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怎樣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以德里克對《矛盾論》的解讀為例

1938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1此後，毛澤東等人就一直致力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1968年五月風暴前後，西方左翼理論家也將目光投向中國，開始闡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從阿爾都塞到詹姆遜、德里克，再到朗西埃、巴迪歐等，不一而足。同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西方語境中所指涉的內涵卻大相徑庭。這裡存在雙重轉變，一是中國語境對馬克思主義的轉化，一是西方左翼對這一轉化的再闡釋、再轉化。馬克思主義在這些轉化中勢必呈現出闡釋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恰恰潛藏著中西方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解讀過程中的重要問題。其中，德里克對《矛盾論》的闡釋為探究這些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選擇德里克，是因為他作為左派理論家和漢學家，自1960年代開始即對中國革命進行了系統研究，著有《後革命時代的中國》《歷史與革命》《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等，毛澤東思想則是他進入中國現代思想的一個主要入口；選擇《矛盾論》，是因為無論哲學思維還是國際影響力，《矛盾論》都首屈一指。本文重心在西方左翼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上，依照德里克對《矛盾論》的闡釋，討論被西方左翼闡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呈現了怎樣不同的面向。

指向實踐的《矛盾論》

在介紹西方左翼話語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闡釋之前，勢必先要將《矛盾論》放在中國語境中還原它的邏輯起點和問題意識。具體來說，《矛盾論》是毛澤東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過程中最重要的文獻。1936年長征勝利結束，中國共產黨轉移到了相對安全之境，作為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終於可以安穩下來，他從紅軍潰敗的教訓反思蘇聯馬克思主義作用於中國實踐時的諸多不適之處，開始探索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緊接著在1937年，毛澤東井噴式地寫出了極具分量的文章：《實踐論》和《矛盾論》（原作標題有更改，後文會詳細論述）。經過一年的理論準備，在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可以看出，《矛盾論》是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藍圖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那麼，《矛盾論》的內在指向和外在語境究竟如何？下面從三個方面論述。

（一）問題意識

《矛盾論》看起來是一篇哲學論文，但實際關注的對象始終是中國革命實踐，文章分五個部分層層遞進，以理論辨析始，以指導實踐終：一是「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2。毛澤東將矛盾作為事物存在之根本，意欲何為？他否定了原先一成不變的世界觀，以矛盾代之，矛盾是兩種或多種力量彼此交融、相互角逐的狀態，是一個變化、交替的運動過程。然而，毛澤東不只為了提供一種對世界的解釋，而是聚焦於中國實際——以矛盾的觀點來看，中國歷史並非不可變革，而是一個新舊更替、擇善而從的動態過程：封建社會結束了，資產階級失敗了，這便為共產黨領導中國進入一個嶄新階段提供了可能。所以，毛澤東在理論辨析之後，開明宗義地提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3

二是「矛盾的特殊性」，即「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4，這意味著「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5。毛澤東在理論層面稍作論述，便馬上長篇大論地對中國革命進行了分析。如果說，「矛盾的普遍性」為中共建立新中國提供了可能，那麼「矛盾的特殊性」則為中共解決實際問題提供了策略：首先，毛澤東宏觀地提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6其次，毛澤東回到了他最關心的問題——中共歷史。他反思了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以及1927年后土地革命戰爭中的冒險主義，提出1935年以後新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偉大鬥爭正在發展。7可以看出，毛澤東用矛盾特殊性的原則來解釋中國革命的過程，特彆強調「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8。

三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一方面，在複雜事物發展過程中，有多種矛盾，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另一方面，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變化。矛盾的轉化觀點進一步為中共領導中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進行了理論鋪墊，具體到中國實際：「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鬥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9

四是「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有同一性，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而矛盾的鬥爭貫串於過程的始終，是無條件的、絕對的。10可見矛盾的鬥爭性更加重要，所以在第五部分著重強調「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透過理論的層面，毛澤東的著力點在於為共產黨帶領中國進入歷史新階段進行理論準備，矛盾論鬥爭性的提出旨在說明，對外中共要不斷革命、不斷反思、不斷運動，對內要改造思想，避免由非對抗性矛盾轉為對抗性矛盾。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問題意識和理論關照始終是現實維度。

