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詩篇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
人們稱杜甫為「詩聖」，杜詩為「詩史」，就在於詩人通過他的創作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30多年中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人民生活中許多重大的問題以及自己一生所走過的坎坷道路。這些詩篇不僅具有歷史的真實性，而且具有形象的鮮明性和情感的豐富性，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千百年來杜詩中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光輝思想感召著一代又一代的廣大讀者，他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杜甫，字子美，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生於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死於唐代宗大曆五年(770年)，祖籍湖北襄陽，後來曾祖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義市)，杜甫就生於河南鞏縣。他一生經歷了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這50多年正是唐王朝由盛世轉入衰敗的時代，是一個充滿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動蕩不安的時代。杜甫出身於一個祟尚儒學與文學的家庭，自幼喜愛詩文和書法，學習非常刻苦，正像他自己所講的那樣：「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30歲以前的勤奮學習為他後來的創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20歲那一年他開始到各地去漫遊，這次漫遊前後斷斷續續長達15年之久，遊歷了吳、越(今江、浙一帶)，江南秀麗的山水和名勝古迹吸引了這位年輕的詩人。接著又遊歷了齊、趙(今山東、河北一帶)，過著一種春歌冬獵，呼鷹逐獸的生活。最後與大詩人李白相會，一同遊歷了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和魯郡(今山東兗州)。兩人攜手而行，登高懷古，飲酒作詩。杜甫比李白小11歲，不僅崇拜李白高尚的人格，而且欽佩李白飄逸的詩才，甚至跟隨李白尋仙訪道，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兩位大詩人結下了兄弟般的友誼。
天寶五年(746年)，杜甫來到長安，本想在京城尋求一條政治出路，通過做官來實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和抱負。第二年唐玄宗就詔示天下，凡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經過考試而後錄用。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招賢考試，對於杜甫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機會。12年前，當24歲的杜甫曾在東都洛陽參加過一次進士考試，結果沒有考上。這次不僅杜甫沒有考上，所有參加考試的人統統都落選了。原來這次所謂的招賢考試是由奸相李林甫把持，他為了鞏固自己的相位，竟以「野無遺賢」上表向玄宗祝賀，以此吹噓皇帝聖明，自己的宰相當得也很出色，實際上是壓抑人才，控制輿論。這對杜甫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在長安他過的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寄人籬下的生活，他挨過餓，「飢卧動即問一句，敝衣何舌懸百結」；他受過凍，「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他在街市上賣過葯，「賣葯都市，寄食朋友」，也顧不得什麼斯文體面了。由於經濟上的困頓，特別是精神上的痛苦。使他本來羸弱的身體衰弱到無法支持的地步，最後終於病倒了。在無路可走的時候，他只好向皇帝獻賦，前後三次，進獻了《進雕賦》《三大札賦》《封西嶽賦》，無非是說自己很窮，然而卻很有才能，希望能給個官做。但是唐玄宗並沒有理睬他，一直到44歲朝廷才授給他一個河西(今雲南河西縣)尉，這是一個從九品的小官，對杜甫來說，這真是一個不堪忍受的嘲諷。他不願折腰事權貴，辭不赴任。後來又改授右衛府參軍，這是一個舉管兵甲器仗和門禁鎖鑰的正八品下的小官，官職總算高一點，而且就在長安，工作很是輕閑。由於生活的壓力，於是杜甫上任了。在長安這十年的生活詩人窮困潦倒，歷盡磨難，個人的不幸，上層統治階級的腐敗以及下層人民的疾苦，所有這一切都成了他詩歌創作的無盡源泉，揭露現實的黑暗，同情人民的疾苦成了這一時期他的詩歌的主要內容。他切身感到社會上存在著一種令人戰慄的不合理現象，就像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中所講的那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不僅指出了這種貧富懸殊的不合理現象，而且指出了造成這種現象的社會原因，那就是統治階級對百姓的剝奪、魚肉，他們揮霍的不正是人民的血汗嗎？他在同一首詩中說：「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站隊」。