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印：古籍善本的整理與校勘

首先說善本，清末張之洞在《輶軒語》總二《讀書宜求善本》中說：

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訛不闕之本也……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刪削）；二精本（精校、精注）精校、精注；三舊本（舊刻舊抄）。

張之洞的這一說法，基本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所以，1985年《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亦說：

版本目錄學上關於「善本」的含義，向來是指精加校讎，誤字較少的版本或稀見舊刻，名家抄校及前賢手稿之類。（見該書《前言》）

看得出，這與張之洞的說法基本上沒有出入。總結以上說法，我們大體可以這樣說：

有校勘價值的善本不一定是舊本，但一定是足本。

有文物價值的善本，一定是舊本，但不一定是足本，也不一定有校勘價值。

一般來說，不少善本，大都既有校勘價值，又有文物價值。

我們整理古籍選擇底本，強調的主要是第一點，尤其是「足本」這一因素，更需十分注意。因為東西雖好，不成完璧，終是最大的遺憾。如宋本《冊府元龜》，好雖好，但只剩了幾百卷，而明刻此書，卻有一千卷之巨，完整無缺，哪個更實用是不言而喻的。

那麼，為什麼要選善本作底本呢？底本的含義又是什麼呢？

我們所講的底本，是古籍整理概念上的底本，與以往所說的底本概念有所不同。據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稱，在宋代，「凡公家文書之槀，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清人段玉裁在《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中亦稱：「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這裡說的底本，是指賈逵、孔安國、陸德明、杜預、鄭玄等所注諸經之原本，也與我們說的底本不同。

我們所說的底本，是指新古籍整理本的藍本，也就是說新的古籍整理本的文字，基本上就應是選定的底本的文字。所以，校勘時諸本之間不能「擇善而從」，而必須保持底本的基本面貌。它本文字優長之處，可用異文校記予以表示。只有在底本文字不能讀通的情況下，才可據它本文字予以校改。南宋方崧卿的《韓集舉正》就是採用的這種方法。朱熹批評他說，其校勘「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錄。」（《昌黎先生集考異》卷一）這「尤尊館閣本」，正道出了方氏校勘《韓集》是以館閣本為底本的，底本在校勘中，處於「獨尊」的地位，因此，底本需要慎重選擇。整理「二十四史」，大部分即採用的這種類型。講到這裡，底本為什麼要選善本，就容易理解了。

不採用底本的校勘，則與上述正相反，它雖也用一個本子作為工作用本，但這個本子沒有「獨尊」的地位，校勘時，諸本之間可以「擇善而從」，而且版本之間的採摭，一般不寫校勘記。這樣，新整理本的文字，就是由該書各個版本的文字拼湊起來的，它既不是甲本，也不是乙本，而是一個兼備各本之長的新本子。

上面提到的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其校勘就是這種類型。他說：「故今輒因其書（指方崧卿《韓集舉正》），更為校定，悉考眾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基本上道出了不採用底本的校勘特點。這次整理「二十四史」中的《南史》、《北史》、《隋書》等，都是採用的這種類型。南、北史的《出版說明》說：

我們這次點校，《南史》和《北史》都是採用百衲本 （即商務印書館影印元大德本）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閣本、武英殿本進行通校，以南、北監本和金陵書局本作為參校。《北史》以南監本、武英殿本進行通校，以北監本、汲古閣本作為參校，又查對了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殘卷。版本異同，一般擇善而從，不作校記；但遇有一本獨是或可能引起誤解的地方，則仍寫校記說明。

《隋書》的《出版說明》寫道：

《隋書》最早的本子是宋天聖二年刻本，已經失傳。我們這次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種：一、宋刻遞修本，現存六十五卷，校記中簡稱「宋小字本」。二、另一種宋本，只存五卷，簡稱「宋中字本」。三、元大德饒州路刻本，簡稱「元十行本」（商務印書館「百衲本」即據此影印）。四、元至順瑞州路刻明修本，簡稱「元九行本」。五、明南京國子監本。六、明北京國子監本。七、明汲古閣本。八、清武英殿本。九、清淮南書局本。在以上九種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兩種元刻本互校，並參校其他刻本，擇善而從。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記。

