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播讀記：時逢北外太極拳協會建會17周年

戊戌年丙辰月庚辰日，時逢北外太極拳協會建會17周年, 耕播塾聚讀《孟子·告子章句下》，此後逢穀雨，因連日有感，成此文。

晚上，我們又相聚於師父家了，那是「耕播塾」的第一個學齋，往後若是我們此心夙願得償，想必能有個專門的耕播塾。我說這話的緣由，是因為耕播塾竟已從一個想法漸漸付諸現實。不日，我們也將有自己的章法，將有我們的思想，凝聚萬千的力量，將漸為世人所知，將成為一項不可止步的、我們的畢生事業。這是我們學儒的一個勇敢無畏的實踐。

而實踐的第一步，也是學儒。

在北外，我曾上過一門跨文化交際的課程，那堂課的老師曾問我們，郭巨埋兒的故事，為什麼會產生在中國，而不是產生在美國？我清晰的記得當時有人答道，「這是因為在儒家思想統治下形成的綱常倫理，兒女必須為父母犧牲奉獻。主要還是因為儒家思想的迂腐和保守導致了人們無法形成獨立人格，所以只能服從父母。」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這回答很正確，並為之鼓掌，可我卻陷入一種悲哀的情境中去了。原來這一代青年人，不是不學堯舜，且竟然以批駁堯舜為榮。豈不好像是身為華夏兒女，卻以先帝炎黃為恥么。究其原因，是因無知。無知，所以無畏，所以面對沿襲千年的思想，也只能人云亦云罷了。

千年前，曹交會問孟子，如何可為堯舜？孟子回答道，「人人皆可為堯舜，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我們讀到這一段時，還覺得曹交不夠澄明，不夠通透，感嘆孟子不愧為亞聖，可細細思量，如今的社會，有多少人是以聖賢為標尺的呢？我們又何來這樣的格局，去提出曹交那樣的問題呢？我不願批駁，因為連我自身也不是問心無愧，但於此處說出來，算是一句對自己的警醒罷。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曾問過他的老師，何為人生第一等事，老師答：第一等事無非科舉及第。可王陽明卻不以為然，他認為的第一等事，應是讀書學聖賢。應捫心自問，何為人生的第一等事？

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成為我們追名逐利的理由時，聖賢如孔孟，則從來都是以仁義為先的。孟子在《告子》中講述了孔子的一個故事，當初孔子做魯國的司寇時，不受重用，但還是參加了魯國的祭祀，在祭祀上，應該分給他的祭肉沒有發給他，於是孔子連禮冠都沒有脫，就拂袖而去了。當時不了解孔子的人，都說他是因為魯公沒有分給他烤肉而走，可真正了解孔子思想的人，才知道他是因為魯公的無禮而離開。當時孟子就說，君子的行為，別人不理解是很正常的。細思之，我們後世對聖人思想的不理解與誤會，如果孔孟能有所知，也應當不會怪罪我們吧。因為他們早就明白，自己的思想，絕非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懂得的。但後世學人，也不應以此為由，固守膏粱魚肉，而忽視了千百年來真正貴重的仁義禮智。應當抱有的觀念是，我雖非聖賢，但只要學聖賢，做到知行合一，也是可以成為聖賢的。

在這次聚讀時，俞師兄總結了一句很經典的話，他說：「凡是成功了的人，都言了利，而沒有成功的人，後世都說是理想主義。」的確，無論孔子還是孟子，他們在當世都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儒家思想，也並非是當時就被統治者所採納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還是後世學者不斷結合皇權現實，發展出來的一套思想。所以從這個層面上，或許有人會問，學了聖賢人又如何呢？思想不被理解，不被採納，堅持又有何意義呢？我的理解是，當初的聖賢人，他們並非為了被理解、被接受而去踐行，而只是因為他們發自心底的自信，他們相信仁義是治世之本，相信真理的存在，因此他們堅定不移的走在開拓思想、傳播思想的路上。無論孔孟，他們都沒有要求學人士子們在亂世中飛蛾撲火，前仆後繼，不計犧牲的奪取勝利，就如孔子退魯一樣，如果時勢不妙，就應當退於安全之地，所謂「知而慎行，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是也。可為何歷史上還有那麼多的人為之犧牲？我想，對於真正的君子而言，危牆並不等於真正的危險，而是對他們所堅持之思想相違背的環境，那些真正的危險諸如饑寒、困苦，甚至鋃鐺入獄，也都不是危牆，因為那並非有違仁義，而只是不被理解而已。明武宗正德元年冬，宦官劉瑾擅政，逮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王守仁上疏論救，而觸怒劉瑾，被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當時的情景，若王陽明不上疏論救，他絕可以明哲保身，但因這有違其身為臣子、友人的道義，所以憤而上疏。這是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立於危牆之下的理由。抗元名將文天祥，任憑元朝政府威逼利誘的招降，他都果斷拒絕，還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這也是文天祥堅持心中的道，忠於國家的義，他使自己和家人都陷入被俘的困境，可這對他而言卻不是危牆，他所拒絕的招降，才是那頭猛虎，那堵危牆。

所以堅持仁義，並不代表著我們就要對名利一概拒絕，儒家的學問，是入世的學問，入世，就註定了會與功名利祿關聯，但我們要堅定的，是將名利視為附屬，而仁義方是進退的標尺。

何為仁義？世世代代的儒人都在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是忠、是孝、是禮，甚至是愛，這個命題，我們只能去踐行從而得到解答。春秋時的孔孟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陽明先生也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近代的梁啟超、孫中山也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甚至在當代，錢學森、鄧稼先也能回答這個問題，那麼我們這一代，又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呢？

耕播塾，在我心中，不僅僅是匡複傳統文化的一項事業，更是一個在這亂世中可以使人容身的寧靜地方，是可以思考這個問題的地方。當我們在浮世亂流中搖擺不定時，回到這裡，讀先賢，與友人們交談片刻，便又能重新堅定。當我們為功名利祿急躁不安時，回到這裡，學靜心之理，思人生之一等事，便又能變得坦然。無論境遇，只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認清心中畏懼的那堵危牆，想必至少也能進退有度，不疾不徐，夙願得償吧。

最後，我想用西南聯大國文課重編書的導讀者、當代學者劉東的一段話作為結尾：

「如果中華民族真的想浴火重生，真的想「貞下起元」，乃至真的想自由自主，以從眼下的可怕廢墟中走出，那麼，我們就必須像西南聯大的前賢那樣，永遠帶著敬畏之心與珍惜之情，來呵護、闡發和弘揚自家的文化傳統。」

這是我們的第一等事。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夜一點三十分

唐正於靈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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