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鍾翰滿學研究綜述

王鍾翰滿學研究綜述

王　航

（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陝西咸陽 712082）

摘要：作為清史、滿族史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王鍾翰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其《清史雜考》《清史新考》《清史續考》《清史余考》《清史補考》5部文集被史學界譽為「王氏五考」。此外，先生還通纂《滿族簡史》、主編《中國民族史》，擔任《清史稿》主要點校者，並獨自點校近500萬字的《清史列傳》。以考據見長的王鍾翰先生用畢生精力推動了清史、滿學研究的快速發展，為清史及滿族史研究的系統化、滿族史學科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貢獻。

關鍵詞：王鍾翰；滿學；清史

師祖王鍾翰（1913—2007），本名忠漢，以字行。湖南東安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終身教授。1934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師從洪業、鄧之誠、顧頡剛諸大師。1946年8月，師祖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1948年夏肄業回國，於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任職。在日寇入侵、國家危難之際，師祖以洪業先生提出的「把漢學中心搶回我們北京來」這一號召為己任，自覺思索人生道路和學術方向，努力將它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繫起來，並決心專攻清史，研究東北地區的歷史，以恢復歷史的真相，粉碎某些別有用心的日本學者假借歷史掠奪中國領土、分裂中國的陰謀，並於此領域鑽研終身。

一、關於雍正繼位問題之研究

20世紀30年代，師祖對「清三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及清代則例做過探索，但多屬文獻典籍研究，真正使師祖在清史研究領域聲名鵲起並贏得一席之地的，是1949年發表於《燕京學報》第48期的名文《清世宗奪嫡考實》。師祖補孟森先生《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一文未利用肖奭《永憲錄》之憾，改孟森先生以康熙帝二廢太子、諸子奪嫡、世宗嗣位、年隆之獄本質無關之觀點，得出如下結論：其一，康熙帝二廢太子後，所物色的繼位人乃皇十四子胤禎，而非皇四子胤禛。且胤禛之結黨「與諸阿哥如出一轍，且有過之無不及」；其二，雍正只有先解決助其篡位的年羹堯與隆科多，方可放肆剪除諸弟；其三，年、隆二人遭戮為必然之事。「年、隆蓋反覆無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對於其人，則早有戒心，用畢即殺之除之，早已預有成算」。師祖認為，雍正篡立是全部事情的核心。康熙立儲不果，是其起因，剪除同黨異己是其餘波。此文發表後引起巨大轟動，楊啟樵先生認為其「似較孟文影響更深」。

關於雍正奪嫡與繼位之問題，除卻《清世宗奪嫡考實》外，師祖還撰有《胤禎西征紀實》《清聖祖遺詔考辯》《胤禎與撫遠大將軍王奏檔》《年羹堯西征問題——兼論雍正西北民族政策》數篇文章，每篇皆有所得。其中《清聖祖遺詔考辯》一文價值最大。師祖以滿漢文《康熙遺詔》為藍本，細究其文字，詳考其異同，並佐以《實錄》《上諭》《面諭》，認為「無論《遺詔》的漢文原本，或滿漢文對照原本，都不是按康熙的本意寫成的，而是雍正繼位之後再製造出來的」，故而得出雍正確屬篡位的結論。在《年羹堯西征問題——兼論雍正西北民族政策》一文中，師祖討論了年羹堯鎮守川陝與雍正奪嫡之間的關係以及年羹堯西征青海時的妄殺真相，認為年羹堯在康熙朝時期就已經暗中為胤禛出謀劃策，而且年羹堯在青海毀寺殺僧雖是事實，但不能誇大其辭，所謂襲斬6000僧人之說斷不可信。同時，師祖認為雍正帝實行的「驅準保藏」政策完成了康熙帝的未竟事業，也對乾隆實行前後藏政教合一的直接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具有積極意義。

二、關於明清嬗代的歷史人物研究

明清之際，社會激蕩，各種矛盾交織。如何評價當時相關的重要歷史人物不僅關係到對人物本身的褒貶，也有助於理解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的趨勢。在此方面，師祖先後撰寫了《論袁崇煥與皇太極》《柳如是與錢謙益降清問題》《清政府與台灣鄭氏關係始末》《陳夢雷與李光地絕交書》數篇文章。

在《論袁崇煥與皇太極》一文中，師祖運用馬克思主義討論了後金政權的性質、明與後金議和的問題、後金與明矛盾性質的轉化三方的問題，認為袁崇煥才能高於皇太極，只是各自所處的地位不同，才造成了截然相反的結局。《柳如是與錢謙益降清問題》一文是師祖於1990年為在中山大學舉行的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而作。此文分析了錢柳二人的婚姻基礎，並客觀分析了錢謙益降清的歷史背景，主張站在歷史的角度分析人物，不要過分苛責古人。在《清政府與台灣鄭氏關係始末》一文中，師祖將清政府對台灣鄭氏的關係劃為3個階段，分析了朝中大臣對台灣問題持有的武力統一和禁海遷界兩種態度，並認為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康熙帝能夠吸納滿漢官員的正確意見，其遠見卓識超出滿族集團中的狹隘民族主義之上。關於《陳夢雷與李光地絕交書》一文，師祖認為李光地自謂理學名家，實為一道貌岸然、背信棄義之小人，而陳夢雷一生坎坷則實為可惜。