（二）版本對照

《矛盾論》原是1937年8月7日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所講的《辯證法唯物論》的第三章第一節，原名為《矛盾同一法則》，新中國成立後，經大幅修改，1952年4月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1952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再版時移入第一卷。因此，《矛盾論》有前後兩種形態。《矛盾同一法則》的講稿雖沒有發表，但內容已大體成形——回到歷史現場：1937年中國正值內憂外患之際，作為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的當務之急是解釋中國現實，指明未來方向，確立中共黨的地位，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提供理論支持。不止如此，毛澤東在同一時期還寫過其他文章，它們相互交叉，彼此照應，例如他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其中「矛盾」的使用頻率達28次之多，「矛盾」顯然已成為他分析國內和國際形勢的主要範疇。可以推定，兩篇文章的思路交叉，相互補充，可以彼此印證，這樣，《矛盾論》在很大程度也是為了明確「抗日時期的任務」而作。毛澤東曾回憶到：「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都是適合當時需要不能不寫的。」11可以說現實的課題迫使毛澤東不得不去構建一種哲學方法論。

修改後的《矛盾論》重新出版也是針對中國實際的，1951年3月27日和1954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寫給李達的信中就曾提到，「關於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幹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12，要利用各種機會，「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幹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13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在全國範圍進行普及，本來發表原先的講稿即可，但是，中國實際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毛澤東要對當時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進行批判，所以增加了新的內容，對照前後版本，新增內容一目了然：

如果說原版《矛盾論》是毛澤東為特定歷史時期而作，那麼修訂版同樣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

（三）互文闡釋

說到《矛盾論》，就不得不提它的姊妹篇《實踐論》。《實踐論》是毛澤東1937年7月在延安撰寫，1950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報》上正式發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該文針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理論脫離實踐、脫離國情的錯誤，強調研究哲學、重視理論「不是為著滿足好奇心，而是為改造世界」，「為著有效的指導實踐」14。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詳細地辨析了理論和實踐的關係：一、實踐重於理論。他認為，「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15二、實踐循環往複。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住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三、《實踐論》的現實維度。《實踐論》就是為了說明實踐高於理論，同時《實踐論》也是為了指導實踐的，即「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16。

因此，毛澤東《矛盾論》和《實踐論》的現實指向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之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建構也遵循著毛澤東的現實指向而前行，日漸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毛澤東始終堅持不斷革命、不斷運動，彼此鬥爭、周而往複的「矛盾」觀點，也不斷地將理論作用於中國實踐。當他在1960年代掀起紅色革命時，與處於大洋彼岸的左派陣營的五月風暴交相輝映，借這股東風，《矛盾論》也在西方理論界登場亮相。

指向理論的《矛盾論》

儘管《矛盾論》是指向實踐的，但它濃厚的思辨因子被左翼理論家激活，繼而在西方理論中大放異彩。那麼西方理論家是如何接受和化用《矛盾論》的？《矛盾論》在理論旅行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呈現出哪些新的面向，生成了哪些新的理論？以德里克為例進行論述可以起到窺一斑而見全豹的功效。

