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的災荒書寫
原標題：明清小說的災荒書寫
明清小說的災荒書寫*
王煥然
內容提要：明清小說，以鋪陳誇張之筆，全方位地描繪了水災、旱災、地震等多種災害場景，痛切地寫出災害的嚴重危害。災害破壞災民家園，損毀大量財物，造成糧食減產甚至絕收，致使物價飛漲，奪去人的健康與生命，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小說記述了自天子到民間採取的種種救災舉措，既有賑濟錢糧、賑粥、移粟、勸捐、安濟災民等務實之舉，也有打旱魃、禁屠、念經懺悔等巫術。作者批評貪官污吏等貪污防災、救災、治河及募捐款項，借災發財陞官的種種醜行，指出富人見死不救加重了災情，揭示君昏臣濁尤其是奸臣的胡作非為是天降災荒的成因，普通百姓為非作歹也會給自己招來災禍。小說書寫災荒，可增加故事情節的神奇變幻，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建構一個宏大完滿的藝術框架。
關鍵詞：明清小說災荒書寫報應
中國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災害眾多。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中
國抗擊災害史。有災就有荒，中國被西方學者稱為「饑荒的國度」。小說是明清的代表性文體，篇幅大，形式自由，反映生活面廣。其書寫災荒，描述災情災象，反映救災方略，揭露救災弊病，探討災荒成因，比其他文體更為細緻、全面、深刻。災荒場景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行為皆與平常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與之相應，災荒題材所寫事件更為離奇，塑造的人物形象更為鮮明，大大提高了小說的藝術價值。明清小說的災荒書寫，有其鮮明的災害學與文學的雙重價值，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一、災荒情景
中國是災害多發國，災害種類繁多。旱災、水災、地震、風災、火災皆備，頻頻發生。每一次災害都給自然環境、人們的生產與生活帶來巨大危害，在人們心頭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明清小說中有大量的災荒描寫，看了讓人觸目驚心。許多地方往往禍不單行，一種災害會引起連鎖反應，導致眾災並至《禱機閑評》第40回「據災異遠逐直臣」中寫同一年間揚州先奇旱後蝗災、山西地震、京都周圍水災、火災、地震接連發生《醒世姻緣傳》寫到明水一帶百姓罪孽深重，老天震怒，水災、旱災、瘟疫、霜災等紛至沓來，意在警醒這些人棄惡從善。小說作者常以誇張、排比、鋪陳的賦文寫法，極力寫可怕的災荒景象。如《檮杌閑評》第40回寫揚州奇旱:
田疇無潤澤，禾黍盡枯焦。炎炎赤日，青疇綠野盡揚塵；滾滾黃沙，闊澗深溪皆見底。數千里炎蒸似鍛，一望處桑拓生煙。林中不見舞商羊，岸上惟看走旱魃。神靈不應，謾言六事禱商王；黎庶驚疑，想是三年囚孝婦。[1]
