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格里《歷史、記憶與書寫》編輯說明
原標題：羅新：格里《歷史、記憶與書寫》編輯說明
帕特里克·格里《歷史、記憶與書寫》編輯說明
羅新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教授是當代美國歐洲中世紀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以領域寬廣、思想深刻和風格獨特為學界推重，他的許多論著都已成為相關領域的「標準文獻」。我們選編他的部分論文譯成中文，是為了向中國讀者介紹他，不僅看他面對遙遠的過去時如何提出問題、組織材料並給出解釋，更重要的，看他如何理解過去與現在、歷史與未來的關係，如何回應當下社會的歷史焦慮，以及如何踐行歷史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道義責任。
格里1948年9月生於美國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本科就讀於阿拉巴馬州的斯普林希爾學院（Spring Hill College），1970年本科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學習歐洲中世紀史，先後於1973年和1974年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隨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擔任了6年助理教授；1980年到佛羅里達大學，擔任副教授、教授；1993年轉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除了擔任教授，還主持多個研究機構和重要項目；在任教於加州大學的20年間，他於1998至2000年暫時離開洛杉磯，到印第安納州的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擔任中世紀研究所的所長和教授。2012年格里教授從加州大學退休，隨後加盟位於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簡稱IAS）的歷史學院擔任教授。他的職業生涯以普林斯頓始，看起來也將以普林斯頓終。
格里進入歐洲中世紀研究這個門檻相當高的領域時，這個學科在美國還不是很發達，或者說，歐洲的中世紀研究者對他們的美國同行還不是很看重。他最早對中世紀感興趣是在本科時。斯普林希爾學院雖然是規模很小的文理學院，但對格里來說非常幸運的是，他入學時正趕上學院推行試驗性多學科「西方文明名著」項目，該項目把歷史、文學、神學、哲學和藝術等多個學科串在一起，按時代先後分為古典、中世紀、近代和當代四個階段，每階段一個學期，由不同學科的多個教授進行密集教學，學生被分配的閱讀量大得幾乎無法完成，每周達2至3千頁。這個項目在斯普林希爾學院並沒有持續幾年，但格里恰好趕上了，並且完全迷上了，特別是中世紀這一段。選課不到三個月，他就放棄了入學時選定的生物學專業，全身心投入這個項目。
甚至從本科低年級開始，格里已決定在中世紀領域走得更遠。更幸運的是，主持這個項目的教授是從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獲得博士學位的，在他幫助下，格里休學一年前往歐洲，進入魯汶天主教大學哲學系（1968-1969）。在魯汶的一年，格里接受了傳承自法國年鑒學派的歷史學訓練，也深入接觸了存在主義現象學（Phenomenological Existentialism）。他不顧父母反對，執意長留歐洲，偏偏這時越南戰爭爆發了。按規定若繼續在比利時逗留，他就會失去斯普林希爾學院的學籍。於是他返回美國，一年後從斯普林希爾學院哲學系畢業，隨即進入耶魯大學，師從羅伯特·洛佩茲（Robert Lopez）教授，學習中世紀史。在耶魯讀書期間，他也被徵召入伍，一方面學習中世紀史，一方面接受軍事訓練並研究軍事科學。四年後獲得中世紀史的博士學位時，他的軍銜是陸軍防空炮兵中尉。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世紀偷盜聖物的現象，這就是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期間修訂出版的《中世紀中期的聖物盜竊》（Furta Sacra: Thefts of Relic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格里在佛羅里達大學任教期間出版了他的第三本書《在法蘭西與德意志之前——墨洛溫王朝世界的創立與轉化》（Before France and Germany: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rovingian World, 1988），這本書在大西洋兩岸都廣受好評，幫助確立了他在歐洲中世紀史學界第一流學者的地位。