模式不是從工業化開始的,而是從羅馬時代開始的。

我在美國的得州呆了三四十年了,得州的一個牧場,三口之家不賠不賺,需要多少土地呢?他需要100頭奶牛,每頭牛需要10英畝,所以100頭就需要1000英畝,相當於6000畝。但是這樣的農場又解決不了就業問題,美國包括拉美的城市貧民窟就這樣產生了。反觀中國在這一點上,就做得很好。現在,中國的鋼鐵、汽車、糧食都是世界產量第一。在規模經濟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還有多種多樣的範圍經濟。

並且,西方的科學技術越發展,年輕人就業越困難,高科技消滅舊的工作崗位遠遠多於新創的工作崗位,所以他們現在會有社會危機問題。所以,將來科學技術進步要能造福社會,我認為唯一的方向是學中國的經驗,中國的經驗是什麼呢?給幾個簡單的概念詞:混合經濟、多種經濟模式、保護生態、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

馬克思沒有想到的

下面,我再來講講中國道路對於馬克思的突破。馬克思想過一個問題,社會主義怎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馬克思原來有個設想,生產力進步了,就會和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就會產生社會變革。就是社會變革一定會發生在生產力先進的地方。所以馬克思當時想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是全世界均衡發展,所有國家一同進入共產主義,但現在看起來這還很遙遠,因為社會發展很不平衡,單單中國就很不平衡。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當時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水平較高的英國、德國都有可能發生變革。但是,革命恰恰發生在不那麼先進的地方,先是半資本主義的俄國,然後是完全出乎馬克思預料的中國。

當年馬克思就很糾結。為什麼?因為馬克思是非常認真的科學家,他當時根據西歐的經驗提出了五階段的發展模式,即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他覺得世界上有個地方好像納不進這個範式,於是就取了個名字叫「亞細亞發展方式」,指的就是印度和中國。馬克思沒有到過印度和中國,只是由別人的文獻這種第二手資料猜測,把印度和中國看成一個靜態的社會,好像比西方落後,而這些地方恰恰是革命發生的地方。

恩格斯如何觀察中國道路?

我現在又希望能和恩格斯對話,我覺得恩格斯這個人很有意思。他是行動型的人,他會講23國語言,他自己繼承了父親的財產,有一個工廠,自己賺的錢,還用來資助馬克思,這是最早的革命資本家,但是全力投入社會主義。

看中國道路與恩格斯,我第一個感慨是中國的發展衝擊了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模式,恩格斯當時定義為科學社會主義,他寫過一本書《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認為以前法國的那些聖西門的社會主義是空想。恩格斯定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什麼呢?它是可操作的,所以現在很多西方國家認為他們實行了社會主義,實行的是恩格斯當年從第一國際變第二國際的綱領,諸如推行工人8小時工作制,工人要受教育,有福利等等。

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後,很多人認為這確實代表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所以社會主義在歐洲是很受歡迎的。美國非常害怕,在美國你要是宣傳社會主義是非法的,但是你在歐洲,我在法國常常能看見拿著紅旗、唱著國際歌遊行的人群。但是,現在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在世界上被理解的困難恰恰是這些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或新左派的反對。

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的產品賣到美國、歐洲,價格只佔當地產品的1/3,頂多一半,就把他們的企業打垮了,隨便你說他們有多少先進的技術、時髦的包裝,在這麼大的價格差別面前,他們毫無招架之力。我到德國去,看到滿街賣的都是中國產品,連他們聖誕節的禮品這些經典的西方文化形象,翻過來一看都是中國製造。所以德國科學家既佩服中國,又困惑,他們有生存危機,他們要是承認中國模式是先進的,那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知道他們的希望在哪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恩格斯的衝擊應該是比較大的。我記得當時我讀恩格斯的書,最佩服的是他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恩格斯這個人是知行合一的,當時他認為婚姻就是一種私有制的交易,所以恩格斯他很革命,他的女伴是當年帶他參觀調查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最窮的愛爾蘭女工,但是他不結婚,為什麼?當時結婚是要遵循天主教舉行儀式,恩格斯不信天主教,所以不結婚。現在中國社會對家庭的重視遠超過西方,而西方最大的問題是進入高福利、高消費社會以後,家庭瓦解了。這對年輕一代的打擊是非常嚴重的。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沒有解決的問題

