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論叢】從中國古代內朝政治傳統看元代的怯薛入仕

原標題：【朔方論叢】從中國古代內朝政治傳統看元代的怯薛入仕

自秦朝正式確立宰相制度，在隋唐之前，宰相都承擔著「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①]的職能，有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以中國地域之大，人口之多，事務之繁，皇帝是無法做到真正乾綱獨斷的，必須要有宰相為之服務。但是，宰相位極人臣的地位，又往往會權傾主上，架空皇權。因此歷朝歷代，總會出現皇帝利用「內朝」削奪宰相「外朝」之權的情形。

「內朝」又稱中朝、內廷或內庭，是侍從皇帝的宮廷機構組織，內朝官多是近侍、外戚、宦官、秘書等人員，與「外朝」即以宰相為首的中央政府相對。內朝官雖然地位較低，但隨侍皇帝左右，與皇帝關係密切，能夠很好的貫徹皇帝的意志。因此自兩漢以來，內朝官往往因為皇帝的信任而參與政務、掌管機要，形成新的輔政集團，從而對相權進行擠壓乃至替代。不過，這一情形在元代有了新的變化。因為元代宰相均出身於怯薛，屬於皇帝近侍，因此在元代前中期，內外朝的分野不復出現，雖有眾多權相，卻能與皇權相得益彰。

一、元代怯薛與傳統內朝的異同

以內朝削奪外朝之權，始於漢武帝。漢初，為宰相者均是列侯，都是與皇帝一同打天下的功臣，也算作是皇帝的私人。因此對於皇帝來說並無內外之分，皇權與相權輕重相維，相互無隔，丞相亦得統領百官及治宮中。到漢武帝時，「宰相始由士人特起，漸有其尊嚴之地位，而與王室漸次分離」[②]。武帝出於加強皇權的需要，採取了限制和分化丞相權力的種種措施，從而形成了「內朝」，內朝由皇帝的侍從文武官員組成，因在日常生活中接近皇帝而受到寵信，從而把參決機要總理朝政的實際權力從宰相及外廷轉移到由皇帝直接掌握和控制的非正式的內朝。於是漢武帝時期，「承相府客館丘虛而已」[③]，丞相空有其名,「無能有所匡言。」[④]

從漢武帝開始，內外朝之爭便成為中國歷史的常態。東漢時，外戚、宦官交替專權，但無論外戚還是宦官，均屬於皇帝之內朝，與外朝之士人政府形成尖銳對立，著名的「黨錮之禍」便是其表現。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官僚體制繼續發展，尚書台演變為尚書省，正式成為國家權力中樞。但此時尚書省作為新的宰輔機關，其首腦尚書令又成為相權的代表。於是，新的權力機關中書省、門下省應運而生，形成中書出令、門下審核、尚書執行的三省分工機制。及至隋唐，在三省制基礎上形成的政事堂集中議事制度，使相權由個人佔有變成了由政事堂會議集體行使，進一步分散了相權。而從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與朝臣黨爭使得唐朝皇帝不得不啟用宦官為內朝，對內抑制宰相，對外監視諸藩，以內樞密使制、神策軍中尉制和監軍使制的確立形成宦官「北司」，內朝的北司與外朝的南衙長期對立，而最激烈的表現，便是「甘露之變」。

即使最為講究「君臣共治」的兩宋也不能免俗。兩宋朝廷始終不曾賦予宗室、后妃、外戚重權。宦官雖曾被皇帝作為分割外朝權力的工具，但程度有限，因此「大體無內朝」[⑤]。但是，也僅僅是「大體」而已，北宋徽宗時期，宦官勢力膨脹，「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墜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閽寺」。童貫、梁師成、李彥、楊戩、譚稹、梁方平、李彀、蘭從熙、王仍、張見道、鄧文誥等宦官不僅身居高位，還可出任節度使外出領兵。外朝官員「相習成風,皆以附內侍為榮」，以至於「故政和、宣和間，所除宰執，盡出其門」。[⑥]南宋理宗時期，皇帝內侍權力很大，宰相丁大全便是通過巴結理宗內侍盧允升、董宋臣而入相，而內侍董宋臣、李忠輔常有參與國事之舉。

這種內外朝相分、相爭的傳統，到元代中前期一時消弭，其原因便是怯薛入仕制度的建立。怯薛是元王朝政治體制中的特殊組織，其來源於蒙古汗國時期，成吉思汗設立的怯薛軍和怯薛宿衛輪值制度。怯薛不僅負責君主的護衛，內廷的各項職責，其怯薛長還擔任國家的高級官員。在大蒙古國時期，怯薛身兼行政機構、御林軍、內廷職責等多種身份。

