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RDMUN2018學術副總監 劉子沛

專訪

PPRDMUN2018

學術副總監 劉子沛

引言

為更好地介紹PPRDMUN2018，「泛珠模聯」公眾號特別推出專訪欄目，邀請大會組委會學術團隊成員對PPRDMUN2018的會議設計理念進行闡述。本期我們邀請了PPRDMUN2018學術副總監劉子沛，他將對PPRDMUN2018的中文委員會（除局勢系統外）和英文委員會進行介紹。讓我們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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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局勢系統外，PPRDMUN2018的中文會場包含了政治、經濟、法律等多個方面。可否大致介紹一下這些委員會的設計理念？

本次中文會的設計理念基於「復歸外交，學術之上」的原則，就具體會場議題的不同而設立了高效的會議機制。換言之，我們期望代表能在建立對委員會時代背景的充分了解的基礎上，詳細地掌握學術事實以提出證據充實立場，或考察微妙的外交形勢以在不同的方案中作出符合自身長期利益的選擇。因此，我們基於前者設計了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以及2018世界貿易組織總理事會，分別就米洛舍維奇對三場戰爭中塞爾維亞族戰爭罪行的應負何種責任，以及中國入世後的政府傾銷補貼、基於知識產權的市場准入限制等貿易行為和其他國家的相應反制措施的合規性、公平性進行考量；基於後者設計了1926不列顛帝國協調機制，還原兩次大戰間英國與諸殖民地之間以及英國內部的矛盾與紛爭。同時，為了更好地還原委員會的決策流程，前南法庭採用了不同於一般議事規則的法庭程序，相信這能為代表帶來全新的參會體驗。

本次大會設置1926不列顛帝國協調機制，可否介紹一下該協調機制的特色和運作方式？

實際上，這並不是PPRDMUN第一次設置協調機制。PPRDMUN2015的加泰羅尼亞獨立問題特別會議與國際煙草問題協調機制、PPRDMUN2016的歐洲-地中海協調機制都採用了這種雙會場的特殊會議形式。相信部分曾經參加過PPRDMUN的代表仍然對其有深刻印象。

簡要來說，在一個協調機制中，兩個會場通常因同一國際事務而產生利益上的交集，並以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審視這一國際事務的成因與發展，經過會場內和會場間的博弈與妥協，最終決定這一國際事務的未來走向。比如在PPRDMUN2015的國際煙草問題協調機制中，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兩個常規委員會將從貿易與健康兩個互相拮抗的維度出發，最終制定出平衡兩者的煙草發展策略。

本次大會設計的1926不列顛帝國協調機制（BECM）相較於之前具有哪些創新之處呢？

在PPRDMUN2018的協調機制中，運作模式和會議設置均推陳出新。

本次協調機制圍繞大英帝國的自治領發展問題，設置了英國議會下議院與倫敦帝國會議兩個會場。這兩個會場的權力並不能說完全對等，但其中的利害關係構成了兩者的協調。第一層協調是會場之間的矛盾。下議院是大英帝國的立法機構，掌握著決定殖民地或自治領命運的權力。倫敦帝國會議則為自治領發聲提供了舞台，特別是在1926年大罷工的時代，自治領代表的呼聲將對下議院的眾議員造成更大的影響。簡而言之，下議院的法律條文將深刻影響著自治領的權益，而帝國會議代表的宣言也影響著下議院的態度和會議的走勢，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為自治領的未來博弈。第二層協調是會場內部的矛盾。在1926年的下議院中，佔據著更多議席的保守黨很大程度會限制自治領獲得更多的權力，而新興的工黨和蟄伏的自由黨也希望藉此重振旗鼓，維護自身政黨的利益。特別是英國工人運動的背景下，保守黨可能在會議初期受到輿論上的強烈抨擊。可以看到，20世紀20年代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層面的交鋒將是下議院內部最主要的矛盾。而在帝國會議中，儘管各個自治領在爭取更多的權力這一大方向上保持一致，但在爭取什麼權力、與宗主國保持怎樣的關係上卻出現分化。這主要是由自治領之間不同的歷史造成的，比如白人占多數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比起經過南非將在會場上表現的更溫和。第三層協調是代表間的矛盾。特別是在下議院中，由於代表自身的經歷和地位，各個黨派也並非鐵板一塊。譬如保守黨內部有曾經任自治領官員或當地議員的代表，他們可能更會為自治領發聲；有曾經參加過第二次布爾戰爭和加里波利戰役的將軍，他們可能易被自治領代表所抨擊；也有話語權較大的英國官員，他們的發言將代表整個英國內閣……總而言之，這逐漸深入的三層矛盾，構成了會議系統的協調模式。