馬克思想問題比恩格斯還要遠。他發現當年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太簡單了,實際上社會發展的模式不是一條直線或階梯式的模式。其實,一個新的生產力出現以後,都會在核心區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強的抵抗,所以新舊生產範式的轉變遵循的道路不是馬克思道路,而是毛澤東道路——農村包圍城市,邊緣挑戰核心。

青年馬克思很有理想,認為勞動分工造成人的異化,共產主義應該消滅人類異化,後來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又把異化問題放到旁邊去了。毛澤東在學蘇聯的時候,一開始就抵制了蘇聯搞托拉斯的辦法,因為蘇聯的社會主義不是自己發明的,是從德國學來的,當時列寧以為德國的卡特爾、托拉斯高度集中,我只要改變所有制,讓國家而不是私人來控制,社會主義就建成了。但毛澤東是從實踐走出來的,他是一個農民革命家,發現如果要搞托拉斯,廣大農民的生存問題怎麼解決呢?是難以解決的。所以我後面講的中國模式兩條腿走路是從毛澤東開始的,哪兩條腿?重工業要發展,農業也要發展,高科技兩彈一星要搞,農業也不能放棄。我覺得毛澤東這個貢獻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的修改和補充。

此外,毛澤東對生態危機的理解,對社會穩定的理解是超越馬克思的。因為馬克思生長的德國是一個中等國家,當時還沒有統一,後來統一了還有很多困難。中國是一個大國,兩千年來翻來覆去,毛澤東理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土地和糧食是國計民生的基礎,不是像英美經濟學講的只要能夠控制海洋、積累財富就有權勢,這個權勢是曇花一現的,時間長一點的也就兩三百年,不能長治久安。

馬克思還有一個重大的局限是被鄧小平打破的。鄧小平為什麼要改革開放?因為他明白科學技術不可能靠一個國家獨立地關起門來搞起來,要開放才能學到外國的先進技術。但是有個重大的問題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搞開放還能不能生存?還是說會像之前一些國家淪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些問題經濟學家給不了答案。

我認為鄧小平最重大的貢獻就是克服了馬克思的局限。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問題,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私有制之間有著不可避免的矛盾,但是,馬克思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生命力所在,就是市場競爭會有助於技術創新、更新換代。其實導致蘇聯瓦解的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斯大林當時對開放條件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能否競爭是沒有信心的,他關起門來修了一個柏林牆,搞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工體系,跟西方的分工體系不對接也不競爭,時間長了社會主義的分工陣營規模不夠大,技術更新不夠快,最後輸了。

鄧小平選擇的道路是前人沒走過的,中國的技術比東歐落後得多,人口負擔比東歐大得多,卻敢於開放與西方競爭。當時中國加入WTO的時候,許多經濟學家都預言由此會產生許多問題。但讓人目瞪口呆的是,中國開放了以後很多產業不但沒有淪陷,竟然還讓特朗普跳出來說加入WTO中國贏了,美國輸了!競爭能夠促進技術的更新換代,所以競爭是重要的。

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都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中國解決了,是什麼呢?社會主義究竟能不能戰勝資本主義?如果你要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好像是信心滿滿的,社會主義當然會戰勝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產生先進的生產關係。但是在知道這件事情不一定的人里,斯大林沒公開承認,毛澤東敢公開承認不一定,所以才會搞反修防修。不敢公開承認這一點的蘇聯垮了,為什麼呢?因為蘇聯構建了一個新的技術官僚的階層,這些階層有特權地位但沒有競爭,所以他們講的是社會主義,實際上心裏面佩服的是西方的資本主義。