他後來的一系列論著都對歐洲和美國的中世紀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好幾種都成為各領域的經典參考文獻，如《與死者共生的中古時代》（Living with the Dead in the Middle Ages, 1994），《回憶的幽靈——第一千年末期的記憶與遺忘》（Phantoms of Remembrance: Memory and Oblivion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1994），《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源頭》（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2002），《最早的女性——從女戰士阿瑪宗到聖母瑪利亞的起源神話》（Women at the Beginning: Origin Myths from the Amazons to the Virgin Mary, 2006），以及《中世紀早期的語言與權力》（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2013），等等。
一般認為，在美國的歐洲中世紀史研究者中，格里的獨特之處是與歐洲大陸的學術傳統特別親密。他剛開始學習中世紀史時，就深受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後來他多次在維也納的奧地利歷史研究院訪問研究，與該學派的代表學者沃爾夫蘭（Herwig Wolfram）、布魯納（Karl Brunner）以及坡爾（Walter Pohl）交往密切，深深浸潤在德語學術傳統之中。為了更準確地把握這一傳統，他還翻譯了這個學派的創立人海因里希·費希特諾（Heinrich Fichtenau）的名著《生活在10世紀——心態與社會秩序》（Living in the Tenth Century: Mentalities and Social Orders）。在格里的研究中，長時段、社會結構變遷、語言轉向、文化心態、概念史、文本批判、記憶與書寫等等，都深深打上了法語和德語這兩種相互間差異很大的學術傳統的烙印。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又處在這兩個傳統之外，深層背景是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刺激和影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喜歡做一個穿行在邊境線上的人。」他的學術風格迥異於歐美同行，大概與他的這一成長曆程有很大關係。
格里對新技術和新材料的敏感也使他在同樣年資的學者中獨樹一幟。在加州大學期間，他主動把電腦網路技術引入中世紀史的教學與研究，主持了多個中世紀文獻和圖像資料庫建設項目，特別重視文獻之外的圖像資料在教學和研究中的作用。2012年來到高等研究院以後，他建立了一個多學科的國際團隊，使用DNA技術，研究中世紀史中最複雜、最模糊、爭議最多的蠻族遷徙問題。他們用從中歐和義大利的古代墓葬獲取的核基因建立數據模型，與依靠考古和文獻資料所建立的史學模型進行比較，來回答有關6世紀前後蠻族遷徙進入義大利的基本問題。
近十年來，在世界各地用基因技術討論歷史已蔚成風尚，但在格里看來，對基因數據的歷史解釋大多都是事後諸葛亮類型的，複雜的基因研究被缺乏深度歷史思考的研究者所糟蹋，他們總是求助於膚淺或過時的歷史論述。更糟糕的是，當前應用基因技術來研究歷史人群的，基本上都是專註於線粒體DNA和Y染色體DNA，二者因不重組而能分別提供母系和父系的信息，然而，非重組DNA所提供的只是個體基因遺產非常小的一部分。把本來複雜的證據減少到簡單的單倍群（haplogroup），人群的複雜性和異質性就會喪失。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極少有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從一開始就參與研究計劃的設計，參與樣本的選擇，並且把文獻和考古證據與分子生物學家的結論進行比對。格里團隊在項目設計之初，就確認哪些問題可以用基因數據來回答，以及哪些是基因數據所全然回答不了的。他們認為，基因數據可以揭示的信息，包括血緣祖先、健康疾病、人群的生物學構造、個人和人群相互間的基因距離、遷徙以及通婚情況。不過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確哪些是項目不予回答的問題，比如基因數據不能指認族群、語言、政治、社會或宗教身份。族群標籤是一種文化製造物，而非生物學事實。格里說，沒有一種基因序列數據能告訴我們某個人是否哥特人或匈人，也不能指認某人是否語言學意義上的印歐人或漢人。