（一）「矛盾的普遍性」與「反現代的現代性」

德里克將「矛盾的普遍性」與現代性嫁接，認為毛澤東開闢了批判現代性的另一種現代性形式，進而將《矛盾論》生髮成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德里克是如何勾連現代性和矛盾論的呢？首先，德里克參考了伯曼關於現代性的闡釋，認為現代性是一種在具體空間和時間中感受到的經驗，這種經驗是充滿矛盾、悖論，處於無休止的變化和解體之中。「它向我們許諾了冒險、權力、快樂、成長以及我們自身和世界的變化，與此同時它又威脅著要摧毀我們所擁有的、所知道和所歸屬的一切……現代性把全人類統一了起來。但這是一個充滿悖論的統一，一個沒有統一性的統一；它把我們所有人都注入旋渦中，一個鬥爭和矛盾的旋渦，一個混亂和焦慮的旋渦。」17接著，推導出了「反現代主義」，依然是從伯曼那裡獲得靈感。伯曼認為反現代主義是針對現代主義提出的，它分享了與現代主義相同的矛盾，如果不參照現代主義，我們就無法理解反現代主義。更重要的是，因為反現代主義本身是由試圖實現現代性目標的衝動所驅使的，反現代主義就代表了一種新的現代性追求：只要現代化在實踐中沒有及時實現（或者背叛了）解放人類的諾言（這一諾言曾在理論和實踐中激勵了現代化），那麼新的現代化就必不可少。18再次，提出了「反現代的現代性」。伯曼認為，社會主義是反現代主義的，但它卻不可能反對現代性，在過去兩個世紀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就是要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性，以便創造出一種新的現代性，這樣一種嶄新的現代性無限接近於啟蒙運動關於人類解放的境界的描述。伯曼說，馬克思是偉大的現代性分析家，又是一位現代主義者，他對現代性問題的解決方案體現了現代主義的最深刻的矛盾19。馬克思認識到，資產階級在突破過去、征服自然方面獲取了驚人的成就，但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文化代價——「一切凝固的東西都化為烏有」。所以，他的著作試圖描繪出資產階級現代化同作為它的文化表達的現代主義之間充滿矛盾的關係，而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就在於其本身也是現代性產物的階級——無產階級。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將會從現代性中獲得豐富的解放的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資產階級則因為自身的意識形態緣故而註定會擦肩而過：「現代性的創傷」只能通過「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現代性」來治癒。20

阿里夫·德里克

在伯曼的理論容器中，德里克注入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實踐，他認為毛澤東對現代性矛盾的心態和馬克思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有效嫁接的聯結點就在於「矛盾論」。德里克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矛盾的論述同毛澤東思想相映成趣，形成對照。一方面，毛澤東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矛盾（「一切事物都包含著它的對立面」）：矛盾被當做社會和自然的能動原理，是世界運動的原動力；矛盾被當作是把握這個流逝、分裂、衝突的世界的最合適的工具，甚至上升到了認識論的高度；毛澤東把中國的現代性看作是矛盾的相互作用的產物，而現代性自身的矛盾性是解決矛盾的根本性策略。從以上三個層面，德里克推斷出馬克思和毛澤東對現代性的態度如出一轍，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延續了馬克思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另一方面，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民族特點與馬克思主義剪裁嫁接，在保留本土歷史遺產的情況下汲取歐洲理論的積極因子，並以「矛盾」的策略有選擇地批判和接受現代性，生成了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正因為如此，德里克認為馬克思主義給毛澤東提供了一種現代性的語言，也正是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當中，現代性的複雜和矛盾才彰顯得格外分明。

（二）「矛盾的不平衡性」與反歷史目的論

「矛盾的不平衡性」隱含了歷史的穩定結構和決定論線索，但是西方左翼在接受《矛盾論》時，經阿爾都塞的創造性誤讀，走向了歷史決定論的反面。阿爾都塞選擇性地闡釋了《矛盾論》，他認為：「毛澤東把『只有一對矛盾的簡單過程』撇開不談，他這樣做似乎是為了一些實際的理由，因為簡單過程不涉及他所研究的對象，他研究的對象是社會，而社會卻包括許許多多的矛盾。」21可以看出，阿爾都塞強化了毛澤東關於多重矛盾的論斷，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著名理論模型「多元決定論」，德里克深受影響，沿著反歷史決定論的激進之維，從「矛盾的不平衡性」中生髮了反歷史目的論的意義，經歷了一次由毛澤東的「矛盾論」到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再到「反歷史目的論」的理論遷徙。