另外,馬克思、列寧都沒有意識到西方的資產階級不是鐵板一塊,光做階級分析是不夠的,要把階級分析推進到產業和利益集團。現在我們都知道高科技進展非常快,金融也算是高科技,它起的作用是正的還是負的?可以正也可以負,利潤會特別高,所以剩餘價值不見得都產生於製造業,如果製造業競爭的時候不做研發投資,最後會被淘汰了,全軍覆沒,別說剩餘價值了,連生存都成問題。

真正好的企業,像德國蔡司公司不是私人資本擁有的,是基金會擁有,利潤的1/3做研發,1/3擴大生產,1/3改善員工福利,經過了多少次戰爭它始終存在。現在人們追求經濟效率其實還不明白,沒有市場可以單獨決定的經濟效率,經濟上的決策和用毛澤東思想打仗一樣,戰略目標是企業要長期存在,現在有的企業家像馬雲說要爭取做百年企業,而有的說賺了多少錢以後就夠了,拿了錢就跑路了,他們的行為完全不一樣,能放在同樣的地位看待嗎?現在對中國問題有很多爭論,我覺得要深化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到階層、產業、領導層的利益集團,到底他們代表的是長期利益還是短期利益,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

說到列寧,應該看到列寧有一個突破是馬克思沒有想到的,馬克思當年的理想是巴黎公社的原則,也就是普選。但是巴黎公社很短命,文化革命也試驗過大民主,效果也是很有限的。列寧創造的是先鋒隊的政黨。習主席這些年做反腐、深化改革很大程度上又重新回到了列寧主義的先鋒隊的政黨,不但革命實踐需要先鋒隊,建設實踐也需要先鋒隊,不光是執政黨的問題,而是怎麼帶領人民走向未來。

開放競爭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現代中國的經驗改寫了當年馬克思、列寧理解的共產主義。我覺得斯大林肯定會感慨能從中國學到的東西最多,前面我們講了中國三次左傾路線都不是斯大林親自指揮,而是第三國際在指揮,一個李德幾乎就把中國紅軍搞完了,實際上李德在共產國際中啥也不是。但是斯大林有個偏見,這個偏見的來源並不是斯大林,而是馬克思,認為革命應該是工人階級來領導,中國哪有工人階級?共產國際當時選拔的幾個中國工人出身的領袖後來都成叛徒了,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是沒有考上托福的知識分子,他要考上托福去留學了就不去上梁山鬧革命了,周恩來和魯迅一樣都沒有考過托福,但他們的貢獻很大,還有很多農民。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都沒有想到中國的農民軍隊能革命,而且改革開放還能建設。

現在我們知道的農民企業家中,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會很佩服李書福,他竟然能夠兼并沃爾沃,比海歸、工程師出身的企業家還要有魄力,我覺得他是受了毛澤東的影響才能做成這樣的事。斯大林見毛澤東說的一句話我覺得很對——勝利者是不受裁判的。我跟西方人辯論的時候,西方人說中國人這個不對,那個不對。我說你們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們認為的英雄不就是拿破崙嗎?毛澤東比拿破崙高明,他從來沒打過敗仗,他知道打不贏的話立馬就轉彎了。原來又反帝、又反修,後來一看力量不夠,就轉過來跟美國握手制衡蘇聯,等到後來一變又跟俄國聯手制衡美國,中國靈活機動的戰術比拿破崙高明多了。

再者你講法制,你們的法制是從議會裡討論出來的?是拿破崙拿炮隊打下來的,把歐洲的封建王國一個個打敗了,法制永遠是戰爭贏家制定的法律來保持他們的既得利益的。現在技術更新很快,你們西方的法制是上一次產業革命的勝利者制定的遊戲規則來抑制下一輪技術革命的挑戰者。中國比你們先進,中國破舊法立新法都比你們快,為什麼?中國分區試驗,鼓勵創新,你們是保守利益集團的現有秩序,我們中國是眼睛看向未來的,中國憑什麼不比你們做得好?