在美國古典學和中世紀學界1970-80年代的「歷史批判理論」和「語言轉向」中，格里是參與者和推動者之一。他的學術寫作中處處可見強烈的批判性和時代關懷，最能體現這一風格的是《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源頭》一書。冷戰結束後歐洲民族主義思潮與政治實踐重新返潮，作為歷史學家，格里作出了歷史學的回應。他寫道：「現代史學誕生於十九世紀，其孕育與發展，都是為歐洲民族主義服務的。作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工具，歐洲各民族的歷史書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們對過去的理解變成了一個富有毒害的垃圾場，塞滿了族群民族主義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滲入社會大眾的思想意識。」
在另一個地方，格里還寫道：「自二十多年前蘇維埃帝國崩塌以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領導人已經發現，重提英雄歷史、民族起源、早期國土獲取和統一文化的古老神話，有一種激發大眾的威力。東歐固然如此，而在『老歐洲』的部分地區同樣如此。比如在比利時，佛蘭德人族群認同已很大程度上摧毀了本就不強的國家認同。又如在加泰羅尼亞地區，加泰羅尼亞認同使這個地區除了法律層面外已在各個方面從西班牙分離出來。」正如舊的歐洲民族主義的基礎是拉茲（Wolfgang Laz）等人創建的古典末期至中世紀早期的「民族大遷徙」歷史論述，如今意圖消弭歐洲內部裂隙的學者和政治家正嘗試創建一種足以把歐洲團結在一起的「統一歐洲」的歷史論述。在格里看來，這種新論述內在的非歷史性與拉茲的民族大遷徙神話比起來，一點也不是更可取的。
傳統歷史學有兩個與生俱來的思維傾向，可概括為「起源崇拜」和「遷徙崇拜」：總是把當下的人群構造追溯到遙遠的過去，給出一個線性的、單一的起源解釋；總是把某一歷史人群的出現，解釋為跨時空長途遷徙的結果，而忽視或無視任何人群都處在持續的解體與重構的過程中，其邊界是流動的和不清晰的。遷徙神話是民族主義的歷史基石之一，格里的多種論著都致力於解構這類神話。至少從動機方面來推測，格里現在領導的用基因技術研究6世紀倫巴第人遷徙的項目，是要完成他在《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源頭》一書中因「文獻不足徵」想做卻難以做到的事情，即從根本上終結民族大遷徙的歷史神話。
我在認識格里教授之前，已經讀過《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源頭》，這本書對我反思民族史和民族主義問題幫助很大。2014年秋至1015年夏，我在高等研究院（IAS）做年度研究員（member），與他接觸的機會多了起來，特別是在每天午餐時。在每周四的例行專題報告會上，他對報告人的提問和評論引起我很大的興趣，他總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問題，他的評論常常讓人覺得原報告可以更上層樓。我們在午餐時交談最多，他對中國史學現狀非常關心，對中國中古史也提出很多問題，對我關心的話題總是給出許多有益的建議，常常在交談後回到辦公室用email發給我相關的研究資料。在高等研究院，我參加過一次他主持的應用基因技術研究歷史的工作坊，會上有學者批評某報告人沉湎於用DNA信息回答陳舊的歷史學問題。那個報告人反駁道：「從前的歷史學問題難道不也是我們今天應該回答的問題嗎？」格里立即說：「所有的歷史學問題都不是清白無辜的，他們都有自己的分子生物學傳承譜系。」我自己常常面對這類提問，格里的話讓我有茅塞頓開之感。
作為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訪人，格里於2016年4月到北大訪問兩周，期間做了兩次公開演講，參加一次圓桌會議，還與歷史學系的部分研究生座談兩次。格里的兩次公開演講，分別題為《歐洲認同在中世紀早期的構建：歐洲與北非面臨的當代挑戰》和《從基因看蠻族遷徙》，代表了他近年來主要關注的問題。圓桌會議的主題則是圍繞歷史學應用基因技術所面臨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參加者包括復旦大學、吉林大學等在相關領域非常活躍的學者，格里說他希望通過這種交流了解中國同行們關心哪些問題、使用什麼方法，以此探索未來合作的可能性。在與研究生座談時，格里不僅就學術發展、理論方法和論文寫作等傾囊以授，還主動談到了歷史學家對時代和社會的責任，經他同意，我們把他有關這個話題的錄音整理稿當作本書的代序。