其他如本書同回寫水災、地震、蝗災、火見《醒世姻緣傳》第29回寫明水水災，31回寫明水大旱、水災等，《西遊記》第87回寫鳳仙郡的災象，皆是此種手法。這樣的寫法富有氣勢，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效果，但缺乏對災情的細緻入微的刻畫，以量化數字寫災荒讓人感到更為真實可信《醒世姻緣傳》寫明水鎮的大水災:
頃刻間風雨驟來，雷電交作。那急雨就如傾盆注溜一般，下了二個時辰不止，街上的水滔滔滾滾，洶湧得如江河一般。……那雨愈下愈大，下到初十日子時，那雨緊了一陣，打得那霹靂震天的響，電光就如白晝一般，山上震了幾聲，洪水如山崩海倒，飛奔下來，平地上水頭有兩丈的高。[2]
災害破壞災民土地與家園，損毀大量物質資源，造成糧食減產甚至絕收，奪去人的健康與生命，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影響了社會穩定。小說對災荒後人們遭受的苦難有著更為真實細緻地描繪。旱災是災害之首，其持續時間長，發生的頻次高，對社會的危害也最大。旱災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水源奇缺，莊稼旱死，糧價飛漲，人們忍飢挨餓甚至餓死。博平縣「擔錢換水，幾家買奪爭先；迎客款茶，多半空呼不出。渾如漢詔干封日，卻似商牲未禱時。途中行客渴如焚，井底潛龍眠不起」[3]，《西遊記》記述鳳仙郡旱災:「富室聊以全生，窮民難以活命。斗粟百金之價，束薪五兩之資。十歲女易米三升，五歲男隨人帶去。城中懼法，典衣當物以存身；鄉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顧命。」[4]物質極度缺乏，物價高漲，人們鬻兒賣女，社會治安惡劣。《醒世姻緣傳》寫明水旱情，更是全面展示了恐怖的慘象。糧食奇缺，物價飛漲，「(小米)後更長至六兩七兩。黃黑豆，蜀秫，都在六兩之上。麥子，綠豆，都在七八兩之間。起先還有處去買，漸至有了銀沒有賣的。糠都賣到二錢一斗」[5]。為了活命，人們拋棄親人乃至骨肉，「小男碎女，丟棄了的滿路都是」[6]。災民瘋狂尋找一切可以吃的東西:
……說甚麼不刮樹皮、摟樹葉、掃草子、掘草根?吃盡了這四樣東西，遂將苫房的爛草拿來磨成了面，水調了吃在肚內，不惟充不得飢，結澀了腸胃，有十個死十個，再沒有騰挪。又有得將山上出的那白土烙了餅吃下去的，也是澀住了，解不下手來，若有十個，這卻只死五雙。除了這兩樣東西吃不得了，只得將那死人的肉割了來吃，漸至於吃活人，漸至於骨肉相戕起來。這卻口裡不忍細說，只此微微的點過罷了。[7]
先是樹皮、樹葉、草根、爛草、白土，最後甚至突破人性底線—吃人肉，乃至於骨肉相殘「起初也只互相吃那異姓，後來骨肉天親，即父子兄弟，夫婦親戚，得空殺了就吃。」[8]許多人活活餓死。
水災發生也很頻繁。水災發生時，平地變成澤國，堤壩被沖毀，家園被淹沒，財物被沖走，牲畜、家禽、人被淹死，許多人無家可歸《檮杌閑評》第40回寫都城附近武清縣天降淫雨，水高二三丈，莊稼被洪水沖走、淹死。民房、官署、糧倉被沖塌，淹死者不可勝數。《老殘遊記》寫齊東縣黃河水災，黃河裡的水高於民埝底有一兩丈高，衝決民埝，「那黃河水就像山一樣的倒下去了」[9]，轉瞬間水過了屋檐，給齊東的百姓造成了深重災難「看見那河裡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個，不遠一個，也沒人顧得去撈。」[10]明水鎮下了兩天暴雨「街上的水滔滔滾滾，洶湧得如江河一般」[11]，暴雨又引起山洪爆發「洪水如山崩海倒，飛奔下來，平地上水頭有兩丈的高」[12]。不少人在這場大水災中，丟了性命。張水雲屍首掛在樹上，被烏鴉啄吃。祁伯常被山上衝下的石頭打中，血肉模糊。