隨著元朝的建立，各類中央政府機構的不斷完善，怯薛的職能範圍縮小，怯薛逐漸從大蒙古國時期的中央軍和中央行政機構轉變為純粹的皇家衛隊和家務機構。怯薛隨侍皇帝，「中夜有需，不需燭索，可立至前」[⑦]。同時，怯薛成為元代政府官員，尤其是上層官員的首選群體，「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⑧]。尤其是宰相，更是要「好跟腳出身」，大多出身於「斡脫古·孛斡勒」，也就是皇帝最為信任的「世襲奴隸」，因為「立過值得嘉獎的功績」而有著「[蒙恩的]權利」[⑨]，與元朝皇室的親密非同尋常，其主奴關係久遠而緊密。於是，怯薛作為「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和「宿衛之士」[⑩]，是最接近皇帝，最為皇帝所信任的勛貴群體，必然是入主相位的首選。

由此可見，雖然怯薛入仕與中國傳統的「內朝」十分相似，都是皇帝最為親近的內侍出而為官，執掌中樞。但考察元代怯薛入仕乃至入相的情形，尤其是元代中前期，就會發現其與傳統的內朝還有很大不同。

首先，傳統內朝官員都是由皇帝的近臣、侍從組成，因被賦予特殊的權力而成為凌駕於正式體制之上的官僚系統，他們奉行天子旨意，憑藉皇帝名義，出納詔命，掌參機要，奏聞朝政，參決政事，以分割外朝之權。但是，內朝官員的權力並非來自於制度，而僅因為是皇帝的私人，即如錢穆所言「內朝用私臣」[11]，歸根結底是一個變態的產物。而元代的怯薛卻是有著明確的任職制度，由宿衛也就是怯薛進入仕途成為外朝官，是制度所保障，「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12]

其次，傳統之內朝因為是變態產物，故僅能代表皇帝利益，而不能代表官僚集團的利益，內外朝之爭從來不可避免。但怯薛入仕乃至拜相掌管中樞，是元代的既定國策，所謂內外一體。怯薛為外朝官，同時仍要履行宿衛職責，既能夠密近天光，又能掌管政府，「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之內廷，則執其事如故」[13]，因此內外朝之爭便不復存在。

再次，傳統內朝是為皇權削減外朝，尤其是宰相的權力而存在。內朝一旦出現，便意味著外朝權力的減弱。而元代怯薛以近侍而為外朝官甚至成為宰相。其大多出身於「斡脫古·孛斡勒」，與元朝皇室的親密非同尋常，故而很得皇帝信任，能夠真正做到「委任責成」。從而出現了很多權傾一時而又能與皇帝善始善終的權相，相權不但未能減弱，反而增強了。

由此可見，元代怯薛雖有內朝的特點，但因其特殊屬性，並不能以傳統的內朝視之。

二、元代內外朝一體之下的相權

內外朝之分是中國傳統中央政府組織演進的必然產物，隨著專制皇權的確立，以宰相為首的政府逐漸脫離王室私人的資格，而成為對皇帝負責而為國家服務的較為獨立的行政機構。於是，皇權和相權之矛盾便因此而逐漸擴大。皇權與相權之間本是合作共存的關係，皇權須藉助相權實現對國家的有效統治，相權為皇權服務，並被賦予管理國家政務的權力。但因為皇權具有獨佔性、排他性和擴張性，而相權又有相對的自主性，其利益最大化是體現在維護官僚集團和保障國家行政機構的正常運行，因此雙方又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皇權不得不用內朝來分割相權，而當內朝形成新的相權時，便又要有新的內朝產生。

而在元代，因為怯薛特殊的地位，既是皇帝私人又可以制度出外朝為官乃至為相，元代前中期無內外朝之爭，相權則持續增強。

世祖時代，以怯薛而入相者，有安童、廉希憲、徹里、帖木兒、不忽木、阿魯渾薩理、和禮霍孫、完澤等人，其中為中書右丞相者則有安童、和禮霍孫和完澤。這些宰相都很得時譽，被稱為「以成效責中書，一時宰輔，皆極老成選。」[14]不過，因為世祖忽必烈本人「歷精政事」，而且權力欲很重，宰相都只能是奉旨辦差，這也是歷朝開國皇帝在位期間的通例。

及至成宗即位，相權比之世祖時期有所加重，成宗前期最為倚重的完澤，其父親是世祖怯薛，自己為真金太子，也就是成宗父親的怯薛，因此很得成宗信任。完澤為中書右丞相，「倚任之意益重」[15]，使得行政之權均歸於完澤，「宗藩內外官吏人等，咸聽丞相完澤約束。」[16]大德七年（1303年）完澤去世後，成宗的怯薛長哈剌哈孫繼為中書右丞相，因為此時成宗病重，皇后卜魯罕居中用事，堅持惟和、平允的施政方針，而哈剌哈孫主張改弦更張，代表君權的卜魯罕與代表相權的哈剌哈孫從而有著尖銳衝突，史稱「權移中闈，群邪交扇，勢焰翕忽」，而哈剌哈孫「以身維之，奸不得逞，事無以撓」。