所以我覺得跟西方對話要有歷史知識,拿他們最得意的比我們中國最得意的,就會發現即使中國人犯錯誤都比他們打的勝仗還要多,拿破崙如果不打俄國,希特勒如果不進攻俄國,他們可能就把西歐都統一了。歐盟能統一嗎?到現在還搖搖欲墜,而中國這個國家又分又合,不容易,這裡面的智慧中國人要好好總結。

斯大林感嘆中國經驗

我認為斯大林要是感慨的話,一定會覺得能從中國學到好幾條經驗教訓。第一條,低估農民的作用,高估工人和知識分子的作用,沒有預見技術官僚可能背叛社會主義。第二條,斯大林會坦誠地向毛澤東承認錯誤,當初中國共產黨要渡長江時,斯大林打電報來制止,因為雅爾塔協定劃分的勢力範圍規定長江以北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長江以南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你過長江是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但是毛澤東就理個嗎?我們過去了,美國人敢動嗎?不敢動,朝鮮戰爭斯大林敢打嗎?不敢打,但毛澤東敢打。

蘇聯和美國達成雅爾塔協定的後果非常嚴重,為什麼?因為加大了蘇聯內部的民族矛盾,給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留下了後患。現在很多人都把罪責歸咎於戈爾巴喬夫,我認為還可以再往前追溯。蘇聯規定加盟共和國可以自由退出,法理的依據應該是當年列寧、斯大林留下來的。後來葉利欽解散蘇聯共產黨,好多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瓦解。在民族問題上,我認為毛澤東有重大貢獻,所以中國的少數民族實行的是自治區,而不是獨立的加盟共和國,現在要搞「藏獨」、「疆獨」困難得很。列寧、斯大林沒有重視民族問題,應該是悔不當初。

第三,中國的混合經濟是超越蘇聯模式的,中國是兩條腿走路工業和農業平衡發展。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保證蘇聯打贏了衛國戰爭,但是代價非常高。很多人以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只不過是學東亞模式的經驗,學它們發展比較優勢,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等,這隻說對了一半。中國在出口大量輕工業品的時候產業在急劇升級,中國的軍工業也在高速發展,航空母艦、隱形飛機中國現在都有了。

我在巴西,他們問我怎麼你們中國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呢?而我們想幹什麼還沒開始呢西方人就說我們不對。我說中國之所以能夠有獨立的金融政策、獨立的經濟發展政策是因為中國有獨立的科學技術、獨立的國防、獨立的工業體系,所以中國的金融政策比德國、日本還要獨立,德國、日本領土上都有美國駐軍,能有獨立的金融政策嗎?沒有。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的話中國就會拿後30年否定前30年,前30年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使得後面的改革開放才有學習消化西方技術能力。

西方跨國公司到中國投資不是看重中國的勞工便宜,你要是到印度、拉美去,勞工比中國還便宜,但是要把一個流民訓練成一個工人要花很大的代價。特朗普只會抱怨中國人偷美國技術,這根本不是偷,是學。大家都知道逆向工程,比如說我們進口一台德國儀器,我們把它拆了,拆了以後還能改造,然後擁有自己的專利,批量生產,馬上就把他們趕超了。要是過去30年不培養出這麼一批人,而是一群看見西方人就崇拜,連儀器都不敢拆,怎麼可能不受控制?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交流

還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要是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請出來互相討論會怎樣呢?我認為周恩來比較客觀,他很能團結群眾。因為當時中國中國共產黨執行的是第三國際的指令,而第三國際重視國民黨超過共產黨,重視工人和知識分子超過農民,重視蘇聯中心低估中國革命,所以才引發了中共黨內的路線之爭,而中國共產黨沒有分裂我認為周恩來有很大的功勞。

我們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說白了是受馬克思的影響。馬克思講消滅私有制,到底什麼是私有制是值得研究的。農民有幾分地,災荒的時候可以不依賴國家而生存,這個經驗是從曹操屯田時代就開始的,是中國人的智慧。毛澤東的很多理念是從歷史經驗來的,而馬克思的很多理念是從邏輯思維來的,我覺得毛澤東的觀察和反思能力應該是超過馬克思的。

