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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伊緋:《二十四史》的「百衲本」與「聚珍本」

「二十四史」,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是被歷來的朝代納為正統的史書,故又稱「正史」。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前2550年),止於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二十四史總共3249卷,約有4000萬字。它記敘的時間,從第一部《史記》記敘傳說中的黃帝起,到最後一部《明史》記敘到明崇禎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後歷時4000多年,用統一的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二十四史的內容非常豐富,記載了歷代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事迹。

歷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主要有過三種版本:清乾隆年間的「武英殿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的「局本」,以及民國時期由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與中華書局排印的「聚珍本」。百衲本與聚珍本二十四史幾乎同時印製、同時發售,並受到來自不同層面讀者的喜愛與追捧,當年的暢銷與流行程度也不相伯仲,堪稱「二十四史」近代版本中的「雙子星」。

披沙瀝金「百衲本」

「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張元濟(1867—1959)主持下的商務印書館,耗費巨資廣搜各史的宋元善本,採用當時最先進的攝影製版技術,嘔心瀝血十餘年方大功告成。因「百衲本」《二十四史》選用的各種珍罕版本因年代久遠而殘缺不全,乃是通過許多版本相互參校、補綴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故得此名。「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其學術價值之高,從印製之初的各界讚譽到之後風行七八十年間的口碑,都足以印證。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潤始末記》

商務印書館1933年12月出版

民國十九年(1930)三月,商務印書館正式發布《百衲本二十四史預約樣本》,標誌著這部歷史上最佳版本的《二十四史》出版發行工作揭開序幕。預約樣本中刊載的「影印緣起」一文,記述著這部經典版本的誕生始末。原來從民國九年(1920)開始,正在輯印「四部叢刊」的商務印書館就注意到《二十四史》的版本問題。在當時沒有更佳版本的影印底本情況下,不得已用武英殿版為底本,曾經影印過一部分,用於零售配售。在張元濟多方搜求之下,逐漸的彙集到一部分宋元古本的二十四史。到民國十五年時,「四部叢刊」重印之際,在眾多讀者的期盼與催促之下,商務印書館曾發布預告,稱除《明史》仍用殿版影印之外,其它的基本都以珍罕的宋元古本影印;並且陸續印製了一部分預約樣本,開始接受讀者預訂。民國十九年(1930)時,《前漢書》與《後漢書》兩部重要史書,即「前四史」之一,均在館藏已有元代版本的情況下又搜求到了宋版。這樣一來,由商務印書館主持影印的《二十四史》,其中頗為重要的「前四史」全部得以用宋版古本影印。張元濟這才如釋重負、「差弭前憾」,正式宣布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公開發售。

「百衲本」《二十四史》,按照原訂預售計劃,應當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全部出齊。但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飛機轟炸並焚燒了商務印書館上海總部,不但已經印製好的大量圖書、印版毀於一旦,甚至於館藏的宋元古本原本也未能全部搶救運出。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除了「一二八」事變之前已經印製完畢並按預約售出的前兩批六種史書,以及剛印製完不久的第三批四種共計十種史書之外,其餘「十四史」均需重新製版,有的還要重新搜求古本加以影印。即使在這樣艱難處境之下,張元濟仍舊在當年三月,發布了「重訂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預約樣本。這份重訂的預約中,刊載了經歷浩劫之後商務印書館的特別啟事。啟事除了聲明書館的損失慘重以及續印的第三批圖書已於1933年底印製完畢之外,還特彆強調「續得版本視初印較為完善」。

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在一場浩劫之後,發布這樣一則頗具信心的啟事,固然有張元濟等同仁的全力以赴、共克時艱,當然也有業界、學界、藏書界各方人士的同心同德、鼎力襄助等因素所促成,但啟事中強調的「續得版本視初印較為完善」,除了有以上因素的推動之外,古籍校印工作流程的精細化才是重中之重。在《重訂百衲本二十四史預約樣本》發布之前四個月,1933年12月,商務印書館還發布了一份《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潤始末記》,這份文件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古籍校印過程中的影印描潤流程,並刊出了「底樣」與「清樣」以作比較,令人信服的認可其「續得版本視初印較為完善」的結論。