關於歷史學家對時代和社會的責任，以及歷史學家在歷史神話的構建與解構中所起的作用，格里2010年在以色列接受訪談時，對「很多歷史學家自身也成為歷史神話的構建過程」這個問題，有如下一段精彩回應：
我們都是過程的一部分，沒有局外人，除非是火星歷史學家來寫地球。當然歷史學家也分左中右，他們都會把自己對現實的參與帶入到寫作中。我們都概莫能外。要是有人聲稱他或她的歷史寫作與自己的現實處境無關，那一定是自欺欺人。然而對職業歷史學家來說，存在著理應遵循的遊戲規則。當然我們並不總是遵循規則，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有職業共同體，這個共同體里持續進行著相互間有時相當嚴厲的爭論和批評，維持了一種張力，這樣才能防止某一兩個人獨霸對過去的構建。我想，歷史寫作保持多種聲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在以色列有這樣的歷史學家，他們書寫以色列過去的榮耀，正如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書寫德意志的榮耀。我也相信，在以色列還有另一些歷史學家，他們正積極地解構這些神話。正是這種混合的過程構成大眾論述的一部分。如果關於歷史的大眾論述熱衷於講述連續性、悠久性和偉大傳統，而對此不以為然的職業歷史學家們卻只在陽春白雪的專業雜誌上為了彼此而讀寫，那還是不行的。我們職業歷史學家應當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參與到這個過程的各個層面去，我們必須儘力回應所有問題，既為彼此寫，也為大眾寫。
歷史學家的學術成果與社會大眾的歷史知識之間往往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後者總是傾向於接受並滋育歷史神話。對這個問題，格里說：
這個問題、這種擔憂我是理解的。當然，人們相當喜歡那種講連續性的故事，這種故事比較有吸引力。不過，當職業歷史學家抱怨自己講的沒人聽時，多數情況下其實應該怪我們自己。假如我們是更好的寫作者，假如我們是更好的溝通者，我想他們會聽的。我真地相信這一點。這樣的歷史學家，我想到的有彼得·布朗（Peter Brown），他寫的是古典晚期，不是一個大家那麼感興趣的題目。可是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僅對那些關心6世紀歷史的人，更讓一般讀者看到了該如何理解複雜多樣的歷史現象。他能做到，就是因為他的寫作非常棒。19世紀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們，他們至少都是優秀的寫作者，他們寫得那麼好。當我抱怨那些瞎胡扯的書都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單而我的書卻買不出去，我想我得看看自己是怎麼寫的，我自己得負一部分責任。如果我們能改進自己的寫作與教學，那麼情況會好得多。
歷史研究與教學中，是不是應該更多關注歷史與當前現實的相關性，比如，是不是應該多談談如何吸取歷史教訓？格里說：
對所謂歷史教訓我們必須非常小心。關於歷史教訓，馬克·布洛赫寫過一篇相當棒又很悲傷的文章。（二戰中）法國潰敗時他和一群逃難者在一起，其中有一個軍官，在那反反覆復地說著有關德國的歷史教訓。布洛赫寫道，這個軍官根本不懂歷史，歷史從不重複，在這個意義上不存在什麼歷史教訓。布洛赫所寫的法國戰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一點也沒有涉及那種歷史教訓的幻影，諸如「德國從來如此，他們就是這麼行事，自古以來如此」。當人們都在大談特談「歷史教訓」時，布洛赫一個字也不提。如此簡化的斷言與聲稱並不是真正的歷史啟示。在9/11之後說什麼「看啊這就是我們應該了解的伊斯蘭」，真是膚淺荒謬。從1960年代我還是本科生時就不停聽到「相關性」這個說法，這種對歷史與現實相關性的要求，相當程度上是無的放矢。我們必須教給學生的，是批判性閱讀、批判性思考、批判性討論、批判性寫作，這才是真正的相關性，這才是一個自由社會裡的公民的核心品質，這也正是為什麼我們社會裡有那麼一些人不希望我們教這些。在課堂上教歷史時，我念茲在茲的優先目標就是這個。我們並不是把大家都培養成高中教師或職業歷史學家，我們是以歷史學為手段來培養批判性思維。