而且,我覺得如果毛澤東還健在的話,他會承認鄧小平的貢獻。原來社會主義太強調公有制,低估了市場競爭在經濟創新中的作用,結果就造成了一個印象認為只有貧窮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這是不對的。毛澤東也低估了國際分工在全球化的作用,所以前30年技術進步有限跟中國沒有充分利用國際分工有關係,強調獨立自主,擔心受帝國主義控制,但是沒有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使得中國的規模經濟達不到效果。

鄧小平這個人是比較謙虛的,當時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其實心裏面也在打鼓,所以才會講我們要殺出一條血路。他知道對外開放的風險準備不足,但是鄧小平有一個優點,就是他膽子大,敢實驗,如果改革開放由周恩來主持的話步子要小很多。剛開始時很多人不明白,以為改革開放不是就全套學習資本主義了嗎?但是鄧小平講要堅持社會主義,兩手都要硬。改革開放的同時要保持社會穩定,才有中國的雙軌制、分區試驗等等這些東西,這是他對中國模式創新的一大貢獻。

包容中國經驗的非均衡經濟學

接下來,我給大家講一條數學曲線。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很困惑: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怎麼兼容呢?我們知道新古典經濟學有個供給曲線,需求曲線是斜率為負的,供給曲線是斜率為上的,有人說這就代表人性是貪婪的,這個矛盾怎麼解決?剛好上個月在北京開會,有一個老幹部提出馬克思和斯密怎麼兼容呢?我說好兼容,你們有沒有想過勞動供給曲線本來是斜向上的,實際上如果有生存的下限,它就會往下歪,什麼意思?越窮就越要多幹活,不然就不能生存了。富裕到一定程度曲線向後彎,像Z型。

我把這個勞動供給曲線分成三段,中間那段代表新古典經濟學的,給你的獎金、工資越高加班就越多,這是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但是,如果你物質極大豐富了,像很多互聯網的社區,包括維基百科開放的系統根本不要錢,只需要共同愛好的人一起工作,這是社會主義的社區,叫共享機制,那段是共產主義的前身,向上左方向彎曲。

如果處於生存線以下,勞動供給曲線向右下方彎曲。老百姓要造反,這就是毛澤東的革命機制,所以中國發生革命的地方和俄國發生革命的地方都是老百姓處於生存線以下,集體起來鬧革命,鬧革命是集體的生存,抱團取暖的機制遠遠超過個人單打獨鬥。所以人類社會發展就是這麼一個曲線,這下你就知道革命、市場、共享經濟怎樣並存了。

對比中國經驗的多元文明史

最後,我要講的是檢驗中國經驗的一個視角就是要打破西方的中心論,我們對比幾個模式,你就會明白中國道路優越在什麼地方。

第一,我們要與與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這些古老文明大國對比,它們陷入依賴經濟的原因是什麼呢?一方面是因為沒有革命,沒有革命就沒有土地改革,沒有革命政黨。不可能像中國這樣國家控制土地,集體土地作為社會保障的基礎,沒有依賴外債,大規模建設基礎設施。

幾年前我碰到衣索比亞的總統經濟顧問,我問他你們發展走什麼道路?他說當然走中國道路,我很好奇地問你說的中國道路是什麼?他說的就是今天我說的,中國道路的核心就是土地絕對不能私有化,國家成片開發,同時解決基礎設施、就業、教育等問題,否則的話你要照印度的辦法、美國的辦法絕對不可能有共同富裕,我覺得這得靠外來和尚念經中國人才信。

現在還有人質疑中國土改方案,實際上你到印度、伊朗看,所有他們留下的問題都是因為沒有進行徹底的土改,沒有革命,沒有革命政黨,也就不可能有獨立的科技、國防、產業政策,就是依賴經濟。