原來,要影印一部古籍,所用的有些底本並非初印,書板經多次刷印已有損傷,印出來的字跡筆劃多模糊斷缺,如果又找不到印得清楚的初印本來代替,那就必須在影印過程中插進一道描潤工序。即根據別的版本把模糊之處描清楚、斷缺之處補起來,使最後印出來的書基本上清晰可讀。張元濟在《影印描潤始末記》中提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底本最模糊的宋刻南北七史,必須在影印過程中加以描潤,其具體辦法是:「原書攝影成,先印底樣,畀校者校版心卷第葉號,有原書,以原書,不可得,則以別本,對校畢,有闕或顛倒,咸正之。卷葉既定,畀初修者以粉筆潔其版,不許侵及文字。既潔,覆校,粉筆侵及文字者,記之,畀精修者糾正。底樣文字,有雙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梳剔之,梳剔以粉筆。有斷筆,有缺筆,有花淡筆,彌補之,彌補以硃筆。仍不許動易文字,有疑,闕之,各疏於左右欄外。精修畢,校者覆校之,有過或不及,復畀精修者損益之。再覆校,取武英殿本及南、北監本、汲古閣本與精修之葉對讀,凡原闕或近磨滅之字,精修時未下筆者,或彼此形似疑誤者,列為舉疑,注某本作某,兼述所見,畀總校。總校以最初未修之葉及各本與現修之葉互校,復取昔人校本史之書更勘之。既定為某字,其形似之誤實為印墨漸染所致或僅屬點畫之訛者,是正之,否則仍其舊。其原闕或近磨滅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證者,補之,否則寧闕。闕字較多,審系原版斷爛,則據他本寫配,於欄外記某行若干字據某某本補。復畀精修者摹寫,校者以原書校之。一一如式,總校覆校之。於是描潤之事畢,更取以攝影。攝既,修片。修既,製版。製版清樣成,再精校。有誤,仍記所疑,畀總校。總校覆勘之,如上例。精校少二遍,多乃至五、六遍。定為完善可印,總校於每葉署名,記年月日,送工廠付印。」

能仔細看完張元濟所描述的這段「描潤」工序的讀者,恐怕無不為其精益求精的校印水準而由衷讚歎。即便沒有靜下心來,仔細看完這一大段專業性質極強的工序描述,只要稍一對照「底樣」與「清樣」之區別,無不慨嘆商務印書館校印工序的「妙手回春」之術,一部原本漶漫不清,而且本身還有訛誤的朽爛古卷,一經描潤,不但枯木逢春且還仍舊古意盎然。無怪乎「百衲本」《二十四史》始終被學術界奉為至寶、被讀書界譽為奇珍,更被藏書界傳為美談。「描潤」作為古籍影印中的最後一道殺手鐧,自然征服了當時代的無數讀者。事實上,這份《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潤始末記》,後來也被作為一份具有營銷效果的說明書,被附錄於《重訂百衲本二十四史預約樣本》之中。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縮印精裝本

線裝本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齊之後,商務印書館還推出了特製的專用書櫃。古色古香的收藏、陳列、使用一體化的這種書櫃,與「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道,構成了民國書香的又一道風景線。當然,民國時代的「洋為中用」之風,以及更經濟、更快捷的都市人群讀書需求,又促使商務印書館推陳出新、迎合時尚;後來又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縮印精裝本。採用縮印精裝之後,一本書即一部史,《二十四史》也就是二十四本精裝書,普通書架上一排的空間就可齊備,即方便實用,又大方美觀。就這樣,一部彙集了眾多珍罕版本、齊聚了各方力量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搖身一變,成為常用史學工具書,飛入尋常百姓家了。