這兩個《出版說明》，前者是武漢大學歷史系陳仲安先生所寫，後者則為我的老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陰法魯先生所寫。這兩個《出版說明》都指明：版本間的校勘，擇善而從，並且不出校勘記。這正是不採用底本校勘的特點，同時，這也是它的缺點，這樣不留痕迹的改來改去，連整理者自己恐怕都說不清楚，究竟何處據何本而改，這是不可取的。

一般說，在能夠找到一個好的版本之情況下，大都先選定底本，再進行校勘，即採用有底本類型的校勘。如果情況正相反，比如，好的刻本殘缺嚴重，其他版本，又難以找出一個較好的「善本」，而是各有所長，在這種情況下，大都採取不要底本的校勘。為了區別於底本，我們稱不採用底本校勘而在工作時使用的本子，為「工作本」，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暫假本」，即暫時借用的本子。

校勘類型確定之後，下一步工作就是確定主校本和參校本。所謂主校本，顧名思義，即以它為主的校本，這種本子也叫通校本，即全書從頭到尾都要核校一遍。參校本則不同，它只是用來在疑似之處加以參考，不必通書都校。要確定主校本和參校本，就要弄清版本間的遞嬗關係，或者說，弄清版本的源流系統，找出每個系統的祖本，即最早或較早的刻本。根據「書三寫，魯成魚，虛成虎」的規律，一書刊刻的次數越少，其訛誤，相對於以後的刻本來說，就會越少。因此，用祖本主校，其他參校就可以了。之所以用祖本以外的本子參校，是考慮到，不少刻本，在刊刻時，確實也改正了以前刻本的若干錯誤，因此，不能完全棄而不顧。

什麼是校勘呢？我想這個定界需要搞清楚，這是任何科學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我本人這樣理解校勘：

通過一書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寫本、簡冊和唐以後的抄本、稿本等）和它書的有關記載，以及一書前後有關文字的核對，發現並儘可能地清除這部書在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字訛誤、衍脫、倒置、重文、錯簡及其它諸類問題，以恢復古籍的本來面目，以及指出有關記載的疑似問題，這就是校勘。（《中國歷史文獻學》76頁）

順便提及，從目前情況看，不少人把校勘錯誤地當成了校對，這是混淆了兩個不同的概念。首先，校勘，是古籍整理的一個帶有學術性的工作，而校對，只是一個出版環節，它的任務是保證校樣必須和原稿一致。二者雖都有「校」字，但內涵大不相同，這是必須要弄清楚的。近幾年來，我驚奇地發現，不少人講校對，概念並不清楚，他們所講，在很多地方都與校勘是混同的，甚至把校勘當成了校對。更可悲的是，這些概念十分混亂的文章還得了獎。必須強調，「校勘」，只是，也僅僅只是「古籍整理」範疇的一項工作。看來，目前強調一下它的性質還是很有必要的。

晉代的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內篇卷十九《遐覽》中說：「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梁代的庾仲容，曾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語，為三十卷，名曰《子鈔》，唐代的馬總，以為此書「繁略失中」，於是復加增損，成了《意林》一書。今傳本的《意林》卷四，亦有《抱朴子》中那句話，不過，「虛成虎」已成「帝成虎」了。而到了宋代真宗時修《太平御覽》，「魚成魯」又成了「魚成胄」了。六個字的諺語，幾經傳抄，就錯了兩個字。《呂氏春秋·察傳》還記有一個故事：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這所謂「讀史」，顯然讀的是當時的史官記錄，不會有太多次的傳抄，而仍然有因形近而誤的錯誤，古籍的流傳更可想而知。漢成帝時，劉向校理中秘藏書，發現的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等就是這類情況。前幾年，有人大作文章，說傳統認為出自《老子》的「大器晚成」，錯了，當如竹簡或帛書上所寫「大器免成」，其實，「晚」與「免」和「趙」與「肖」是同一類情況，都是傳抄時產生的差異，不足為怪。