第二,蘇聯和東歐崛起了又自廢武功是為什麼呢?一方面是因為低估了國際資本主義的霸權野心,失去地緣政治的常識,原則上來說他們的經濟學家就沒有讀懂亞當·斯密的第三章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蘇聯瓦解以後,葉利欽興奮地跑去申請加入北約,北約敢要他進來嗎?有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國人到現在還沒明白一個道理,像中國、俄國這樣的大國,無論你打什麼旗號在西方看來都是威脅,你要讓他們睡覺睡得安穩只有一個辦法,把你拆分成幾塊。

另一方面,斯大林缺乏開放競爭的自信,拒絕馬歇爾計劃,修柏林牆,實際上因為他缺乏自信,所以才會理論上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俄國以為越是用封鎖的辦法,就越能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輸掉了,老百姓反而不相信你了,真正等到大批東歐人跑到西方去,卻發現當年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福利生活比西方要好得多。

現在要重新核算當年東歐和蘇聯的GDP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現在我們宣傳的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一半都不到,這根本都是脫離現實的。

我全世界走了那麼多地方,我認為中國沿海地區肯定超過南歐,中國內陸肯定是超過東歐,中國的GDP是嚴重被低估的。人均生活富裕水平並不代表國際競爭力。你會發現一個規律,人均GDP越高的國家越沒有競爭力,道理非常簡單,你說劉姥姥的兒子有競爭力還是王熙鳳家年輕一代有競爭力?很簡單,紈絝子弟怎麼可能有競爭力呢?這個就是我前面講的亞當·斯密忽悠大家的結果,以為發展目標是追求財富,我認為應該是追求安居樂業,新的桃花源記是新型城鎮化或新型農村,這才是未來可持續的東西。

今天我就不贅述德日模式、北歐模式的局限了,我之前也在網上也有談過。

中國與西方的發展道路為何不同?

最後我來總結講一下中國到底在哪些地方是超越西方的。

歐盟想在新的技術革命中走到美國前面,實現彎道超車。2008金融危機爆發前,歐盟開了一個會討論未來可能的思維範式的轉變,請我去當一個主講人。雖然我的老師普里戈金那個時候已經不在了,但是他對歐洲的影響還是非常大,因為他講的自組織、複雜系統跟社會歷史的研究是聯繫一起的。

我那次講演的題目是很尖銳的,因為在我的經驗看來,跟西方人交朋友必須先打一仗,打平了或者是打贏了才能交朋友,所以我跟西方人辯論一定是要刀劍出鞘,要厲害的,什麼是你的核心概念我就批評什麼。

我的講演標題是從兩個科學基本概念出發。第一個概念是「有界理性」,赫伯特·西蒙是心理學家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有界理性就是批評新古典經濟學不可能有人是完全理性的。後面替代的是我們講的經濟複雜性、系統複雜性,也就是老子、莊子講的整體大於部分之和。我要挑戰他的內容是什麼呢?自由民主和法制的局限,西方的經濟學家一聽就差點跳起來,坐不住了。

前面我講的亞當·斯密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最大的規模限制是生態的約束,你有生態環境資源的約束就不可能有無限的自由,個人自由把生態資源都破壞完了地球都不存在了,你的自由在哪?科學越發展分工越細人的自由越小,教育成本增加,時間越來越長。自由人是一個神話,根本就不懂得分工發展的趨勢。

第二個,我說科學的真理永遠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我要搞科斯講的什麼「思想市場」,資本市場里誰錢多,誰粉絲多,誰資本廣告打得凶誰就是贏家,我還做什麼科學?科學永遠是拿實驗來檢驗,而結果通常是少數人或者極少數人是對的。麻煩的地方是每個競爭者都是少數人,到底哪個少數人是對的?所以真正重要的問題是你用什麼辦法來檢驗。

西方人的檢驗辦法是辯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議會辯論能爭論出結果嗎?什麼結果也出不出來,這是由希臘的詭辯術發明的議會民主成為西方文化的主流。而我們之所以說鄧小平偉大,是因為他有一個發明從來沒有一個科學家敢說,他說別爭論了,我們不爭論怎麼辦呢?鄧小平來了一個偉大的創造叫分區試驗,這是鄧小平改進毛澤東思想的地方,不是把整個國家當成一個實驗場,而是讓各個省市、地區、特區,各人試驗各人的。