考慮到倫敦帝國會議的特殊情況，本次大會將不設置主新聞中心代表。一切會場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僅通過兩種方式進行：會議文件與非駐場英國內閣代表。在倫敦帝國會議中，代表就某一議題達成一致時，可通過宣言的形式通報下議院的代表；在下議院中，當議員就某一議題取得共識，將通過工作文件告知帝國會議的代表。這些工作文件將綜合起來，構成最終解決自治領問題的法案。同時，本次大會增設非駐場的英國內閣代表。這些代表將通過特殊發言等形式，維護自身的利益並促進兩個會場的進行。

這次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主要內容是針對米洛舍維奇的審判，可否闡述一下設計這樣一個議題的初衷？

由聯合國安理會827（1993）號決議以及其附的《國際法庭規約》設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主要針對90年代前半葉塞族與克族穆族的互相傾軋以及後半葉的科索沃問題進行審判。針對米洛舍維奇的審判主要從本人被押送至海牙法庭之後的2002年到去世的2006年之間，從科索沃、克羅埃西亞、波黑三個前南聯盟領土上被控的罪行進行庭審。

與大多數審判戰犯的法庭不同，前南斯拉夫法庭對米洛舍維奇的庭審在法理上具有比較強的爭議性，亦即起訴方並不能較為輕易地證明米洛舍維奇被控的罪行。造成這種情況的一方面是由於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並無前例，直接將米洛舍維奇引渡海牙監獄並進行審判的做法也具有一定的爭議，因此米洛舍維奇方不願認罪，並不斷就法庭的管轄權提出質疑；另一方面，即便能夠證明南斯拉夫人民軍（JNA）策划了有組織的屠殺或謀殺，許多指向米洛舍維奇直接參与了這些謀劃的證據依然模糊，使得針對分析證據的法庭辯論有較大的空間。此外，前南斯拉夫問題可以較為容易地進行拆分，也有利於代表節奏穩定地推進庭審。

可以看到本次大會開創了「國際刑事法庭」這一特殊會議模式。能大致介紹一下這種會議模式的創新之處嗎？

作為法庭，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被設立的目的並非解決某項國際議題，而是就被告，即米洛舍維奇，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年間被控的罪行進行公正的裁決。基於上述目的，每位代表的席位均非具體的國家或人物，而是在會前獲得法官、訴起方以及辯護方三職之一。

起訴方以及辯護方的主要工作是通過提交自身掌握的證據並進行辯論，試圖向法官證明被告有罪/無罪，其中證據的來源為現實中2002-2006庭審期間辯方或訴方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證據，以及所有沒有爭議的事實。法官的主要工作則是通過考量雙方的辯論並向雙方提出問題，最終給出裁決；換言之，法官需要根據起訴方以及辯護方提供的事實與解釋，並通過提問及時澄清情況以獲得真實。同時，國際刑事法庭的程序與常規委員會的議事規則具有顯著的不同。其核心並非主發言名單—動議的循環，而是基於立場陳述—證據出示並核實—法庭辯論—評議和宣判建立的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法庭的辯論依賴於對證據的掌握，代表需要擁有可靠的學術水平，出色的辯論技巧，並能夠準確地搜集適當的資料。我們期望代表能夠在會場中復刻十年前這場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犯審判，以自身的思考作出獨立的決斷。

