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平定安南 撫平海南
4平定安南 撫平海南
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從秦至清，始終是中原王朝的屬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安南王莫福海死了，他兒子莫宏翼年幼，大權旁落是必然的。手下的大臣分為兩派，阮敬支持莫正中，而范子儀主張莫敬典即位。接下來的事情，在專制體制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兩派各自操傢伙上馬、刀兵相見。莫正中敗下陣來，逃到明朝境內，尋求政治庇護。范子儀、范子流兄弟乘機在安南置官封侯、招兵買馬，暫時小過了一把「野皇帝」的癮。范子儀先生當時擁有三萬人馬，對於這點兒軍隊，他自我感覺應該相當滿足的，居然率兵攻打明朝的欽州、廉州。對外宣稱，他們是來迎接莫正中回國即位的。一時間「領海騷動」，官府準備選募陸兵征討，這事兒自然落在兩廣總督歐陽必進的肩上。
歐陽大人大體屬於「品德高尚、能力平平」的類型，他知道，這件事情，靠自己那兩下子是玩不轉的，必須要有一位能幹的戰將。他第一想到的人選就是在新興、恩平地區戰功卓著的俞大猷，於是一紙調令，命令俞大猷到欽、廉前線報道。
名將就是名將，俞大猷到了前線後，給歐陽大人的第一個建議就相當地標新立異：放棄陸兵，改派水軍平叛。
他的理由如下：
1、走水路，以逸待勞，
「安南永安、新安諸州，俱南揖大海。交州之城，亦有左右二水。左水，可以海舟直抵其地。海舟一人，則彼之長艇俱不敢嚮邇，糜折逃遁而已。我兵逸糧充，隨處皆可進攻，交人愈難為備。」 （《正氣堂集》卷二，《議征討安南水戰事宜》）
2、走陸路，揚短避長。
傳統的從中國進入越南的陸路有兩條：「北由廣西憑祥，西自雲南歸化，道路險遠，人馬疲勞，糧運難輸。」（同上）
據此，俞大猷提出三條建議：
1、徵調在東莞港口的大烏船幾百隻，每隻船要裝備齊全，配備弗朗機（一種原始火炮）、銃牌、鏢等器械。大、中、小船每隻分別應該配備弗朗機20門、12門和8門。
2、委派一名能幹的官員，購買硝50擔、磺10擔、鉛40擔。不論大小船，每隻船分給硝30斤、磺6斤、鉛20斤。
3、嚴令每隻船上的士兵，出發時在家裡帶上足夠三個月使用的柴米油鹽鹹魚蔬菜等給養。到了欽州、廉州後，嚴禁士兵上岸！一來防止廉州等地物價波動；二來杜絕士兵強取豪奪、敗壞軍紀。
職場上有句名言：「真正的強者，是能夠將細節做到極致的人。」俞大猷大概就屬於這個類型。
歐陽大人對於俞大猷的建議全面肯定，因為按照他自己的智商，對於平叛的事情肯定是一頭霧水。這一回能否平叛、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全仰仗這位仁兄了，他命令俞大猷全權負責前線軍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無論是找船、還是命令戰士們買給養，都是需要時間的。所以，必須穩住范子儀，以爭取幾十天的時間。俞大猷於是給范子儀寫了封信，它的主要內容有三個部分：
1、我為什麼給你寫信，
「念爾輩未知我情，擾我邊境地方。我未知爾輩之情，將爾數千無知赤子之命，一時盡行撲滅，情意乖隔，輕發殺機，有傷太和之氣。」
白話文大意：你我都需要一點時間來了解彼此，這對雙方都有好處。一見面就死磕，多麼傷和氣。
2、曉之以理，
「若汝輩不如此妄作，莫正中自有還的道理。阮敬果為篡臣，莫正中自有復仇之日。乃今侵犯我邊，悍逆無禮。我天朝自有體統，豈有輕易俯從？」
白話文大意：你要是不來這一出，說不定我們會把莫正中送給你，現在大兵壓境，我們要是再不做點兒什麼，還有什麼面子可言？
3、動之以情，
「汝聲聲欲為莫氏報阮敬之仇，蓋以忠臣孝子自處矣。然莫氏是汝之父母也，天朝是汝之大父母。天下古今，豈有侵犯大父母之人為能孝其父母者乎？忠臣孝子之志未明，而犯上作亂之形已著。故邦叛主之仇未報，而大國問罪之師將臨。自作之孽，范子儀固不可謂智者。而即情原心，吾亦不能無哀悼於其間也。汝若明知不宜如此妄作，但因兵多糧乏所驅，則明白陳告仁人君子，亦有救災恤難之義。」（《正氣堂集》卷二，《論安南賊人》）
白話文大意：你講是要為你的主子報仇，結果卻惹怒了我們，可見你太不明智了。是不是缺錢花了啊？那樣的話，一切好商量嘛。
這封信成功與否的標誌，自然不是文辭優美的程度，而在於能否「忽悠」住范子儀，讓他暫時不要輕舉妄動，給俞大猷調兵遣將騰出一點時間。從范子儀此後幾十天的反映來看，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5月，東莞的大烏船和給養充足的水兵陸續抵達。俞大猷覺得沒有必要繼續與范子儀打嘴仗了，他將這隻隊伍埋伏在冠頭領，用來堵住范子儀的後路。然後，發兵清剿廉州的安南軍，奪獲了他們210隻船，這一仗重要意義在於斷絕范子儀頗為自信的海上通道。