三、對清代官制的研究

師祖認為，清代官制有3種特性：第一，清雖承明制，但原有官制並未消失，有清一朝「官制滿漢雜糅，疊床架屋」；第二，清皇權專制較明朝更甚；第三，清代多民族國家較前朝更為鞏固，清朝在少數民族地區因俗立制，以致中原官制與周邊地區各有差異。

在20世紀30—40年代，師祖針對軍機處和總理事務衙門寫過兩篇文章，即《談軍機處》和《關於總理衙門》。至20世紀80年代，師祖在《文史知識》上發表共5期的《清代官制簡述》，對軍機處和總理事務衙門進行了詳細研究。師祖指出：明之內閣幾經曲折，終於定型，成為六部之上的正式機構，且明代尚承中古遺風，宰輔於皇權形式上多少還有一點制約。清則不然，其軍機處始終不曾列為正式機構，其當差行走人員為內廷差使，由皇帝任意簡任廢黜，全然秉承人主鼻息，不得稍有獨立之意志。關於總理衙門，師祖認為：清廷之設總理衙門，後改為外務部，完全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橫行霸道以及清廷對外屈辱的結果，並非中國人民覺醒之後的選擇。但本為權宜之計而由軍機處官員兼任的總理衙門以及後來的外務部打破了清朝的祖宗慣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值得關注的變革之一。

四、關於滿族史的研究

對滿族史的研究，師祖王鍾翰重點從清代典章制度、清代史料搜集、親身實地考察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寬領域地展開探討。先師認為清代官制並非基本沿襲明代舊制，而是具有「滿漢雜糅」和「名同實異」的鮮明特點。在史料搜集方面，師祖利用無法發表文章的特殊歷史時期接觸整理了朝鮮《李朝實錄》，輯錄了約20萬字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女真史料選編》，並利用休假日用羅馬拼音過錄瀋陽文謨閣所藏《滿文老檔》全書180卷，旨在為編纂《滿族簡史》搜集補充史料。20世紀70年代，師祖參與點校《清史稿》，並獨立點校80卷的《清史列傳》。舍此之外，師祖還廣泛搜集海內外滿、日、英、德各種文字的文獻，詳考其真偽。其《釋馬法》一文就是典型的代表，師祖在文中批駁了學者普遍認同的順治帝叫湯若望為「爺爺」的觀點。在書齋之外，師祖還於1984年夏赴東三省滿族發源地、滿族聚居區進行實地訪問考察，對滿族的語言、風俗及心理素質有了直接的感性認識和深切的體驗。

細化來看，師祖對滿族史的研究分為6大板塊：滿族的族源和發祥地問題；滿族的形成問題；八旗內的民族關係；滿族在清代的發展問題；內務府的旗人問題；滿文詮釋及研究。

在滿族的族源和發祥地問題上，師祖通過研究滿、蒙、漢3種文本的《滿洲實錄》以及《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得出結論：滿族愛新覺羅氏一族的始祖布庫哩雍順即是建州左衛都指揮使或斡朵里萬戶的猛哥帖木兒，亦即清肇祖孟特穆。此人為努爾哈齊（即努爾哈赤）的十世祖。針對滿族先世的發源地，師祖王鍾翰經考證認為：《滿洲實錄》以及《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記載的鄂多哩乃是原來位於依蘭縣境內的斡朵憐遷徙到朝鮮國東北境之後的斡朵里，兩《錄》中提到的鄂多哩城所在地就是阿木河（斡木河）。

在滿族的形成問題上，師祖認為「滿族作為民族，的確是長期並至今仍然存在的，它曾有過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和共同文化這些條件，雖然這些條件今天早已大部分消失甚至全部消失，它仍能依靠共同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來維持」。師祖指出，滿族共同體的形成是在明朝，其主要來源是具有血緣關係的建州女真人和海西女真人，他們在新的情況下更加密切的結合，形成為滿族的主體。有清一代，統治者逐步把編入八旗的新滿洲成員移入內地，同時也不斷把原先在東北邊區居住的諸民族成員吸納進來。「新、老滿洲的區別和演變，正好說明了滿族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合併了大量外族成員，彼此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緊密結合在一起，增強、擴大了滿族這個人們共同體」。

關於八旗內的民族關係問題，師祖在《關於滿族形成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出有清一代存在滿人「漢化」和漢人「滿化」的問題，並以《論袁崇煥與皇太極》一文重點論述漢人「滿化」的問題。文中提到，抗清明將袁崇煥的七世孫壽山、永山在抗擊外來侵略時壯烈殉國，成為了清代的民族英雄。一方面，作為反抗壓迫、反抗侵略的英雄人物，壽山和永山應當受到歌頌；一方面，壽山和永山已經「滿化」，二人在清言清，猶如袁崇煥在明言明，滿漢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聯繫於此事體現得尤為明顯。