我們以前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說法我認為不怎麼符合實情,實際上鄧小平沒設計過,他只有一個方向,所以沒有鄧小平理論,但是有鄧小平思想,那就是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必須要兩條腿走路,兩手都要硬。中央不給你定調子,就讓你試驗,哪個試驗成功了,別的省份馬上自動地學習。

很多中國人抱怨中國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但是要跟西方對比,我們要比它們表面合理合法但是又無效的事情高明多了。《孫子兵法》講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說在全球化的時代,這句話要倒過來,要先知彼才能知己。很多人認為只要學習西方就能改變中國的弱勢,我說你說反了,很多中國的弱勢實際上是優勢。

譬如說中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中國人認為問題很嚴重。我說地區差異大有好處,假如上海人不幹活了,安徽人、江蘇人會跑到上海打工,如果將來安徽、江蘇人不幹活了,四川、甘肅的人也要來的,中國半個世紀不需要外來的勞動力。而美國成為富裕社會以後,美國人不幹活靠墨西哥人幹活,歐洲原來靠土耳其人幹活,後來靠東歐人幹活,最後靠北非難民幹活。再比如說有人說現在中國的人均GDP不夠高,正因為不夠高,所以中國的環境污染和社會福利的壓力沒有西方大,中國才能把賺來的錢更新技術和管理,如果像西方那樣都養嬌了以後,哪裡還有錢投資新技術,即使研發出來也沒法投資。

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在於,美國人的遊戲規則叫贏家通吃,像微軟這樣的企業最後的股權大部分集中在比爾·蓋茨手裡了,比爾·蓋茨和任正非一樣嗎?華為那麼成功,任正非自己的股份有多少?5%都不到。中國人的遊戲規則是winner share the all, 勝利者和大家分享。美國人老講中國人是不是要取代西方,我說你就不明白中國說的leader(領袖)是什麼意思,就是孔子講的以身作則,用英文講是led by example,你做出一個榜樣人家來學你,而不是像美國人一手拿著大棒,一手拿胡蘿蔔,把你當成狗一樣訓練,這根本不是平等的合作夥伴。

中國的市場經濟和西方的市場經濟當然也是不一樣的。西方追求的是不可持續的國富(Wealth of Nations),而中國追求的是可持續的國和(Harmony of Nations)。當年阿拉伯半島電視採訪我,我說你們知道中國是怎麼扶貧的嗎?他們聽了都覺得不可思議。我說在西方社會,金融家永遠是金融家,他們與窮困地區出來的捍衛自己家鄉利益的議員的利益永遠都是對立的。

中國的做法是把上海的金融家調到貧困地區去當市長或者是省長,這樣可以把富裕地方的企業家引進到需要的地方,這種幹部跨區域的輪換,歐洲能做到嗎?義大利經濟那麼糟糕,而一山之隔的德國的管理卻那麼先進,只要把德國和義大利的幹部互換輪訓不就完了嗎?這在中國很容易做到,而西方就不能做到。

這就像當年全國的先進青年到延安,不是因為延安這個地方有多少資源,而是因為引進了先進的人才跟民眾結合,改變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從外面引進人才改變內部的結構、組織方式、思維方式,這是發展的康庄大道。但是你要畫地為牢,按區域構建勢力範圍把利益集團說成是民主政治,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互相矛盾,就像七八個螃蟹綁在一起,你要往這邊跑,我要往那邊跑,誰也跑不出去。這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造成的結果是隨機遊走,布朗運動,沒有方向。

現在給大家留下希望的是,根據中國的經驗我們可以構造新的經濟學。今天我沒有細講的是,如果要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直到習近平的經驗、思想進行總結,我覺得要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要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也要從頭改寫西方的經濟學。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把代謝增長論變成代謝經濟學,通過新陳代謝的視角,你就能夠理解現在社會的發展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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