8月，俞大猷水陸並進，在永安、萬寧一帶堵住了范子儀的主力。殺敵1124人，奪船73隻，滅敵營4000多間，生擒范子儀的老弟范子流，范子儀隻身逃回安南，俞大猷移檄安南的莫宏翼追剿。這件事的最後一幕是：
捕子儀，函其首來獻，莫宏翼與其臣阮敬，感激涕零。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劃，稽首舞蹈而退，交州大定。（《俞大猷年譜》卷一）
之後，俞大猷親自到安南走了個遍。他自然不是去尋找鮮花和掌聲的，而是將那裡的水陸道路險要難易繪製成圖上報，以備將來之需。這的確是個精細人啊！
「立了這麼大的功勞，怎麼說俞大猷也該加官進爵了吧？」如果這樣想，你就大錯特錯了，這場勝仗，俞大猷得到的唯一獎賞是「白金五十兩」！原因很簡單：俞大猷和他的上司歐陽必進先生都是道德高尚之人，不遭當朝紅人嚴嵩大人的待見。當年，嚴嵩把他的一個義孫嚴效忠送到歐陽大人那裡掛職鍛煉，希望能得個封賞，利於日後提拔重用，可歐陽大人愣是秉公行事，弄得嚴大人很沒面子。這件事情告訴我們：做為一個明朝的大將，光能操傢伙砍人是不夠的。他們所面臨的，其實有兩個戰場，一個在曠野，一個在朝廷。
這年（1549年），海南島的黎族人造反，「消防隊員」俞大猷同志於是又被任命為崖州（海南島的舊稱）參將，7月，升任守瓊州府地方右參將，負責登島平叛。
那時的海南島，天更藍、水更綠是肯定的，但絕不是旅遊勝地。大片地方依然處於刀耕火種的階段。這時的明朝政府，被北邊的蒙古族鄰居折騰得手忙腳亂，自然沒有開發海南島的雄心和精力，只能滿足於「你不惹事，我也不多事，咱們最好相安無事」的半遊離狀態。但是，海南島上的漢族官僚是不會有這個覺悟的。「千里做官只為錢」，否則，「你讓我在這個島上啃椰子嗎？」
生產技術十分落後的黎族兄弟原本生存就是個大問題，再加上沉重的剝削，他們的生活肯定是雪上加霜（儘管他們肯定沒看過雪和霜）。黎族大哥那燕振臂一呼，果然應者雲集。很短時間內，海南島的感恩、昌化一帶「諸黎共反」。一直忙於平叛工作的兩廣總督歐陽必進大人只得給他手下得力幹將俞大猷同志調動工作了。
俞大猷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上島，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10月調往浙江前線抗倭，總共在海南島呆了三年多。
這三年，俞大猷儘管是個武職，卻客串了很多行政官員的事務。
平定那燕等人的叛亂，對久經沙場的俞大猷來說，根本就是分分鐘的事兒。俞大猷的目光更加長遠，他在思考如何使這個島不再成為屢征屢叛之地。
「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長治之策，宜建城郭、設州縣、立君長、興學校、敷教化、設墟市、通往來。嚴禁童女披髮文身，男人務著衣衫，不得赤身裸體。然後用漢法雜治之，是亦用夏變夷也。」（《俞大猷年譜》卷一）
按照這一思路，俞大猷繼續發揮他身上可貴的實幹家本色：
「大猷乃單騎入諸峒，與黎人約法。黎人持牛酒勞俞，圖俞像佛祠中，呼『俞佛』而禱焉。」（同上）
從這段記錄中，我們彷彿看到幾百年前，這位智勇雙全、胸懷民眾的奇才，為了安定海南而殫精竭慮的勞碌身影。
但是，事情的結果並沒有俞大猷想像中的那麼美妙。以後的海南島依然不安寧，箇中原因，從俞大猷親自說的下面這段話中，或許你不難找出來：
「瓊島生熟黎村，卑職皆親到其地，推誠安撫。欲開道路，而盡州縣之，此正其時，詳觀《圖說》（俞大猷為安定海南，畫了十一副海南島山川地理及城村分布圖——引者注）可知也。同心協謀，惟有方副使一人。其餘上下諸公，皆苟一時之安，無千年之長慮。棄前功之九仞，隱後日之禍根此地方，卑職不知其所終矣。」（《正氣堂集》卷二）
人是群體性動物，因此，個人的力量始終是微弱的，就算你是天罡星下凡，也是如此。要干成一件事情，在個人努力之外，還必須要有能成事的環境。如果明朝政府的行政體制真的能體現出「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原則，那麼，庸者，為了在官場上生存下去，最終也會向能者轉變的。可惜，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干事」成了很多官員的為官之道。而這個道理，俞大猷其實終生也未能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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