然而不同於其他學科，歷史學涉及過去與現實的關係，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有人說歷史一再重複，有人說過去與現實間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清晰聯繫。過去對當前的確是有意義的。我們真正擁有的是過去，現實只是未來與過去的交匯點，其實是無所在之地。那麼我們必須批判性地反思過去，不管是什麼樣的過去。我們得教育學生如何與過去相處，過去決定了我們成為現在這個樣子，但並不能決定我們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格里能在學術上獲得如此成就，當然與他的天賦有關，但我們也許很難想像他克服了多少難以克服的困難。他在北京期間，我請他到我家做客，席間從書架上取下他的若干著作請他簽名。他簽名之前先拿出手機，在手機上拼寫他要題贈的話。他解釋說，他一直患有拼讀困難症（dyslexic），寫任何詞句都會犯錯誤。拼讀困難症患者竟然以人文學術為生，自幼及今不知要面對多少艱難險阻。他說他的第一本書《中世紀中期的聖物盜竊》第一版每一頁都有錯誤，「幾乎毀了我的職業」，後來再版時請人逐頁校改，才算有一個好的本子。正是因此，他非常感激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自動檢查拼寫的軟體，如Spellcheck等。他先在手機上寫，就是要利用手機的拼寫檢查功能，在手機上改好後再謄寫到書上。
在1998年的一次訪談中，當被問到「在你的職業生涯中，哪些是你覺得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格里回答道：「教學生並看到他們取得進步的時刻，在日耳曼語與法語兩個學術世界之間充當中介者的時刻，以及另一些時刻，在那些時刻，反思和體認我們文明的深遠過去與當下現實之間關係，並分享給大家，讓他們意識到，我們所做的一切對現實和未來都大有干係。」
據我所知，國內已有幾家出版社正在翻譯格里的多部專著，如《與死者共生的中古時代》、《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源頭》和《中世紀早期的語言與權力》等。他即將成為中國讀者所熟悉的西方史學家。但我相信，他的許多單篇論文同樣值得引介給國內讀者。2016年格里教授訪問北大期間，我們提議選譯他的部分論文結集出版。他表示支持，並協助我們確定了篇目。非常幸運的是，有這麼多朋友願意參與翻譯，而且都及時、高質量地完成了這些論文的翻譯。這些翻譯者是：
陳浩，上海大學歷史系講師；
程方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胡鴻，武漢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江然婷，自由撰稿人和獨立譯者；
劉吉傑，獨立譯者；
劉寅，美國聖母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羅艷寧，自由作家和獨立譯者；
寧雅，匈牙利羅蘭大學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史系博士候選人；
吳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殷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後；
於子軒，北京大學元培學院本科生；
張畫沙，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趙剛，美國阿克倫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必須感謝的還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李隆國教授和博士候選人李宇恆，他們參與了譯稿的校對工作。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李學宜女士作為本書編輯，做了大量細緻繁難的工作。我本人是歐洲史的門外漢，本不宜充任這次選譯工作的主持，出於學習的熱情和對格里教授的尊敬，只好勉力而為。我對全部譯稿進行了通校，盡量做了一點點文字上的調整。原稿中的人名、地名等各類專名，不同譯者偶有不同譯法，我盡量做了統一和標準化的工作。有些問題則是格里原文里的，有時他在不同文章里採用了不同的的譯寫形式，這類差異我們一般也不求統一。由於原文常常涉及古代和中世紀的多種語言，翻譯和校對的難度非常大，譯稿錯誤必定甚多，敬請讀者垂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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