二、災荒治理
災荒發生後，對整個社會有極強的破壞力，救治及時得力，可以儘可能地減少損失，儘快地恢復社會生產與社會秩序，使社會儘早步入正軌，保持社會穩定。受到災害意識觀念的影響，人們或認為天降災害，或以為妖怪作祟，採取的救災辦法多種多樣。天降災害是因為人們品德有虧，做了上天厭惡的事，受到上天的警告與懲罰，以德救災成為最易做的事。從天子至百姓，都要承認錯誤，歸向正途，乞求上天的寬恕。游鳳翔上疏明熹宗說:「天心仁愛，人君多降威以示警；明主克謹，天戒每修德以弭災。懇竭誠修省，挽回天變，以保國祚於萬年事。」[13]帝王大臣會表現出與災民同甘共苦的姿態「老佛爺(康熙帝)憂慮民間疾苦，日日齋戒，並不騎馬坐輦，步行入壇，光頭不戴帽，率領文武，拜禱上帝」[14]。行仁政成為救災通行做法。大臣上奏明熹宗:「望聖明除繁去苛，布寬大之政，輕搖薄賦，停不急之工。」[15]王司馬亦懇請皇上「停刑、減稅」[16]，王紹微也請求「崇養士節」[17]。
發生災荒時，地方官是第一責任人，他們需要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這既關係災民安危，也與自己仕途密切相關。在明清，救助者首先是官府。《于謙全傳》第九回、第十回敘述于謙救災，可以說是對封建社會地方官員救災的全方位描寫。
他行使一方權利，開倉賑民，造冊發粟出谷，煮粥於道衢。為了解決本地糧食匿乏問題，他差人往別地成熟處買米穀，不許當地遏閉攔截，對鰓寡孤獨者，查養於悲天院，給糧給衣，又令各地設醫藥局，治療疫疾。于謙還妥善安置流民，將他們另編里甲，撥給他們荒田灘涂。又奏請將那些五年以上的倉中糧食減價糶給饑民與流民[18]。後兩者都是其救荒的實際做法《明史》本傳有記。
《醒世姻緣傳》第31回記述明水發生旱災時，按院楊無山自己拿出一部分錢,裁掉一部分差役，但准許被裁者每人納50兩銀子復役。共湊了3500兩銀子，往收熟的地方糴了500石米，按冊籍賑粥。在三月初一日停止賑粥後，他出巡迴來，發現災民仍缺乏食物，又向撫院借200石穀子，再賑一月。他還在寺廟裡收拾暖房，夜晚安頓沒有家室的窮人。災荒年間，很多孩子被父母拋棄，李粹然設四個保嬰局，收養遺棄的孩子。其屬下13個州縣，設了不少保嬰局，救活了數千嬰兒。
僅靠官府之力來救助災民是遠遠不夠的。官府沒有那麼多的錢糧，地方官只能調動社會的力量來賑濟。但要讓官紳富豪捐出錢糧，談何容易！《醒世姻緣傳》第31回「縣大夫沿門持缽守錢虜閉戶封財」寫出勸捐的困難。綉江縣令為籌夠一百石米的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得了七八十兩銀子，離需要的錢數相去甚遠。于謙救災的最為光彩之處，莫過於想法讓眾多的富豪鄉紳捐款捐糧。白白讓這些人出錢出糧而毫無回報，他們肯定不願意。于謙沒有採取以權壓人、硬性派捐的作法。他以身作則，帶頭捐2500兩，下屬幾個官員有捐500兩者。他勸賢良富豪捐款，減價賣粟米，收養遺棄，勸富家巨族捐貸資粟以備倉廒。設倉廒(義倉與平準倉)的目的是為了防災。為了調動捐助者的積極性，他採用多種多樣的獎賞辦法。對低價案米者，根據平糶數量的多少，給以冠帶，免其差役、建坊族表等措施；對那些捐谷者，將其名字刻在倉前的石碑上。在豐年，他償還那些捐錢糧者。于謙採用的舉措，既讓災民得到救助，又讓賢良富豪獲得了好聲名，得到了實際利益，弱化了貧富之間的矛盾，維護了社會安定，一舉數得。