具體來看，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中的《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和《關於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專門論述了《矛盾論》，阿爾都塞強調了「矛盾的不平衡性」在理論上的偉大創見：「《矛盾論》中的基本概念如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矛盾發展的不平衡規律等，在黑格爾那裡都是找不到的。」22這意味著《矛盾論》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思維模式。甚至是對黑格爾矛盾論的超越，「黑格爾所謂的矛盾的母型是將整體一分為二，並且『只有一組對立面的簡單過程』」23，也就是說，在黑格爾看來，一切事物的存在和發展受某個單一的矛盾決定，而馬克思創建了一種非黑格爾的辯證法24，從而在政治經濟變革的基礎上發現了結構性的因果規律。阿爾都塞旨在對黑格爾主義所具有的目的論的、形而上學的「普遍性」概念提出批判，為了反對黑格爾的單一矛盾決定論，毛澤東的「矛盾不平衡性」的觀點被阿爾都塞重新闡發：

在他（毛澤東）全部的分析中，我們接觸到的都是一些複雜過程；這些複雜過程擁有包含了多種不平衡決定因素的結構，該結構以一種原生性（而非次生性）的方式作用於這些結構。……因此，複雜過程始終都是既定的複雜體，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原則上，這些複雜體都無法還原為原始簡單的過程。25

阿爾都塞受到矛盾多重性的啟發，並以此對黑格爾所謂的「普遍性」簡單起源進行了批判，可以看出，「矛盾的不平衡性」經阿爾都塞「癥候式閱讀」獲得了新的理論意義，進而成為反對黑格爾式歷史決定論的理論武器。

阿爾都塞進一步解讀了矛盾的多元性：「毛澤東說：『單純的過程只有一對矛盾，複雜的過程中則有一對以上的矛盾』，因為『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26，這些矛盾都可能成為歷史發展的支配性線索，由此得出「矛盾多元決定」：

路易·阿爾都塞

這些「不同矛盾」之所以匯合成為一個促使革命爆發的統一體，其根據在於它們特有的本質和效能，以及它們的現狀和特殊的活動方式。它們在構成統一體的同時，重新組成和實現自身的根本統一性，並表現出它們的性質：「矛盾」是同整個社會機體的結構不可分割的，是同該結構的存在條件和制約領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內部受到不同矛盾的影響，它在同一項運動中既規定著社會形態的各方面和各領域，同時又被它們所規定。我們可以說，這個「矛盾」本質上是多元決定的。27

阿爾都塞強化了原本在《矛盾論》中作為偶然狀況的「不平衡性」，並把它上升為結構性要素，從而提出了「多元決定」論，並以此來完成對黑格爾式單一矛盾的批判，德里克接受了阿爾都塞的觀點並進一步闡發了反歷史目的論的意義，具體來說，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倒置」涉及一個複雜過程，它不僅是關係的倒置，也是結構的轉變。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建立在現象體現本質的「表達因果性」基礎之上，或者說是建立在普遍性的「絕對精神」的目的論和決定論基礎之上。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一種包含著各個矛盾、各種因素，彼此纏繞又相互決定的結構關係，即「結構因果性」。這種特定結構中各要素之間彼此觀照、相互關聯、多元決定的觀念使得阿爾都塞既強調作為不可化約要素的上層建築的「相對自主性」，又強調作為結構自身的作用，從單一的、二元對立的矛盾轉變為一系列相互決定的多元矛盾，這就將馬克思主義從作為現代性意識形態的目的論、決定論的啟蒙理性中解放出來，通過阿爾都塞的「理論革命」，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概念發生了釜底抽薪式的改變，比如經濟決定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區分，等等，在這個意義上「矛盾的不平衡性」經由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的闡釋完成了對黑格爾的歷史目的論的批判。

（三）「矛盾的特殊性」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德里克從「矛盾的特殊性」生髮出了毛澤東構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意義，進而將之放置在現代性、全球化和後殖民的語境中來論述，經過德里克的重新闡釋，《矛盾論》被賦予新的理論意義，並在西方理論界大放異彩。具體來說，德里克從三個方面對「矛盾特殊性」進行了闡發：