一目了然「聚珍本」

當然,除了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外,中華書局排印的「聚珍本」《二十四史》,也別具特色,在《二十四史》的出版史上另闢蹊徑、再譜新篇。「聚珍本」《二十四史》的特色與優勢,不在於校印所使有底本的珍罕,事實上它正是以版本稱不上善本的「殿版」為校印底本;它的特色與優勢,恰恰就在於沒有使用直接影印古籍的方式,而是直接以鉛字排印的方式出版。

「聚珍本」《二十四史》印製所採用的鉛字及版式,並非普通的宋體或楷體鉛字版式,而是由西泠印社創始人丁輔之(1879—1949)研製的「聚珍仿宋」體鉛字及版式。1920年,剛過不惑之年的丁輔之,他研製的「聚珍仿宋」體鉛字及版式獲得「中華民國政府內務部第六三五號批文及執照」,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國家認可的,有自己版權的字體發明者和使用者。

他發明的這種字體,在中國書法與工業印刷之間架設了一條通道,也為追逐風雅的國人提供了一種批量製造的標準。中國書籍的製造開始擺脫對純手工的依賴,不再依賴於底版書寫者、刻版工匠以及刻印書籍投資者本身的偏好與個性,成為一種全民普及性質的文化熏陶;工業文明的成果在中國轉化為一種標準化享受,便利而且便宜。「聚珍本」《二十四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聚珍本」《二十四史》所使用的字體,正是鉛字印刷風行至今、仍在使用的「仿宋體」。

其實,早在拿到專利執照之前,丁輔之自己創辦的「聚珍仿宋印書局」就已經與商務印書館有過接觸與合作,但因其拒絕在商標中刪去「聚珍」二字,與商務印書館最終斷絕了合作關係。從1919年起,中華書局已經確定盤並丁氏的聚珍仿宋印書局。1920年6月,雙方議定正價二萬六千元的盤並金額。1921年議妥全部條件,正式訂立合同。是年6月6日的《申報》刊登了聚珍仿宋印書局的啟事:「本局已併入中華書局總廠,以後關於法律上權利義務完全由中華書局代表。」

從此,中華書局正式收購了聚珍仿宋印書局已鑄成的頭號、二號、四號,三號、三號長體夾注各歐體宋字共五種銅模鉛字和已摹寫樣本陸續刻鑄的頂號、初號、三號、五號及頭號、四號長體夾注及長短體字及西夏字體共八種銅模鉛字。(據1920年8月26日內務部給聚珍仿宋印書局經理丁輔之的註冊批件),並允准丁氏享有「聚珍仿宋體」專利三十年。同時還與丁輔之訂立十年的合同,由他擔任新設的聚珍仿宋部主任。

1920年,中華書局開始籌備輯印《四部備要》大型古籍整理叢書,這套叢書涵蓋「經史子集」四部精要,全套叢書達到了一萬一千三百零五萬卷,分訂為二千五百冊;印製這部大型叢書的重任,理所當然的選擇了丁輔之的「聚珍仿宋版」。1921年,中華書局正式以「聚珍仿宋體」排印《四部備要》。時任中華書局總經理的陸費逵特地在《校印四部備要緣起》云:「適杭州丁氏創製聚珍仿宋版,歸諸本局,方形歐體,古雅動人,以之刊行古書,當可與宋槧元刊媲美。」陸費逵又在《四部備要》預約樣本上撰有「增輯四部備要緣起」一文,再次強調「聚珍仿宋體」的重要,文曰:「辛酉(1921),杭縣丁氏創製之聚珍仿宋版歸諸吾局,丁氏,即八千卷樓舊主人也,字體精雅,印行之書,直可與明清翻宋仿宋諸精槧媲美。」

十年後,中華書局用「聚珍仿宋版」校印的《四部備要》大型古籍整理叢書,早已風行大江南北,備受讀者喜愛。《四部備要》中的「史部」,已經陸續以「武英殿版」《二十四史》為底本,校印發售多部。就在《四部備要》熱銷之際,1930年11月,也就是在商務印書館正式發布《百衲本二十四史預約樣本》之後八個月,中華書局趁熱打鐵,也迅即發布《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樣本》,開始公開預約發售。