《醒世姻緣傳》第32回中晁夫人救濟鄉親的做法體現出民間施賑的大致情形。晁夫人本來等官府與鄉宦富室來救助百姓，看到沒有動靜，不忍心鄉親餓著，拿出自家積攢的糧食平糶，其價錢只相當於市場價的四分之一。為了防止有人多買，她預先將莊裡戶數、每家幾口調查清楚。對於那些沒錢買谷的，她又讓鄉約與兩個族人賑粥。其行動又讓一個武舉人感到汗顏，也一邊平糶，一邊煮粥。最後，兩個人約定，晁夫人糶谷，武舉人賑粥。兩個人又帶動鄉宦、富家大姓都出來捐米捐柴，幫災民度過了危難。
黃河十年九災，治理黃河成為人們難以解決的大事《老殘遊記》中老殘治河的辦法，其實是劉鶚的經驗之談。劉鶚的父親劉成忠精於河工算學，作《河防芻議》。劉鶚受其父影響，又結合自己1888年在河南、山東等地治理黃河的實踐經驗，著有《治河五說》《三省黃河全圖》《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河工稟稿》等，提出「修民埝束水攻沙」等具體措施。老殘反對史鈞甫紙上談兵的治河辦法，極力主張用東漢王景的治水之策:「他治河的法子乃是從大禹一脈下來的，專主『禹抑洪水』的『抑』字，與賈讓之說正相反背。自他治過之後，一千多年沒河患。明朝潘季馴，本朝靳文襄，皆略仿其意，遂享盛名。」[19]其具體做法是修築堤防、建立水門和分導水流。于謙對黃河山西、河南段進行了綜合治理。他讓百姓採取青柴蘆草等物，放在近水之處備用，沿河修數處大堤以減弱水勢，堤旁種上樹，大堤稍有損壞，及時修補，又在大堤上開數百處井來透泄黃河水勢。
巫術救災在明清時代佔據著重要位置。人們認為是上天神仙降災，所以往往燒香、念經、懺悔，乞求上天與神佛憐憫相助，消除災難。鳳仙郡因郡侯冒犯了上天神明，懇求孫悟空到天上求雨。孫悟空告訴他們是郡侯之過。合郡人悔罪向善「郡侯領眾拈香瞻拜，答天謝地，引罪自責。三藏也與他念經。一壁廂又出飛報，教城裡城外大家小戶，不論男女人等，都要燒香念佛。自此時，一片善聲盈耳。」[20]《施公案》第94回言天下大旱，康熙下令各省禁宰殺、禁葷食素，道士、和尚叩拜神佛，登壇祈雨。《三遂平妖傳》亦有斷屠之事，又敘寫各色人等的求神禮佛之舉:「本縣也有幾個寺觀，僧道們各依本科教儀，設醮修齋，念經祈禱。縣令淳于厚每日早上在城煌廟行香一次，全無應驗。」[21]《隋唐演義》第74回寫武則天因火災與四方水旱，禁屠，不許捕捉魚蝦，讓大臣修省。
人們認為妖魔也有法力，能興風作浪，取悅或制服他們，便可不遭災害。通天河附近的陳家莊百姓要給妖怪獻童男童女，才能保證這個地方風調雨順，古人常以為旱災是由旱魃掌管的，殺死旱魃便可除掉旱災。《子不語·孛星女身》載施道士善祈雨，讓撫軍捐錦被一條，白金百兩，自己捐陽壽十年，攝孛星入婦人體內，雷雨齊下。同書《旱魃》又記載了焚旱魃的祈雨方法《三遂平妖傳》第17回奚仙姑採用斬旱魃的方法，以為旱魃是孛星下凡，托生為嬰兒。她欲做法將孕婦肚中的旱魃殺死，把一個孕婦折騰得死去活來，天也沒降一滴雨，又要換另一個孕婦，被人識破趕走。同書中張鶯亦登壇祈雨，其所用方法是董仲舒傳下來的，用紙紮的黑龍，再加上隨身攜帶的葫蘆，祈得三尺甘霖。
三、災荒中的人禍