針對滿族在清代的發展問題，師祖並不贊同滿族已被漢族同化並逐漸消失的結論，而是認為滿族接受漢族的影響不但豐富了滿族的自身，同時也多方面豐富了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1981年，師祖在《國語騎射與滿族的發展》一文中闡明：「國語騎射」不能維持與滿洲貴族的腐化墮落不能混為一談。「國語騎射」雖然破產，但滿族絕沒有因此而衰落，仍在向前發展。

在滿文詮釋方面，師祖在《釋汗依阿瑪》一文中肯定了多爾袞生前確實被加封過「皇父攝政王」，並認為孝庄皇太后確實下嫁過多爾袞；在《釋馬法》一文中，師祖否定了順治帝稱湯若望為「爺爺」的說法，認為「馬法」只能譯作「老翁」或「老先生」。1995年，師祖又在《歪乃小考》一文中糾正了台灣大學歷史系陳捷先教授認為歪乃非人名而系職稱名的說法，通過對《建州記程圖記》《朝鮮李朝實錄中之女真史料選編》等史料的研究得出「歪乃」確為人名的結論。

五、關於滿族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

建國後的1954年，學界對滿族入關前的社會性質展開了討論。呂振羽先生的《簡明中國通史》和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認為清朝的種族統治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起了極大的阻滯作用，對剛剛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起到了摧殘的作用。尚鉞先生還認為，滿洲族未經過奴隸制階段便完成了由原始公社末期向封建制度飛躍的轉變。師祖王鍾翰針對此問題，系統搜集資料，相繼發表《滿族在努爾哈齊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皇太極時代向封建制的過渡》兩篇論文，否定了滿族社會可以不經過奴隸佔有制而飛躍地轉入到封建制社會的觀點，認為在努爾哈齊進入遼河平原初期滿族社會經歷過奴隸佔有制這一階段，並就這個時期滿族奴隸制形成的物質基礎和階級結構進行了具體分析。《皇太極時代滿族向封建制的過渡》一文是對滿族於1621年進入遼瀋地區後直到入關之前社會性質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全文從生產力水平、大莊園制經濟和租佃關係、社會變革中的階級關係、政治制度及其他等4個方面分析了滿族封建化加速的歷史過程。在《康雍乾三朝滿漢文京旗房地契約四種》一文中，師祖從舊藏的清初京旗滿漢文典賣房地契近20張中選出康、雍、乾三朝滿漢文京旗房地契4張進行考釋，認為「從清初順治年間起，大量的一般旗地很快向地主租佃制轉化，滿族統治者雖然主觀上極力維護皇莊、王莊的農奴制莊園的長期存在，但它不能不受到一般旗地地主制的衝擊和影響。特別是經過100年左右關內漢族高度封建化的社會經濟文化的衝擊和影響，大約到18世紀後期滿族社會就走向封建化了，這正是歷史潮流的必然結果」。

六、關於清代各民族與宗教政策研究及其他

1952年，師祖王鍾翰調入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開始涉足民族史研究領域，被分配從事滿族史研究。在這個領域裡，師祖通纂《滿族簡史》，主編《滿族史研究論集》和《中國民族史》，並對清代其他民族問題和民族宗教政策有了自己的認識。針對宗教政策，師祖認為滿族人信奉的薩滿教本就是一種原始多神教，滿族人入關以後除了崇拜自然天地神祗等之外，也崇拜佛教中的觀世音菩薩和漢人廣泛崇拜的關公等，這足以說明滿族貴族的宗教政策是兼容並包的，具有一定的開放性。

1986年，大部頭的《中國民族史》的編纂工作正式開始，師祖王鍾翰擔任主編。在寫作中，編纂組堅持幾個基本原則：對中國歷史上民族關係的主流不能只歸結於和平交往或戰爭征服，而是各民族相互學習、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締造和發展而成為統一多民族偉大祖國的過程；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場上，打破以漢族為主、中原封建王朝為正統的觀念；努力發掘並闡述少數民族對於祖國邊疆開拓和豐富祖國文化寶庫等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儘力反映各民族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並發現和說明其發展規律。該書出版後影響廣泛，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在史籍的標點和校勘方面，師祖王鍾翰同樣貢獻卓著。1971年，先師重點參與點校《清史稿》的工作，1976年，又獨立點校《清史列傳》。除此之外，先師還校訂《清鑒易知錄》，校讀《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為後來學者從事相關研究提供了巨大便利。

參考文獻：

〔1〕王鍾翰.王鍾翰清史論集（一至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2〕《滿族簡史》編寫組.滿族簡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作者機構】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

【原文發表】《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1期P112-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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