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決定了人生的定位乃至結局？——「問題中人」梁漱溟啟示錄

作為自學成材的大學問家，梁漱溟的學問從何而來？他自己有很好的答案：「外間對於我個人，往往有許多不同之猜測，以為我為一學問家、哲學家、國學家或其他專家，彷彿看我為學問中人，其實我並無學問。我省思再三，我自己認識我，我實在不是學問中人，我可算是『問題中人』。」

梁漱溟的學問其實都是從「問題」中而來。這便引發了問題：你會問「問題」嗎？「問題」真有那麼重要嗎？

我們看看梁漱溟的回答：「如果有人問我，我現在何以有一點關於哲學、佛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各方面的知識？何以在社會中有此地位？我的答覆是，乃是由於問題逼出來的。我當初並無意於某一方面的學問，或者是哲學，或者是佛學，乃至於政治學、經濟學等等，而結果則都知道一點，其所以致此者，問題逼之使然也。當初我亦無意於社會中如何做那種事業，成就一種地位，而結果能做點事業，有點地位，其故無他，亦問題逼之使然也。」

梁漱溟又說：「人之所以有學問，恰為他善於發現問題，任何微細不同的意見觀點，他都能覺察出來，認真追求，不忽略過去。問題是根苗，大學問像是一棵大樹，從根苗上發展長大起來；而環境見聞（讀書在其內）、生活實踐，則是它的滋養資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統。思想進步的原理，一言總括之，就是如此。」

關於「問題」，《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有四種：「①要求回答或解釋的題目；②須要研究討論並加以解決的矛盾、疑難；③關鍵；重要之點；④事故或麻煩。」

每個人的一生都必須面臨無數「問題」，對待「問題」的不同態度往往決定人一生的命運。

每個人都有自己所關注的「問題」，所關注的「問題」不同，也往往決定了人生的定位和結局。

歸納梁漱溟對待「問題」的態度，可用「真切」「徹底」來概括。

「真切」，就是他出自內心地喜歡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種自覺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甚至成為他的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徹底」，指的是他不僅打破沙鍋問到底，而且必為「問題」的解決找尋一最為徹底的解決方式，否則永不罷休。

歸納梁漱溟所關注的「問題內容」，可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梁漱溟最為關注自己的精神追求或精神狀態中出現的「問題」。他的個性很強、自主性很強，輕易不會因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態度。但自身出現問題時，便碰著了硬釘子，必想方設法解決之，於是帶著問題去讀書，再參考別人的意見，「反省、轉移、變化」，等真正想通了，即身體力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個人素質、精神追求也邁入新的天地。例如，他早年受父親影響，成為一實用主義者、事功者，「最反對高玄，最嫌厭哲學」，不喜歡空洞的議論，對「古文、詞章、文選派之六朝文章，無一不厭惡」，「如蘇東坡之萬言書，至若《莊子》上的文字」，更是「頭痛痛恨」。而事功思想自有其缺陷偏狹處，等梁漱溟到了十八九歲的時候，自身出現了種種窒障（類似於「問題」解釋中的第二義：「須要研究討論並加以解決的矛盾、疑難」），使他不得不解決，否則沒有出路。此時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感情真摯已多感傷感觸」；二、「事功派的誇大心理易反動而趨消極」；三、「用思太過，不知自休，以致神經衰弱而神經過敏，但在主觀上則自有一套理論，持之甚堅且確」。這些「問題」日久無法解決時，令其痛苦不堪，終於「發生厭世思想」，「根本否認人生，更不再講實利」。在與朋友們交流這種思想時，張申府覺得梁漱溟的思想與西方哲學家叔本華的思想相近，於是介紹叔本華及其他相關的著作。這便促使梁漱溟接觸西洋哲學。西洋哲學打開了梁漱溟的視野，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他的「問題」，他由此再尋「鑰匙」，從而歸入佛家。佛家六根清凈之思想，實為解決梁漱溟當時苦痛的良藥。梁漱溟必定切實感覺到了佛家的「大益處」，於是從內心深處予以接受，讀佛經，「不吃葷、不結婚」，乃至要出家當和尚。此階段從「二十歲起至二十八九歲止」，可以想到梁漱溟看了多少佛經，對佛家思想有了多麼切身的理解。直至後來梁漱溟父親自殺身亡，梁漱溟本人入北京大學當講師，由講印度哲學到返回頭來讀他小時候非常反感的儒家思想，再對比東西文化及哲學，並印證於自身，思想乃發生重大變化。正如他自己所說：