1.從中國具體實踐出發。面對中國緊迫的政治軍事局勢，毛澤東提出「矛盾的特殊性」理論，也就是說，《矛盾論》服務於當時的軍事戰略、戰術等實際情況，它所要面對的是在經濟極其落後的農村如何組織一支革命武裝力量，又如何應對戰爭中遇到的具體問題。所以「矛盾的特殊性」一節對於中國歷史狀況、革命戰爭中戰略戰術進行了大量分析，進而被引申、升華成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基礎。

2.給現代性一種新的可能。德里克指出現代性是一種強大的暴力模式，它強迫其他社會納入其軌道，如果抵抗或拒絕就會導致民族衰敗、社會倒退。現代性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力量締造的，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遵循的是西方的邏輯和思維模式。這樣，現代性之外的中國就理所當然地被認定為「落後」。現代性的弔詭之處就在於，它毀掉了原有的文化框架又許諾一個美好的未來，讓人們在既恐懼又充滿希望中被現代性吞噬。德里克認為，毛澤東所謂的「矛盾特殊性」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中國人也許能創造出更好的現代性，它不僅吸取歐洲現代性的積極因素而且也吸收本土的資源。」28

3.「矛盾的特殊性」理論保留了民族特點。德里克認為民族主義展示了既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推動力，又是抵制和克服現代性的希望，民族意識既是現代主義的，又是反現代主義的。它試圖通過創造一種新的政治來改造中國——然而，只有源於前現代的歷史遺產而將民族的特性鑄就出來，才能做到這一點，而這些歷史遺產又似乎和現代性及現代化的要求相衝突。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逃避到前現代的過去，而是創造一種新的未來。「矛盾的特殊性」就在於把民族特殊性作為考量現代性的終極視域。現代性的經驗作為一種外來的入侵因素而造成對本土價值觀的否定，民族意識必然要呼喚本土的歷史文化價值，批判地對現代性進行修改和接受。這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本土化的工作並不僅是為了滿足富強先進的務實性標準，更是社會主義的真正民族化，不只在政治和經濟層面，更在文化層面通過帶有中國獨特歷史經驗的表述來使社會主義理論通俗化、本土化。29

在德里克的論述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是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的社會實踐，同時，中國的特殊性對馬克思主義也有進一步的反思和深化。毛澤東在現代性的語境下以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普遍主義角度來思考中國的特殊性，同時，中國的特殊性又激發他開啟出一種不同於以歐美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另一種批判式的現代性。

雙重視角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前文通過還原《矛盾論》的語境，分析德里克對《矛盾論》的改裝，可以看出中西不同語境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同闡釋。在中國語境中，毛澤東最關注的始終是現實維度——理論指導實踐；在西方語境中，更側重知識學的探索——不同理論家結合自己的問題域對《矛盾論》進行多重闡釋和理論生產。毛澤東致力於構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是基於以下兩點：

一是自證合法性。1930年代正值中國內憂外患之際，中共在漫長的中國歷史和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如何自證合法性，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採用了一套全新的解釋體系，將人們固有的那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擊碎，以矛盾代之。矛盾雙方的鬥爭模式形成了一種不斷運動、相互交替、始終變化的動態史觀。當原有的僵化的統治變得鬆動，新的力量才可能取而代之，舊中國才可能向新中國邁進。

二是獲得話語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用自己的語言系統創造的一種意識形態產品。從中國的角度看，社會主義是一種外來模式。因此用中國本土語言來重新表述它，把它吸收到中國意識或心態結構中來就變得極為迫切。也就是說，具體的中國實際與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成為一種中國受眾感同身受的話語模式，才能更有效地為中國共產黨爭得話語權。這也意味著毛澤東必須成功地協調馬克思主義普遍主義和國族特殊主義之間的矛盾，必須兼顧全球理想和地方現實的對立統一。

