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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已經變成了希區柯克電影里的兇殺高頻城市,福爾摩斯你在哪兒?

面對頻頻見諸報端的兇殺案,英國選擇「兩手抓」:在加大警察巡查力度的同時,還要採取基於社會服務的犯罪預防措施。

在英國媒體上,幾乎每周都會刊登一位謀殺案受害者的照片——往往是年輕人、黑人和男性。但在最近一連串兇殺案之後,真正喚醒所有人的,卻是《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一篇令人驚悚的頭條新聞。該報宣稱,倫敦的謀殺率已經超越紐約。

請腦補一下警鈴長鳴,政界人士相互怪罪的景象。從巴爾的摩到芝加哥,從斯德哥爾摩到格拉斯哥,但凡在暴力犯罪嚴重的國家和城市,人們都對這種相互指責耳熟能詳。一方希望警察加大巡查力度,另一方則傾向於採取更多的預防措施,提供更好的社會服務。這種文化衝突代表了一個不幸的事實:沒有人真正知道暴力犯罪起起落落的原因。

然而,在英國近期周就內政大臣安珀·路德(Amber Rudd)發布的打擊暴力犯罪新政策展開辯論之際,我們有理由抱有期望。

事態發展方向

不過,首先還是談談這個頭條新聞:除非你是一位無可救藥的杞人憂天者,你才會相信,你在倫敦被謀殺的可能性比紐約還要高。2017年,倫敦共發生了130起謀殺案(不包括恐怖主義罪行),紐約292起。也就是說,紐約的兇殺案是倫敦的兩倍多。要知道,這兩座城市的規模大致相當。所以,儘管《星期日泰晤士報》刊發了這樣一個帶有誤導性的頭條新聞,但倫敦的謀殺率其實比紐約低得多。

只是在2018年2月和3月,倫敦的情勢似乎變得更糟,命案數量略高於紐約。這很難算是一種趨勢。不管怎樣,實際的謀殺率可能並沒有顯著上升。

但此處最重要的,是事態的發展方向。紐約在2017年發生的謀殺案數量,比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任何一個年份都少,僅僅是1990年記錄在案的命案數量的13%——當年正值「快克」(crack,一種比粉末海洛因更物美價廉的毒品)大泛濫引發的犯罪浪潮高峰期。

快克(crack)

另一方面,自2014年以來,英國的謀殺率在歷經多年下降之後,呈現出持續上升的勢頭,即使在暴力犯罪的報告和衡量方面存在許多困難。據報道,在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一年中,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暴力犯罪率上漲了20%。刀具襲擊事件增加了五分之一,英國還是世界上濃酸襲擊事件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打擊犯罪失敗

在打擊犯罪方面,保守黨傳統上比它的工黨對手更值得信賴。保守黨人通常傾向於強有力的治安措施、「截停搜身」權力(stop-and-search)和嚴苛的刑罰。許多保守黨人將移民(或移民沒有融入英國社會)視為暴力犯罪增加的一大因素。有些人甚至把持續增長的暴力犯罪與檢察機關被誤導的工作重心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檢方太過專註於起訴諸如「約會強姦」和「仇恨犯罪」這類在政治上頗為「時髦」的犯罪行為。

stop-and-search

然而,保守黨人現在並沒有火急火燎地歸咎責任。原因是,當時撤回警方的「截停搜身」權力的內政大臣不是別人,正是現任首相,保守黨人特雷莎·梅(Theresa May)——梅宣稱,這些權力正在被用來對付少數族裔。警察現在隨機搜身的數量是2011年的四分之一,那一年的數量是120萬次。此外,保守黨政府還削減了警察預算,並且仍然認為此舉並不是暴力犯罪最近上升的原因所在。

不同於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將打擊犯罪列為主要政策綱領之前的情形,工黨不再是一個容易抨擊的靶子。現如今,工黨成員,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正在重複布萊爾時代的口號:「嚴厲打擊犯罪,剷除犯罪根源。」他抨擊政府削減警力,聲稱這是導致倫敦犯罪問題的主因,同時也呼籲增加旨在預防犯罪,主要針對高危青少年的社會服務。

Sadiq Khan(右)

換句話說,在打擊犯罪方面,左派和右派都失敗了。相關的辯論已經轉換話題。

犯罪因素複雜

現在時興的,是新型技術手段。基於世界衛生組織(WHO)倡導的方式,蘇格蘭在十年內幾乎將暴力犯罪數量減少了一半。這套方法要求包括當地社區和國家機構在內的各個社會層面通力合作。倫敦警察局長克雷西達·狄克(Cressida Dick)希望她手下的警員擁有更多的「截停搜身」權力。她還強調了違禁藥物和社交媒體在兇殺案中的作用,並呼籲將暴力犯罪視為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從而將更多的資源投放在面向高危青少年的預防性服務方面。

正如一份泄露的內政部報告本周引發的爭吵所示,這並不意味著,關於警員數量對犯罪行為的影響的辯論正在消失。對兩大政黨來說,向選民傳達打擊犯罪的決心是有用的。但許多英國人現在都認同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市警長在2016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所說的那句話:「僅靠抓捕兇犯,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第二個變化是犯罪相關數據和研究的積累,以及跨城市和跨國共享。有研究表明,每當巡查合法性受到警官不當行為的侵蝕時,暴力犯罪就會惡化。還有研究致力於審查種族隔離和幫派對犯罪行為的影響。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有四個因素可以預測14歲以下兒童最終犯下兇殺案的可能性。它們分別是:生活在一個貧窮社區,社會經濟地位低,母親年輕或失業。這四個特徵都具備的男孩殺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五倍。

這些數據使得我們不可能忽視一件事:犯罪這件事很複雜。這意味著,僅僅採取增加警力,強化「截停搜身」權力等簡單措施,並不足以解決犯罪問題。

內政大臣路德的文件長達111頁,充斥著各種數據,並且從不同的角度攻擊了這個問題(儘管它可能不會在其中任何一個方面投入足夠多的資金)。政府將在未來幾周立法禁止速射步槍和撞火槍托;它將取締可怕的殭屍刀和其他此類武器,禁止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在公共場合攜帶用來進行濃酸襲擊的腐蝕性物質。

該研究也確定了導致暴力犯罪上升的不同因素,比如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吸食「快克」毒品的現象呈現上升勢頭。也許最有趣的是,它發現社交媒體正在傳播暴力傾向:

「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相互競爭的幫派正在利用社交媒體宣揚幫派文化,相互嘲弄,煽動暴力。一些幫派成員擁有成千上萬的關注者。研究表明,觀看次數最多的評論和視頻最有可能促成報復性暴力事件。這美化了武器和幫派生活,可能誘發一些模仿行為。」

祥和安寧的城市都是相似的,暴力泛濫的城市各有各的不同。但一個國家就暴力犯罪的成因和解決方案展開的辯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它的價值觀和政治圖景。英國現在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把傳統的高壓手段和帶有進步主義色彩的,立足於社區的服務和預防措施結合起來。好消息是,事情並不像頭條新聞說的那麼糟糕。

(本文內容不代表彭博編輯委員會、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商業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撰文:Therese Raphael 編輯:陳木青、齊宇琨 翻譯:任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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