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斐：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網 閆斐/文黨的十九大報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發展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將高質量發展擺在了重要位置。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社會發展之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全面總結基礎上的重大判斷與決策，高質量發展理念既是確保未來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適應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高質量發展理念的提出，既體現了決策者對當前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具有深刻而清醒的認識，也表明為應對這些困難與挑戰所具有的信心、智慧和遠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四十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78.7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年均增長率超過9%，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從不足2.5%上升至15%，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85元上升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長率超過8%，成功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並正在向高收入經濟體邁進。對外經濟方面，1978，中國進出口總額僅為206.4億美元，2017年增加到27.8萬億元（約4.12萬億美元）；其中，出口15.3萬億元，進口12.5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分別近15%。截止2017年末，中國外匯儲備約3.14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全年對外直接投資超過1200億美元，其中，僅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額就接近150億美元，正逐步由資本凈輸入國向資本凈輸出國轉變。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四個方面：一是圍繞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制度創新與公共治理水平的提升，通過使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發揮基礎性、決定性作用，極大地激發了微觀市場主體的活力，降低了企業經營的外部成本，改善了營商環境，繼而推動總體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效率的顯著提升；二是對發達經濟體產業轉移歷史機遇的成功把握，通過將引進的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與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要素、廣闊的市場相結合，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全面融入全球生產網路和價值鏈的同時，使中國勞動力要素充裕的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以及對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持續不斷的學習、消化、吸收產生的正向外部效應的溢出；三是全國範圍內包括交通、通信等整體基礎設施投資數量的大幅提升和質量的顯著改善，通過降低物流成本、信息成本、促進要素流動，極大地提升了整體經濟運行效率；四是以高等教育為代表的國民教育體系的不斷完善、教育規模的顯著擴大和教育水平的持續提升，促進了中國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的顯著提高，對科技研發的高度重視和持續不斷加大投入，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全面提升，極大地發掘了中國的內生增長動力。

然而，取得成就的同時，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現實的困難與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經濟規模大而不強，「投資+出口」支撐的高增長模式難以為繼，轉型勢在必行。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60%，相當於日本的2倍多，佔世界經濟比重接近15%；然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剛超過8800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的六分之一，英、法、德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義大利的三分之一，世界排名在70位上下。長期以來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不僅易對私人投資造成不同程度的「擠出」，其可持續性也越來越受到近年來持續攀升的地方政府債務水平的掣肘；出口方面，金融危機後，受歐美髮達經濟體經濟長期停滯、經濟復甦緩慢的影響，外需長期不振，而國內「劉易斯拐點」的提前到來和人口老齡化等因素交織，勞動力成本上升顯著，從而使處於國際產業鏈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出口製造業陷入困境，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第二，當前中國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梯度與產業區域分布不均，高精尖行業產能不足與「三高」行業產能過剩並存的局面長期並存，技術創新推動的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營商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直到2015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才首次突破50%，與歐美髮達經濟體普遍60~80%的水平尚存較大的差距；與此同時，中國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約為40%，又顯著高於歐美髮達國家20~30%的平均水平。2017年，中國高技術產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足7%，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僅為13%，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增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依然接近30%，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0%，天然氣、水電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僅略高於20%，單位GDP能耗約是日本的七倍、美國的六倍。2017年，中國的研發經費支出儘管達到了1.75萬億，佔GDP的比重略僅高於2%，但與韓國和日本分別超過4%和3%、美國接近3%的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中國每百萬人中有研發人員1200人，與發達國家這一指標平均近5000人的水平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2014年，中國單位GDP（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為1.24kg，約相當於韓國的2.5倍、美國的4倍、日本的6倍、英國的8倍、法國的12倍、瑞士的22倍。2017年，中國開辦一家新企業所需的平均時間為23天，是發達國家的2~4倍，政府公共部門服務效率和營商環境改善空間巨大。

第三，經濟發展與絕大多數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質量的改善不相匹配，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提升有限。2015年，中國教育投入經費佔GDP比重1.8%，不僅遠低於歐美髮達國家4%~5%的平均水平，也低於日本的3%和韓國的4%。當前，中國農村地區尚有約5%的人口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水源，僅有約65%的人口能夠使用到清潔的衛生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普遍接近100%的水平相去甚遠。中國健康支出佔GDP比重和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分別僅為6%和11%，與發達國家平均10%和18%的水平相比，尚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第四，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長期存在，且有進一步擴大的風險。2017年，中國西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東部地區的60%，東北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佔全國的比重從1978年的13%下降到2017年的7%，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佔全國的比重更是從13%下降到5%；2017年，東北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是發展較快的東部地區的十分之一。2017年，中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約60%，但戶籍城市化率略僅高於40%，遠低於發達國家80%~90%的平均水平，僅大致與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5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韓國接近；這意味著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中國還有近六億人長期生活在農村，有超過一億長期生活中在城市的人口由於戶籍等原因，長期無法充分、公平地享有城市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資源。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收入最低的20%人口僅擁有約5%的社會總財富，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擁有超過30%的社會總財富；2017年，中國基尼係數0.467，已連續第十五年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水平，不僅遠高於改革開放之初0.2左右的水平，也高於除美國外全球主要發達國家0.3左右的平均水平；特別是自2008年以來，中國基尼係數在經歷了「七連降」之後於2015年重現反彈勢頭，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視。2017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3383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1969元，僅為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不足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的十分之一，當年末農村貧困人口依然超過3000萬，貧困人口收入增長缺乏內生動力和可持續性的問題依然突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概率依然偏高。

高質量發展，有助於推動中國從過去主要依靠「出口+投資」拉動、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增長模式向更多依靠技術進步和創新推動、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TFP）水平的提高的發展模式的轉變，有助於從根本上解決經濟整體規模大而不強、粗放式高增長、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發展不平衡、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生態環境成本高昂等諸多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繼而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更加均衡、民生更加改善、全面、均衡、綠色、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展望未來，機遇與挑戰並存。站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歷史新起點上，只有通過不斷加大和提升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力度與水平，才能解決好當前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困難、問題與挑戰。

為此，我們需要：第一，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在科學防範、有效化解可能引發重大系統性風險過程中，運用前瞻性、系統性和協同性思維，重點關注包括房地產、銀行、地方政府債務、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資產價格異動和發展可持續性，做足預案、未雨綢繆；第二，通過改革創新促進結構調整與發展轉型。繼續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圍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技術創新不斷發掘和培育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繼而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發展模式的轉型；第三，通過全面、均衡、協調發展促進民生改善。以全面落實農村振興戰略為契機，以雄安新區、上海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為突破口，在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勇於嘗試，探索和總結新時代促進區域一體化、城鄉協同發展、對外開放的最優化路徑，在推動區域、城鄉均衡發展、縮小貧富差距的過程中，加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提升普惠性水平，促進更廣泛群體的獲得感和幸福感；第四，促進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引領，通過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署雙邊自貿協定（FTA）的同時，積極推動包括亞太自貿區（FTAAP）、東盟「10+6」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在內的區域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作者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泛海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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