2018世界貿易組織總理事會將就近期受關注的貿易衝突展開深入的討論。可否介紹一下這一會議的議題設計與預期？

加入世貿被廣泛認為是中國在2001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對此後十幾年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然而，加入世貿享受低關稅紅利的同時，中國也在各種領域的經濟政策上收到了種種規則的限制。一方面，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在許多產業中完成了轉型，以巨大的優勢佔領了全球市場；另一方面，中國仍然在國內的市場以及關稅政策上受到詬病。中國於2011年發布對外貿易白皮書，宣布中國已履行所有入世承諾，然而在此後的一些案例中，部分WTO成員國仍然就中國的市場准入以及知識產權問題表達了不滿。

2016年，隨著中國入世十五周年的到來，約定的市場經濟地位相繼被美國、歐洲、日本等否認。替代國做法事實上成為了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循環論證：應用替代國做法確認了中國產業存在傾銷政策，而替代國做法本身即是應對非市場經濟體貿易行為的結果。

進入2018年後，隨著美國在貿易與全球化議題上趨於保守，有關中國的貿易紛爭再起。短時間內美國針對中國知識產權問題的指控與其他不公平貿易行為的調查密集出現，而中國對自由貿易的辯護亦振聾發聵。隨著中國正式就鋼鋁稅向世貿遞交申訴，當代全球貿易的標誌性組織WTO又一次受到了考驗。

顯然，該會場的代表需要對中國相關的貿易情況以及少數爭端個例具有透徹的了解，以對高度細分的貿易議題進行卓有成效的討論。然而，會場中不僅僅充斥著一個個數字與案例，亦有基於國際政治形勢的複雜博弈。我們期望通過這場會議，代表能夠獲得對當前國際貿易衝突的新理解。

可否分別介紹一下PPRDMUN2018英文會的主題？

本次PPRDMUN2018英文會由一個特殊委員會1763巴黎和談（CoP）和一個常規委員會希臘內戰歷史安理會（HSC）組成。

英文會特殊委員會關注於被丘吉爾稱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七年戰爭。法蘭西、英吉利、西班牙與葡萄牙將於巴黎楓丹白露宮聚集一堂，共同商討各國殖民地的未來以及這場戰爭的和平解決方案。隨著七年戰爭進入尾聲，在海外取得的決定性勝利的英國手握更多談判籌碼，逐漸向殖民地霸主邁進；法國在戰爭中黯然失色，寄希望於辯論與妥協，以維護波旁王朝的尊嚴；葡萄牙與西班牙分屬英國與法國兩方，但又企圖在會議中利益的衝突中尋找自身的定位。在後人眼中，這場會議的結果對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影響深遠，所以代表在1763年不應只著眼於眼前的利益，更應該未雨綢繆，思索未來。

而常規委員會則關注二戰後的巴爾幹，是時鐵幕還未完全落下而希臘風波驟起。從1946年希臘共產黨抵制希臘大選，到1947年希臘共產黨的發動攻勢，由於其他巴爾幹國家的赤化及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在土耳其等國的活躍，公開爆發的希臘危機事實上成為了東西對抗的前哨戰。一方面，莫斯科方面舉棋不定是否應當全力支持希臘共產黨，而同樣是依靠本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戰爭實現解放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則給希臘共產黨提供了大量支持；另一方面，英國由於其國內政治、經濟問題無力繼續支持對雅典政權的大規模援助，取而代之的是杜魯門政府的逐步介入——美國開始給希臘政府軍提供資金、軍備和顧問的支持。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首個解決一國國內問題的嘗試，希臘危機的結果和處理過程，可以說影響了接下來數十年的冷戰歷史。

從下周開始，我們將陸續推出「委員會巡禮」欄目，介紹各委員會的校內學術團隊，並對他們進行採訪。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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