成宗去世後，因太子早逝，帝位空懸。哈剌哈孫以宰相的權力，阻止了卜魯罕皇后扶立旁支為帝的圖謀，扶立武宗即位。而武宗雖外放哈剌哈孫，但啟用自己的怯薛乞台普濟、脫虎脫、康里脫脫等人為相，復立尚書省，「總理百司庶務」[17]。

武宗後，仁宗雖罷廢尚書省，但其權歸中書省，這種體制仍延續了下來。元朝前期，官員上疏奏事所陳內容大多要經省、院、台等官員集議後再實行，而元中後期則多由中書省處理，百官集議雖還有舉行，但多為關於討論郊祀典禮和災異等事務，中書丞相權柄比之前期大有提升。皇權的行使都需要相權的強力支持，仁宗開科舉取士，朝堂上「贊其成者才數人耳」[18]，卻能夠在中書省臣尤其是李孟的支持下強力推行；英宗即位，要推行至治新政，則需要對中書丞相拜住「倚之，相與勵精圖治」[19]；泰定帝因「南坡之變」而得即位，其合法性並不牢靠，因此更為倚重由自己怯薛近侍旭邁傑、倒剌沙等人所組成的宰輔班子，乃至「左右相日值禁中，有事則赴中書」[20]。

不過，泰定帝崩後，因為兩都之戰及明文禪替的動亂，這種怯薛入相的格局終被打破，導致了元代出現了內外朝之爭，並最終成為元代滅亡的重要因素。

三、元代後期內外朝之爭的原因

元代內外朝無分、無爭的局面，在「兩都之戰」文宗登基後遭到了破壞，導致內外朝之爭愈演愈烈。而原因便是皇帝與宰相之間親密關係的不復存在。

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崩於上都，原為武宗怯薛的燕鐵木兒在大都發動政變，扶立武宗次子文宗即位，而泰定帝宰相倒剌沙則扶立泰定帝之子天順帝在上都即位，兩都之戰爆發。

兩都之戰以大都一方獲勝而告終，之後文宗雖一度讓出帝位給自己的長兄明宗，但明宗很快便被燕鐵木兒弒殺，文宗複位，是為明文禪替。經過兩場變亂，文宗雖成為皇帝，但燕鐵木兒被封為太平王，任中書右丞相，成為有元一代第一個完全篡奪了皇權的權相。而其人雖為文宗之父武宗怯薛，但因為文宗早年一直處於流放的境地，因此燕鐵木兒與文宗之間並無之前皇帝和怯薛宰相之間的情分。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21]，使得文宗不得不考慮削弱其權力，於是出現了奎章閣學士院之「內朝」與燕鐵木兒之「外朝」的爭鬥。

奎章閣是元代大都皇宮內收藏文物書畫、圖書寶玩的殿閣，在興聖殿西廊。文宗設立奎章閣學士院，看似只是作為皇帝與文人吟風弄月的場所。但文宗將大量文人學士和儒化大臣納入其中，形成了皇帝周邊的官員團體，且明言「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22]，使這些官員成為有了密近天光、提出諫言的權力。奎章閣學士院於是成為了隱形的「內朝」。這樣的內朝對於燕帖木兒而言自然是威脅，於是雙方的鬥爭也隨之展開。至順元年（1330年）六月和七月，燕鐵木兒兩次彈劾中書平章政事、奎章閣大學士趙世延，強迫文宗免除了其中書平章政事的職務。至順二年（1331年）三月，彈劾奎章閣參書雅琥，迫使文宗貶雅琥為靜江路同知。是年八月，又彈劾奎章閣監書博士柯九思，使得柯九思被貶出大都。

趙世延、雅琥和柯九思都是文宗極為看重和信任的近臣，趙世延是文宗眼中的「老成人」，雅琥的名字就是文宗所賜，而柯九思更是有著「賜牙章，得通籍禁署」的權力。他們被燕鐵木兒彈劾罷黜，明顯是剪除文宗內朝、避免其奪回權力的作為。不過，因為文宗「得國不正，隱虧天倫」[23]，他不得不與燕鐵木兒休戚與共，因此內外朝之爭並未有更激烈的表現。

文宗崩後，寧宗在位不及兩月而亡，惠宗得以即位。雖然燕鐵木兒在惠宗登基前已死，但其家族仍掌控著朝政大權。直到至元元年（1335年），伯顏發動政變，剪除燕鐵木兒家族，朝政又歸於伯顏。

