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補發林徽因遲到63年訃告，比起那些八卦謠言，我們更應該記得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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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非凡
四月，是一樹一樹的花開，
是燕在梁間呢喃，
遲到的訃告
我想過無數個歌頌四月的詩句，
可挑來挑去，
也好不過林徽因的。
而今年的四月，
就連常常敵視我
大天朝的《紐約時報》，
都變得一反常規，
刊發了一篇「遲到」了63年的訃聞。
自1851年該報創刊以來，
訃告的部分一直是被白人男性壟斷的。
可今年，《紐約時報》為了去彌補，
曾經忽視那些偉大女性的遺憾，
開展了名為「遺漏」的欄目。
希望將注意力拓展到，
那些曾被邊緣化的女性身上。
而林徽因在保護中國建築上做出的成就，
當仁不讓地得到了該欄目的首肯。
雖然近年來，
很多人喜歡用歧視的論調去評論名人，
將林徽因包裝成一位，
周旋於一群男人
中間的文藝綠茶婊，
她的情史被八卦了一遍又一遍。
而梁思成也莫名其妙地各種被「扒」，
甚至還捏造各種證據，
嘲諷他是性無能，
說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個人素質有嚴重欠缺…
但其實，
用八卦的方式，
談論梁思成和林徽因，
是我們最大的無知。
也許看完這篇文章，
你會理解為何這樣說。
在上世紀30年代之前，
中國許多古老的建築瑰寶，
因不被保護而化為塵埃。
那時的中國，
古代建築是被當作，
普通建築來對待的，
並非向西方國家那樣，
受到保護和研究，
直到林徽因和梁思成，
拿起了手中的畫紙。
令人遺憾的是，
他們在開始考察記錄之前，
許多古代瑰寶已逐漸坍塌。
他們想挽救這些，
已有好幾百年歷史的建築，
可是這些建築通常年久失修，
而且散布在很遠的地方。
古代王安石說：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
常在於險遠，
而人之所罕至焉，
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許多時候，
他們必須途經環境惡劣的農村，
才能到達這些建築的所在地。
這對梁思成和林徽因兩人來說，
並非易事：
梁思成年輕時，
遭遇的一場摩托車事故，
讓他後來走路
一瘸一拐
，而林徽因長期患有
肺結核
。他們住的客棧通常很臟，
到處是
虱子
，食物
也不幹凈，
而且常常遭受
造反農民、士兵
，還有
土匪
暴力的威脅。
可為了全面研究中國古代建築，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數年的光陰里，
一個忍著肺病，一個拖著傷腿，
從北平出發，
一路火車、汽車、自行車，騾子…
就則樣奔波於窮鄉僻壤，
與山巒溝壑中，
前後考察了，
137個縣市，1823座古建築。
他們依靠簡陋的工具、
採用古老的辦法，
測繪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據報道上的記錄，
兩人最大的收穫，
來自1937年的一次考察，
他們在山西省五台縣發現了
佛光寺
。
梁思成考證了它的年代，
對其進行了詳細的測繪編錄。
這座令人驚嘆的木製寺廟建於公元857年，
是當時中國已知的
最古老的建築
。它的發現更打臉了日本學者的斷言：
「中國的土地上沒有唐朝以前的木結構建築。」
當時，為了確定佛光寺的年代，
梁思成和林徽因爬進了，
寺里最令人生畏的地方：
那裡住著成千上萬隻蝙蝠和數百萬隻臭蟲，
他們的腳下到處都是塵土，
還充斥著無數死蝙蝠的乾屍…
後來梁思成在書中記述了那段經歷：
「在完全的黑暗和難耐的穢氣中,
好幾個小時的測量、
畫圖和用閃光燈拍照。
當我們終於從屋檐下鑽出來,
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
發現在背包里爬滿了千百隻臭蟲，
我們自己也被咬得很厲害。
可是我們的發現的意外收穫，
使得這些日子,
成為我多年來尋找古建築中，
最快樂的時光!」
而那個曾被冰心諷刺為
「我們家太太」的大小姐林徽因，
在當時也像個女漢子似的，
爬上爬下地搞測量。
她坦言：
「因為那時我們，
深怕機緣難得，
重遊不是容易的，
這次圖錄若不詳盡，
恐怕會辜負古人的匠心。」
人們總愛說：
林徽因，
不就是那個
害得金岳霖，
一輩子不娶的交際花嗎？
梁思成，
不就是那個前妻一去世，
就娶了女學生的官二代嗎？
名人的段子總是層出不窮，
而深入基層，
考察古迹建築一路泥濘這段，
卻因沒有噱頭，
很少被那些人提及，
這不公平！
不過也是，
一位過於漂亮、受歡迎的女性，
總會被人低估她的貢獻。
一位才學橫溢的，
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熏染的士子，
也只能從堡壘的內部去詆毀他。
而他們只是不說話，
因為中國建築史上，
那濃墨重彩的一筆，
已經說明了一切。
在二戰期間，
他們保護了日本歷史文化名城京都、
奈良的珍貴文物古建築。
日本報刊也一再把梁思成和林徽因稱為：
「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
可也是那個時候，
林徽因肺病爆發，
卧床不起。
戰爭彷彿永無盡頭，
他們在這裡度過了，
貧病交加的五年。
但在國共內戰時期，
他們還為保護解放戰爭中的古建築，
在作戰地圖上標示列舉，
在戰爭中避免炮擊轟炸的建築物標誌。
這給當時的戰爭帶來了很多影響：
不管兩黨打得再怎麼激烈，
也會去考慮到歷史建築問題。
後人很難想像，
焦土遍地的戰亂時期，
恰是一批中國知識分子，
智慧噴發的歲月。
建國後，
梁家終於結束，
九年流亡生涯，
回到北平。
此時的林徽因已無力，
站著和朋友合影。
在梁思成的建議下，
戰後的清華大學開辦了建築系。
而林徽因受周恩來之託，
參與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
為了抓緊新中國的建設，
手術摘去一個腎臟後的林徽因，
在卧病數年後虛弱地站起來，
和梁思成帶領清華大學設計小組，
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國家政權相結合，
畫出了國徽的最初原型。
在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過程中，
林徽因以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
唐代風格為藍本，
將牡丹、荷花，
和菊花三種花圖案，
融合在8個大花環浮雕中，
與歷史浮雕相互照應，
把英雄主題的樂章推向了高潮。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林徽因依然在病榻上運籌帷幄，
為保護北京城古建築而奔走呼籲，
直至最後與世長辭，
都仍心心念念著建築。
因為他們都知道：
歷史和文明，
總要有物化的東西來承載。
承載千年的古建築
一旦被毀，即是永恆。
「
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
或一角傾頹的奠基的靈魂，
無形中都在訴說，
乃至歌唱時間漫不可信的變遷。
」
兩位先生去世久矣，
可物轉星移、滄桑巨變之中，
就連美國的媒體也開始覺醒：
要為人類記住一段歷史，
守住一個傳奇。
可是，他們做的還是不夠厚道，
《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
摘錄了兩人很多著作中的觀點。
但有段話，
卻隻字未提。
「我們以前就知道，
美國和多倫多，
一些
著名的博物館展出的，
來自山西廟宇的壁畫，
是從日本文物販子手裡買來的
。 」
藝 非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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