人民之所以肯定杜甫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和揭露不是停留在一種社會現象上，而是能從社會本質上去認識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不過當他認識到這種社會原因之後，他總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謂的明君聖主身上，而這種希望又總是落空，這就便他倍加感到痛苦。總之，長安困守這十年使杜甫開始逐漸走向人民，他以詩歌的形式直接反映現實，為唐詩開拓了新的天地，為他的詩歌創作確定了現實主義方向，為他成為一個憂國憂民的觀實主義詩人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所寫的《兵車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麗人行》、《出塞》等作品成為文學史上不朽的篇章。
杜甫就任率府參軍不久就告假去奉先(今陝西蒲城)看望妻子兒女，當他剛走進家門的時候，聽見家裡人在嚎啕大哭。原來是他的小兒子餓死了。他悲痛欲絕，覺得自己沒有盡到做父親的責任十分痛苦；想到那些流離失所的人們以及那些遠方戍守的士卒，他們的日子就更差了。他似乎預感到一種不吉祥的徵兆，內心裡充滿了不安。就在杜甫回家探親的時候安史之亂爆發了。在他回到淪陷的長安時，他又看到叛軍的燒殺淫掠，感受到戰亂之苦，他在詩中寫下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為了奔赴國難，獻身於王朝的恢復大業，他冒著生命危險，沿著一條小路投奔肅宗的駐地鳳翔(今陝西鳳翔)。他在詩中寫見到肅宗時的情景是「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天子見他一片忠心，任命他為左拾遺。任職不到一個月，由於杜甫為人耿直，上書營救被罷官的宰相房，於是觸怒了肅宗，幸虧張鎬打救，雖保住了一條性命卻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掌管地方文教工作。由皇帝身邊的近臣一降而為地方上的小官吏，這對杜甫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打擊。第二年，杜甫棄官而去。四年的離亂生活，使杜甫的思想充滿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親眼看到並且也揭露了朝廷的腐敗和黑暗，但是另一方面他的階級本性又使他毫無保留地要去效忠於皇帝；一方面對人民的深重苦難寄予深切的同情，但是另一方面為了平定安史叛亂，維護國家的統一，又不得不含淚勉勵人民參加平亂戰爭。複雜、矛盾、痛苦的心情使他的思想更加憂鬱，使他的詩歌也表現出一種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不幸使他獲得了深入下層人民生活的機會，使他的創作進入了現實主義的成熟階段，寫下了一系列流傳千古的光輝詩篇，像「三吏」(《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悲陳陶》《哀江頭》《春望》《月夜》《羌村》《北征》等等，都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主義思想，是杜甫現實主義成熟期的代表作品。
乾元二年(750年)冬天，走投無路的杜甫想起了在四川當官的老朋友裴冕和高適，於是帶著一家人南下到了成都，由於朋友的資助在成都西郊浣花溪建了一所草堂，從此開始了他「漂泊西南天地間」的生活。後來他的老友嚴武再任劍南節度使，並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撿校工部員外郎。在草堂生活的這段日子，杜甫的心情似乎安定了下來，不僅自然環境好，而且和當地農民相處得十分融洽。在草堂生活的五六年中，詩人的生活也並不總是那麼平定安適，有時生活還是很苦的，一家人蓋的是冷似鐵的舊棉被。他在詩中說：「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那首廣為流傳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也反映了他貧寒受凍，棲身不易的處境。後來，在夔州都督柏茂林的幫助下，杜甫買了40畝果園，又租了一些公田，請了幾個幫工，這時他身體很不好，為了生活，仍然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杜甫在夔州住了兩年，他一面參加勞動，一面大力寫詩，在短短的兩年中，竟寫了437首詩，占現存杜詩的百分之三十，在這437首詩中他描寫了夔州一帶江山的險麗，人民的窮困，歌詠了這一帶的風土人情，名勝古迹，同時又把過去的經歷，包括國家大事以及個人生活的細節寫成不少傳記後世的回憶詩，其中包括自傳詩《壯遊》《昔游》《迢懷》《往在》，和記人詩《八哀》等作品，內容十分豐富。其中寫景述懷之作如《秋興八首》《登高》都表現了一種傷時感亂、思念故國的思想感情，描述了詩人晚年悲苦的心境。如《登高》一詩說「萬里悲秋長做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鬃，潦倒新停濁酒杯」。僅這四句詩就表現了極其豐富的內容，這時的杜甫不僅是異鄉為客，經常為客，萬里作客，而且是時逢秋日，獨自登台，一生多病。生活如此困苦，國事又這樣艱難，怎麼能不白髮增多呢？窮愁潦倒對於杜甫來說並不是今天才這樣，尤其令人傷心的是如今因病戒酒，連個借酒消愁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夔州這個地方氣候惡劣，他又無親無故，加上思念家鄉。於是在大曆三年(768年)正月一家人乘著一條小船由夔州出發，經長江三峽沿江而下，踏上了詩人最後一次漂泊的旅程。兵荒馬亂，道路不通，就在770年的冬天，杜甫病逝於由潭州至岳州的一條船上。