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上台執政後的政爭：政治鬥爭重點在立憲方式

袁世凱在醇親王載灃被任命為攝政王以後，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國家需立長君為由，建議載灃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擁立載灃做皇帝，來求取載灃的諒解，可是他這個建議不僅未被載灃接受，反而卻召來一頓嚴厲申斥。袁世凱不得已，乃稱病請假到天津小住。

袁世凱的政治影響不單局限在國內。當時英國駐中國公使朱爾典認為袁世凱是中國「唯一強有力的人」。伊藤博文在袁世凱被排擠出局後這樣評論道：「隨著袁世凱的退休，北京政府中再也沒有一個性格堅強，並有知識和才能的人。」

因為筆者所掌握的材料有限，尚不能確知伊藤博文拋出此番話語的真正目的，不能排除他試圖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挑撥清王朝政局的目的，但是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袁世凱的政治影響力之大。

對中國局勢觀察仔細的另一西方人士指出：慈禧太后的去世與袁世凱的去職，使中國出現了政治權力上的真空狀態。

清末攝政王載灃

攝政王最終於1909年1月2日以宣統皇帝名義降下上諭：「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極之後，復與殊賞，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痾，以示朝廷體恤之意。」

很顯然，在上諭用語中攝政王十分慎重，這應是他權衡利弊後的決斷。袁世凱接到「回籍養痾」上諭時身在天津，他的恐懼是發自內心的。

英國公使朱爾典出面表示願意擔保其生命安全。於是袁世凱懷著沉重的心情由天津返回北京，向攝政王辭行。

袁世凱一手打造的北洋六鎮在這個時候各個統制的名單為：第一鎮統制何宗蓮，第二鎮統制馬龍標，第三鎮統制曹錕，第四鎮統制吳鳳嶺，第五鎮統制張懷芝，第六鎮統制段祺瑞。

袁世凱雖發跡於島國朝鮮，但在政壇上真正崛起還是因為創製並訓練了規模宏大的新式軍隊，即北洋新建陸軍；他被攝政王勒令回籍也大半是因為他坐鎮北洋，權高蓋主。

正所謂「成也北洋，敗也北洋」。推而廣之，這句話甚至可以概括他的整個生命歷程。

袁世凱惶恐而慘然離開北京時，很多人躲之不及，名流中，只有楊度等立憲派人士送行。他們對袁的寄託和仰仗是發自內心的。

袁世凱先從北京回到河南項城，繼而移居彰德府北門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別墅，袁世凱予以購置添修，題名養壽園，自號「洹上釣叟」。

但是在朝廷中，他的政治追隨者徐世昌並未因他的失勢而受影響，仍舊外放總督、內調尚書，後升任內閣協理大臣（內閣副總理）；他的幕僚之一趙秉鈞則任民政部侍郎；兒子袁克定仍在郵傳部任丞參。此外，內閣總理大臣奕劻，陸軍大臣蔭昌也和他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在各省督撫大員中，袁世凱還有眾多的政治盟友。

但很難說此時的袁世凱對整個政局有多大的把握，充其量可以說他是一支「政治潛力股」。

攝政王載灃受德國皇室策略影響很深，他曾親眼目睹德國皇族從幼年時起，就身受極嚴格軍事訓練，他認為國勢的強盛即源於皇室的強盛。但他身邊支持者當中，除了載澤、善耆等少數人外，都沒有太多的政治經驗。他在不待羽毛豐滿之時，就迫不及待地向地方督撫開了刀。

攝政王對袁世凱的驅逐也為日漸高漲的革命派的反滿宣傳提供了又一個有力口實。

學者雷俊在他《載灃集權政策與清末政爭》一文中這樣評論道：

清代兩百多年，滿漢民族矛盾一直尖銳，加之載灃上台後以打擊袁世凱為首要目標，因此，人們常誇大民族矛盾在政爭中的影響，把載灃的集權政策歸結為打擊漢族勢力，實行滿洲貴族集權，把清末政爭說成滿漢之爭。其實，光緒末年政爭雙方多為漢族大臣，如1907年「丁未政潮」時的瞿鴻禨、岑春煊和袁世凱、奕劻之爭，而載灃時期的政爭基本上在滿洲重臣間展開。載灃集團內部也產生混戰。載灃、載澤、善耆在對付奕劻、袁世凱時結成統一戰線，但在政治利益面前，他們的分歧也愈來愈深。

善耆雖然反對袁、慶，但他對載灃兄弟三人是極力敷衍，貌合神離，在憲政問題上與載灃存在分歧，主張速開國會，設立內閣，對立憲派也極力拉攏。鐵良與袁世凱矛盾甚深，載灃上台之初對他十分倚重，但不久就將他拋棄。載灃這樣做出於兩方面考慮：一是鐵良在滿洲親貴中號稱「知兵大員」，軍中聲望僅次於袁世凱，既有才幹，又有經驗，若由他掌握軍隊，載灃兄弟勢必大權旁落；二是載灃等認為鐵良曾受奕劻提拔，是奕劻的心腹之一，不去鐵良，則奕劻勢力依然存在，仍將永遠把持朝政。

在載灃等人的排擠下，鐵良只得託病辭去陸軍大臣。載澤為載灃集團有頭腦、有膽識的幹將，但亦與載洵、載濤不睦。當時，新加坡《星洲日報》曾以「清廷之內亂」為題發表評論，對清末貴族之明爭暗鬥進行深刻揭露。載灃打擊的對象既有袁世凱這樣的漢族重臣，又有奕劻、端方、鐵良這樣的滿洲貴族；既有阻撓立憲的蒙古人陝甘總督升允，又有玩忽憲政的漢人毛慶藩。依靠的對象既有載洵、載濤、良弼等少年親貴，又有吳祿貞等大批漢族留日士官生。清末政爭，不僅有漢族大臣參與，更有滿洲貴族充當主力，政爭的任何一方，都有漢人參與支持。

因此，清末政爭早已超過滿漢之爭的範圍。參與政爭的各派均為清末預備立憲的實際主持者。載灃集團的主要人物都堅持立憲，如度支大臣載澤、民政大臣善耆與國內外立憲派關係密切。較受立憲派擁護的海軍大臣載洵也與海外立憲派梁啟超暗中往來，奕劻等人對立憲的態度和決心仍然未改變。論爭雙方的中心問題是自己一方在預備立憲中的地位，新內閣中的職位如何分配即為焦點。（雷俊：《載灃集權政策與清末政爭》，原載《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7月。）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的爭奪實質為權力的再分配，具體來說是對憲政改革領導權的爭奪。因而將它視為單純的滿漢之爭只會掩蓋爭鬥的背後真相。在官僚體制內部，民族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或者只能說是表面矛盾。清末預備立憲進入攝政王主政時代後，載灃從實現中央集權目標出發，堅持既定的九年預備立憲期不可猝然改變，而許多立憲派官員和民間立憲人士則認為九年之期太長，要求在短期之內召開國會，成立立憲政體下的責任內閣。這一時期的政爭是立憲急進與緩進之爭的又一次大爆發。

【摘自：《清末新政始末：大清帝國最後十年》李剛/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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