在中華書局的預約樣本刊載的「校印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緣起」中,明確指出了這部二十四史的獨特之處與優勢所在。原來,為了方便普通讀者閱讀與研究,在注釋較多的「前四史」中,採用二號方體字印製正文,三號長體字印製注釋,極為醒目悅目。其餘各史,由於注釋極少,遂以四號方體字印製,視覺感受也頗佳。在全書的開本上,比照著「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六開本加大為五開大本,便於讀者在書頁間批註書寫。「字體之大」、「印刷之精」、「版式之雅」、「售價之廉」四大優勢,成為「聚珍本」《二十四史》的宣傳推廣之著力點。

「聚珍本」《二十四史》專用書櫃

事實上,由於擺脫了版本搜求上的精益求精,「聚珍本」《二十四史》的印製與發售,與「百衲本」《二十四史》相比較,要順暢便利得多。本就在熱銷中的《四部備要》,只需將「史部」中已有的《二十四史》抽出,重新集中施以大開本印製即可。按照預約承諾,全部《二十四史》分五期印製發售,至1932年6月將全部出齊。這樣的出版速度與效率,明顯比商務印書館要高,中華書局之所以能兌現這樣的承諾,其信心與底氣的根源就在於「聚珍本」《二十四史》的印版早已完成,作為《四部備要》的組成部分,印製流程早已輕車熟路、毫無困難。

再拿「聚珍本」的「聚珍」二字來講,其原意就是活字印刷的意思,本來也始於清代乾隆帝的稱謂,他認為「活字」一說不雅而替之以「聚珍」,「聚珍」有聚攏字模印就珍本之意。中華書局的「聚珍本」《二十四史》恰恰就是以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為底本加以校印的,從名目及史實上不但相映成趣、相得益彰,還有點歷史延續、再造殿本的意味。中華書局的以逸待勞、借力打力,在當年頗受市場認可,同時也收穫頗豐。

在《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樣本》中,中華書局甚至於提前設計了一座「聚珍本」《二十四史》專用書櫃,其規格款式幾乎與「百衲本」《二十四史》專用書櫃完全相同。當然,除了在櫃頂加刻的標字為「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各部史書的擺放位置及空間容量略有調整之外,與傳統古籍所用書櫃並無兩樣。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專用書櫃競相推出的背後,體現的乃是二者出版物之間的交替競爭與市場分割。「聚珍本」《二十四史》針對普通讀者的需求,與「百衲本」《二十四史》針對專業讀者的需求並行不悖;「聚珍本」《二十四史》的出籠依託於《四部備要》,「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締造也依託於《四部叢刊》;一個排印,一個影印;一個有美觀雅緻的字體版式,一個有精益求精的描潤校印,二者各具特色,也最終平分秋色。誠如某位學者所言,要說版本權威,得看「百衲本」《二十四史》;要說享受閱讀,則要看「聚珍本」《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4000萬字記載的4000年中國歷史,就這樣翩然來到近代中國。《二十四史》的前世今生,從筆錄、木刻到影印、鉛印,恍然間歷史的記載本身也在經歷歷史的洗禮。近代中國的出版爭鳴時代,開啟了民國出版史上的星光燦爛——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以各自的技術實力與文化底蘊,傾力打造了自己的星光大道。

中華文化的浩翰星空中,「百衲本」《二十四史》與「聚珍本」《二十四史》——這對「雙子星」交相輝映。它們以現代印刷技術為契機,以傳統文化理念為底蘊,不但譜寫了史學經典閱讀的新篇章,其自身的出版史也已成為近代中國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建國以來,中華書局承續傳統、再接再厲,重鑄《二十四史》的現代閱讀。傾力發動了全國史學界知名專家學者與古籍整理工作者,歷時二十餘年,於1978年全部出齊「點校本」《二十四史》。「點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選擇精當,點校體例謹嚴,點校確當,版式設計清晰便覽,《二十四史》在現代閱讀生活中重又煥發活力。

本文原載於《 中華讀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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