詩人逝世之前曾伏枕寫了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詩中說：「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連年戰亂干戈不止，老百姓吃盡了苦頭，他為此而「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詩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念念不忘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和人民。杜甫一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但卻一身正氣，才華橫溢。首先，他傾一生之心血，以詩的形式記載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杜甫二十五歲以前，正值唐代的開元盛世，國泰民安，他在遊覽祖國山河之時，寫出了大約一百三十餘首歌頌王朝，抒發壯志的詩。「杜陵一布衣，老大意轉挫，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表現了詩人對朝廷的嚮往，即使落第，也沒有消沉，因為繁榮興旺的太平環境，能為他提供施展才華的地方。安史之亂以後，他歷經戰亂的磨難，戰爭、流離等成為他的詩的主題，如「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煙白人骨。」又如「落雁浮寒水，飢鳥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安史之亂後，國難並沒有結束。吐蕃又成為唐王朝的威脅，杜甫帶著對唐王朝的絕望，離京入蜀，又出蜀東去，在長達十一年的流浪生活中，用詩記載了各地人民的生活與渴望歸故鄉的願望。如「百年同棄物，萬回盡窮途。」「滿目生悲事，國事作遠遊」「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反映了唐王朝經過安史之亂後國家衰敗，人民生活痛苦的事實。總之，杜甫一生的詩作，反映了唐朝因安史之亂而由盛轉衰的歷史。
其次，杜甫以敏銳的目光，犀利的語言反映了唐朝中後期的社會現實。雖然杜甫在年輕時期寄希望於王朝，但安史之亂的爆發及唐王朝的腐敗，使他對整個社會有了一個深切的了解，於是寫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貴人豈不仁?視汝如秀蒿」等讓人覺得有「恨聲出紙上」的絕句，而造成這種貧富不均的原因則是「關中小兒壞紀綱」，於是他譏諷道：「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通過這種深刻的揭露，反映了唐代整個社會現實。
再次，杜甫以飽滿真摯的感情、生動豐富的語言描寫了廣大下層人民的生活，並對他們寄予深切的同情。杜甫反映廣大人民的代表詩作為「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些詩篇描寫了戰亂下的人民苦難。入蜀後，杜甫把自己的命運和勞動人民密切聯繫起來，寫下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涼死亦足。」的境界高尚的詩篇。即使在臨近死亡、饑寒交迫的小船上，他仍關心著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用偏枯的右手寫了一首「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絕筆詩，表達了杜甫對人民的熱愛。郭沫若在成都杜甫草堂有一副對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人們之所以稱杜甫為詩中聖哲，杜詩為「詩史」，為「圖經」，就在於詩人通過他的詩篇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30多年中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人民生活中許多重大的問題以及自己一生所走過的坎坷道路。
這些詩篇不僅具有歷史的真實性，而且具有形象的鮮明性和情感的豐富性，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祟高的地位。千百年來杜詩中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光輝思想感召著一代又一代的廣大讀者，他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詩品出自人品。杜甫的詩是他靈魂的自白，如果我們以對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作用來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的話，那麼杜甫被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是當之無愧的。但是就是這樣一位才能非凡的現實主義詩人，卻一生舉家漂泊、最後客死他鄉!其詩也正如杜甫所說：「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為什麼呢?因為封建專制主義的阻礙，封建皇帝為了維持自己的皇權，他們寧可要言聽計從的奴才，也不要有思想、有智慧、明辨是非的天才，所以像杜甫這樣思想敏銳、揭露現實黑暗的詩人是絕對不會受到重視的。其客死他鄉的遭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發展、要進步，是離不開有才有德的知識分子的。這條規律不僅適合於古代中國，也適合於現代中國。
※安史之亂是怎麼發生的？
※杜甫除了因安史之亂遷徙蜀地，還有什麼更重要原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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