伯顏和燕鐵木兒一樣，也是武宗怯薛出身，但與惠宗毫無交集。其作為宰相，執掌大權，徹底架空了惠宗。惠宗被迫營造自己的內朝，從而形成了沙剌班、世傑班父子，以及阿魯、楊瑀所組成的皇帝近侍集團，後又加入了脫脫，最終用政變扳倒了伯顏。

從文宗到惠宗朝，雖然宰相仍是怯薛出身者擔任，但因為文宗、惠宗均從幼年起便處於流放狀態，燕鐵木兒、伯顏成為權相是因為自身發動政變，因此與皇帝並無親密的信任關係，元朝也因此出現了內外朝之爭。

而惠宗扳倒伯顏後，元朝中前期內外朝一體的情形也未能恢復，脫脫雖然扳倒伯顏有功，但與惠宗之間也無牢不可破的信任，由此導致脫脫兩次罷相，更致至正更化有始無終以及鎮壓起義軍的高郵之敗。惠宗立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元代皇太子還兼任中書令，加之有「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凡奏事先啟皇太子」[24]的詔命，皇太子儼然成為相權的代表。然而，父子之間的親情並未能阻止權力的爭奪，皇太子很快開始謀求提前繼位，從而出現了太子黨與帝黨之間的政爭，而究其根本仍是外朝與內朝之爭。太子的主要黨羽是中書右丞相搠思監、資政使朴不花，而皇帝所倚重的則是御史大夫老的沙為首的「十八功臣家子孫」，也就是皇帝的近侍怯薛。至正二十年（1360年），太子一派認為「十八功臣家子孫，朝夕在帝左右，我與汝等平日之所為，渠必得知，台家亦必知之，終當為我不利」，於是「執十八人送資政院，問其謀害太子之狀」。[25]最終，太子與皇帝的政爭也終於涉及到地方上的軍事實力派，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等人兵爭不已，讓元朝耗盡了元氣，最終亡於朱元璋北伐。

結語

元代特殊的怯薛入仕制度，非常類似漢武帝之前無內外朝之分的情形，彼時宰相重臣均是皇帝私人，內外一體。而元代怯薛身為皇帝近侍，出身又都是功臣勛貴子弟，尤其能入相者更是「斡脫古·孛斡勒」，也屬於皇帝私人。因此元代中前期出現了內外朝之爭消弭於無形的情況，內外朝一體避免了皇權與相權之爭導致的政治動蕩，從而使元朝中前期維持了較為穩固的政治秩序。這是蒙古入主中原前仍是貴族封建制度，後雖學習漢法但仍保留了包括怯薛制在內的三大漠北舊制的結果，可算是元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但是，皇權與相權的矛盾畢竟是與生俱來，而怯薛入仕入相使得內外朝一體的情形是建立在皇帝與怯薛的親密關係基礎上，一旦這種關係出現崩壞，內外朝之爭便會重新出現。元代宰相雖然都是出身於怯薛，但中前期與後期的相權則大相徑庭，因此後期仍出現了內外朝之爭，並成為元朝滅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註：班布日，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原刊於內蒙古社科院歷史所 編《朔方論叢》第六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7年。

[①][漢]司馬遷：《史記》卷56《陳丞相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061-2062頁。

[②]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61頁。

[③][漢]班固：《漢書》卷58《公孫弘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623頁。

[④]《漢書》卷46《石奮傳》，第2197頁。

[⑤]張邦煒：《兩宋無內朝論》，《河北學刊》1994年第1期。

[⑥][宋]汪藻著，王志勇箋註：《靖康要錄箋注》卷16，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頁。

[⑦][元]姚燧撰，《董文忠神道碑》，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15，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頁。

[⑧][元]姚燧：《送李茂卿序》，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4，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頁。

[⑨][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4頁。

[⑩][明]宋濂等撰：《元史》卷99《兵志二·宿衛》，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523-2525頁。

[11]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61頁。

[12]《元史》卷99《兵志二·宿衛》，第2524頁。

[13]《元史》卷99《兵志二·宿衛》，第2524頁。

[14][元]王惲：《大元故昭勇大將軍北京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王公神道碑銘》，選自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6，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01頁。

[15]《元史》卷130《完澤傳》，第3174頁。

[16]《元史》卷18《成宗本紀一》，第385頁。

[17][元]虞集:《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全元文》第27冊，第381頁。

[18][元]許有壬：《送馮照磨序》，《全元文》第38冊，第70頁。

[19]《元史》卷136《拜住傳》，第3306頁。

[20]《元史》卷29《泰定帝紀一》，第651頁。

[21]《元史》卷138《燕鐵木兒傳》，第3333頁。

[22]《元史》卷34《文宗本紀三》，第751頁。

[23]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5《圖帖睦爾可汗紀》，《元史二種》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6頁。

[24]《元史》卷43《順帝本紀六》，第916頁。

[25]任崇岳箋證：《庚申外史箋證》卷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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