而德里克所闡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模式則是基於他自己的理論框架和問題意識。

首先，現代性視野：具有抵禦全球化的意義。德里克在現代性的視野下看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義，他認為現代性是歐美的產物，中國的現代性儘管也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力量的產物，但是毛澤東將中國的實際情況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如此一來，現代性被深深打上了中國的烙印，從而誕生了中國的現代性。中國現代性為抵禦資本主義現代性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模式——中國原本是作為客體而非主體被迫進入現代性框架之中。而作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力求既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來改造中國，又根據中國歷史環境的需要來改造馬克思主義。中國從19世紀就被捲入到全球歷史之中，資本主義是其中最主要的動力，而中國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的基本目標都是抵禦這一過程。30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理論模式，可以很好地抵禦全球化的吞噬。

其次，馬克思主義立場：賦予反霸權意義。德里克認為中國同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道經歷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如果你進入全球化的邏輯，就處於一種權力結構中，必然處於徵服與被征服、霸權與反霸權的關係中。當中國歷史和全球歷史結合為一體時，「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社會也經歷了一個被征服的過程。在這一環境下，社會主義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的取代，也是一種要從資本主義霸權中解放出來的選擇，一種讓第三世界社會不是作為客體而是作為主體進入全球歷史的選擇。」31德里克引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賦予毛澤東思想以反霸權的理論意義。

再次，後殖民語境：第三世界主體性。在德里克的理論構架中，不止資本主義全球化是一種霸權模式，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霸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帶有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目的論色彩和歐美中心主義思想。」32於是，保留民族特色便顯得尤為重要：中國的民族主義肩負著對全球秩序的抵抗：「中國的民族主義也是這一過程的產物。這種自然發生的民族主義對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依照歐美經驗所理解的普遍的現代性設想發起了最初的革命抵抗。」同時，它還肩負著對馬克思主義霸權的抵抗，「中國社會作為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第三世界保存著它自身的歷史特徵。中國和全球歷史的結合併不意味中國社會在全球的汪洋大海中消融了，正如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社會，它的特徵不能被歸結為某種同質化的第三世界型構一樣。」33德里克站在後殖民主義的文化位置上，反對一切文化霸權以保護弱小民族的主體性和特殊性。

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矛盾論》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生成的指導中國實踐的理論文本。其中，矛盾的運動式和鬥爭性是毛澤東思想的最核心部分，它試圖在現實實踐中尋找和建立一種對立關係從而維持不斷的鬥爭、轉化和批判的能量。德里克正是萃取了矛盾的鬥爭性，並把它放置在全球化背景、現代性視野中重新闡發，他對《矛盾論》的闡釋是知識學的挪用，取消了《矛盾論》的政治實踐訴求，而變成一種文化領域中的抵抗策略。德里克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現代性和文化霸權的鬥爭不遺餘力，試圖在第三世界文化中發現抵禦第一世界文化霸權的理論因子，由此形成了他極具批判性的後殖民理論模型。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編號：16ZDA194]的階段性成果）

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毛澤東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所提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文件時改為「具體化」。

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5頁。

3 同上，第308頁。

4 同上，第308頁。

5 同上，第311頁。

6 同上，第311頁。

7 同上，第316頁。

8 同上，第317頁。

9 同上，第324頁。

10 同上，第333頁。

11 龔育之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第36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7頁。

13 同上，第487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註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152頁。

1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4頁。

16 同上，第295頁。

17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p. 15.

18 Arif Dirlik,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though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Arif Dir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s., 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 1997. pp. 61-62.

19 同上，p.63。

20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of Modernity, p. 98.

21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y Ben Brewster, London: ThePenguin Press, 1969. p. 195.

22 同上，p.94。

23 同上，p.195。

24 「黑格爾辯證法的一些基本結構，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對立面的同一、『揚棄』、質轉化為量、矛盾等等，到了馬克思那裡（假定馬克思接受了這些結構，事實上他並沒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種不同於原來在黑格爾那裡的結構。」同上，p.93。

25 同上，p.195。

26 同上，p.194。

27 同上，pp.100—101。參見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78頁。

28 Arif Dirlik,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though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p. 71.

29 同上，p.72。

30 同上，p.69。

31 同上，p.70。

32 同上。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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