當初歸心佛法，由於認定人生唯是苦（佛說四諦法：苦、集、滅、道），一旦發現儒書《論語》開頭便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一直看下去，全書不見一苦字，而樂字卻出現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極大注意。在《論語》書中與樂字相對待的是一個憂字。然而說「仁者不憂」，孔子自言「樂以忘憂」，其充滿樂觀氣氛極其明白；是何為而然？經過細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寫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由來，亦就伏下了自己放棄出家之念，而有到世間來的動念。

動念回到世間來，雖說觸發於一時，而卻是早有其醞釀在的。這就是被誤拉進北京大學講什麼哲學，參入知識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勝之心。好名好勝之心發乎身體，而身體則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志出家為僧，不許可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慾念。自己精神上就這樣時時在矛盾鬥爭中。矛盾鬥爭不會長久相持不決，逢到機會終於觸發了放棄一向要出家的決心。

機會是在1920年春初，我應少年中國學會邀請作宗教問題講演後，在家補寫其講詞。此原為一輕易事，乃不料下筆總不如意，寫不數行，塗改滿紙，思路窘澀，頭腦紊亂，自己不禁詫訝，擲筆嘆息。既靜心一時，隨手取《明儒學案》翻閱之。其中泰州王心齋一派素所熟悉，此時於東崖語錄中忽看到「百屢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驀地心驚：這不是恰在對我說話嗎？這不是恰在指斥現時的我嗎？頓時頭皮冒寒，默然有省。遂由此決然放棄出家之念。（《我的自傳小史》）

以上文字可以看出，佛家思想固然曾解決過梁漱溟的「事功問題」，但久而久之，佛家思想與其身體與思想的「血氣方剛」不合，進而產生無法解決的新問題。而解決新問題的方法最後又歸入到入世思想中來。由於梁漱溟一旦擁有一種思想，輕易無法改動，所以對所擁有的思想便專研得深，得出成果就大。但出現新問題時，雖然一時無法解決，但苦痛與矛盾因之日積月累，於是釀成根本意義的大問題，而大問題一旦得到解決，梁漱溟本人又脫胎換骨，進入一個全新的境界。這不能不說是梁漱溟成為大學問家的根本原因所在。

（梁漱溟所寫部分《心經》）

除關注自身問題外，梁漱溟關注的另一方面內容是中國問題及人類問題。梁漱溟在1951年寄給外甥曉青的信中這樣寫道：「我的生命就寄於責任一念。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的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而我亦沒有把中國問題只作中國問題看。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要來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說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在最大的問題中，我又選擇最要緊的事來作。例如，抗戰之時，莫要於團結，就致力於團結；當建國之時，莫要於和平，就致力於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1946年1月底）而事情有比參加政府更要緊的，馬上就轉移其致力之點。……由於總在最大問題中追求其最要緊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關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關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作；好象責任集中於我一身。既有『四顧無人』之慨，不免有『捨我其誰』之感。像這樣數千年悠久歷史之下，像這樣數萬萬廣大人群之中，而『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句話，只有我一個人最親切；責任演到這步豈是偶然？固然沒有什麼『天』降之命，而正有其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實如此，不是我自負。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果離開這個有特殊任務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許多人都希望自己成為大學問家，成為像梁漱溟那樣的偉人或者歷史中的成功者。但假如你關注的問題全部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全部是如何勾心鬥角謀取個人私利的事，全部是如何漲幾十元幾百元工資的事……不志存高遠，沒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怎麼可能成為大學問家或者真正的偉人呢？

所關注的對象不同，所思考的問題不同，實在是對人生的方向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讀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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