所謂衍脫是兩種相反的錯誤類型，衍是抄多了，把不是本文的文字摻雜了進來；脫則是抄漏，把本是本文的文字抄丟了。關於衍文，我總愛舉《韓非子》卷十一《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的「郢書燕說」。這個故事說：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雲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這「舉燭」二字的誤書，就是衍文。這種情況，古書多有。例如《金史》卷八八《紇石烈良弼傳》，原有下面一段話：

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謚武定。

但是，《紇石烈良弼傳》分明寫著：「（大定）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裡……是歲，薨，年六十。」所以，在他死三年之前的「大定十五年」，決不會預先給他頂一個謚號。考本書卷八七乃《紇石烈志寧傳》，其中記云：「（大定）十二年，志寧有疾……是歲，薨……謚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足見，這是把卷八七《紇石烈志寧傳》的傳文，誤記到了卷八八《紇石烈良弼傳》的傳文，應該予以刪除。

相對來說，史書中的脫文，即抄漏的地方更為普遍。1988年，筆者在南京圖書館，用《己卯叢書》排印本《靖康稗史》，校藏於該館的丁丙抄本《靖康稗史》，發現較長的脫文往往脫去文句的末一字，與誤接正文的末一字或幾個字相同。如：

（一）《開封府狀》：道宗妃嬪一百四十三人名單中，「羅才人二十歲，名醉楊妃，即羅夫人」。之後，脫去「程才人十八歲，名雲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誤接的正文，與脫掉的文句末尾，都作「夫人」。

（二）《宋俘記》：昏德長女條，「玉盤入蒲魯虎寨，天眷二年沒入宮」。之後，脫去「三年十二月歿。金奴入達賚寨，天眷二年沒入宮」凡十九字，兩者末一句竟完全相同。

倒置就是把兩個字或幾個字的順序寫顛倒了。這種情況，我們在平時抄、寫過程中很容易發生。碰到這種情況，往往在兩字之間畫一乙號，這個符號頗像甲乙丙丁的「乙」字。故校勘學上，稱這種情況為「乙正」。如《金史》卷二《太祖紀》，有一條校勘記寫道：

斬統軍實婁於陣 「實婁」原作「婁實」。按本書卷七一《斡魯古勃堇傳》，「與遼都統實婁戰於咸州之西，敗之，斬實婁於陣」。《遼史》卷二七《天祚紀》亦記天慶四年十二月「南軍諸將實婁、特烈等往援咸州，並為女直人所敗」。今據乙正。

關於重文，這裡主要是指史實上的某些重複記載。如《金史》卷十一《章宗紀》，泰和三年（1203年）十月庚申，「尚書左丞完顏匡等進《世宗實錄》」。但是，同書卷十《章宗紀》，明昌四年（1193年）八月辛亥，亦明記「國史院進《世宗實錄》」。十年之間，不會再進「世宗實錄」。一般認為，這次所進，應是章宗的父親《顯宗實錄》。需要指出，史實只有一個是真實的，重複的記載，其中必有一個是錯誤的。

關於錯簡的問題，我們只是借用了這個名詞，專指把文章抄錯亂，或張冠李戴的情況。例如《大金國》卷四十《許奉使行程錄》，有如下一段文字：

第二十七程，自沈洲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自此所至，屋宇雖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離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不難看出，第二十七程末「離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共十八個字，應該是第二十八程「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的進一步說明。是第二十八程的開頭部分，這裡卻錯抄在了第二十七程之末。

類似以上這些錯訛，都要通過校勘來解決。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的整理情況看，大體採用兩種不同類型的校勘，一種是採用底本的校勘，一種是不採用底本的校勘。

採用底本的校勘，是一種較為普遍使用的校勘類型。顧名思義，所謂採用底本的校勘，就是在一書諸多版本之中，選擇一種較好的版本，作為該書的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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