依照古人的觀念，災荒緣於人禍，沒有人的胡作非為，便不會有災害發生，並不是所有的災害都會帶來嚴重後果。如果做好預防、處置得當，有的災害本可以減輕甚至避免。反之，若不作為或處分失當，則會加重災情，《老殘遊記》中齊東縣黃河發生災難，便是一次人為的災害。史鈞甫食古不化，依漢代賈讓《治河策》，提議庄宮保不要與水爭地，廢掉民埝。庄宮保準備給埝上居民錢讓他們搬走，而總辦候補道這幫人為了保證廢民埝順利實施，故意隱瞞不讓百姓知道。庄宮保聽信了這些人的胡言，只是流了幾滴淚而已。這些官員與幕僚，為了自己的政績，置百姓身家性命於不顧，導致埝上十幾萬人都成了災民，財物被沖走，很多人被淹死。一些官員為了升遷之需，不顧百姓死活，匿災不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108回寫蔡笙侶因所在縣鬧了蝗災，動用常平倉款項先行賑濟，又挪用了一些別的公款，花了不到五萬兩銀子。相鄰幾縣匿災不報，上頭不信，認為不可能只一個縣有蝗災，派人下來查，也不知怎麼查的，報了無災，上面反認為蔡知縣捏報災情，擅動公款，勒令繳還，蔡知縣賠了個傾家蕩產，四處借債，也還差了八千兩銀子。委員沒有查出真相，可能是幾個縣向他行賄，也可能是沒有認真去查。
有人借災難大發其財，更加重了災情，把災民推向痛苦與死亡的深淵。一些貪官豪紳，依杖權勢，串通倉庫胥吏，貪污救災錢糧，再將糧食高價出售。如《百家公案》第79回《包拯斷斬趙皇親》講述在陳州賑濟的趙皇親，不僅高價出售糧食，一石30錢，暴漲30倍，甚至在一停糧中摻兩停土糠，害得百姓怨聲載道，最後被包拯殺掉[22]。《醒世姻緣傳》中曹無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污陷晁書、晁鳳高價賣谷，在谷裡面攙秕子或糠。但這樣的做法在別人別處應該是常見的。晁思才扛著三大袋子大秕子要求摻在好的穀子里。《子不語·饒州府幕友》言「太守侵蝕賑糧」，被百姓告發後「捏造印簿升斗出入」，將告狀百姓說成誣告官長，即刻斬首[23]。有巫師假借除災之名，招搖撞騙。凌濛初《拍案驚奇》卷39《喬勢天師禳旱魃秉誠縣令召甘霖》記述郭天師與女巫本無什麼道術，卻來騙災民錢財，又假借除旱魃，騙富人孕婦的錢，又用水澆窮人家孕婦，害得人死去活來。
更有人打著救災的幌子為自己升官發財鋪平道路。《官場現形記》第34回中閻佐之將請獎剩餘的募捐，打折賣給需要的人，掙一大筆錢，這錢便成了辦賑的「辛苦費」。晉地官員怕閻佐之在撫台面前說自己壞話，所以向他及其手下行賄討好。他借著山西賑災而獲得官職。山西撫台借救災之名，行敲詐之實。他讓閻佐之籌集錢款救濟災民。何師爺一眼便看出其用心:「現在太原府的百姓都已完了。到了春天，雨水調勻，所有的田地，自然有人回來耕種。目下逃的逃，死的死，往往走出十里、八里，一點人煙都沒有，那裡還要這許多銀子去賑濟。所以晚生想來，一定是撫台自己想好處」[24]。而何孝先也借賑濟晉災發了一筆財。他答應那些報捐在一萬兩銀子以上的，可以求得獎勵捐官職。等到三個月，居然捐到三十多萬銀子。其中捐銀一萬的三個，八千的四個，六七千的有十來個，他都按六七千報上去，剩下的銀子都歸他所有。對於捐款的用途，缺乏監管:「山西撫台得了這筆銀子，究竟拿去做了什麼用度?曾有一文好處到百姓沒有?無人查考，不得而知。」[25]而何孝先究竟募了多少銀子，更無人知。捐款應該專款專用，嚴格管理，防止款項流入私人腰包及挪作他用。
治河費用是明清財政開支的大項，款項多，事物多，作手腳容易，許多人把手伸向其間。《兒女英雄傳》形象地道出了治河中的種種亂象「這河工更是個有名的虛報工段，侵冒錢糧，逢迎奔走，吃喝攪擾的地方，比地方官尤其難作。」[26]謊報治水費用，少花多報，套取治河費用是他們採用的主要方式，如安學海治水時師爺所說「我們這些河工衙門，這據實兩個字是用不著，行不去的呢。」[27]所以他空著各項費用不填，等安學海批多少錢再填，而治水官員差役的各處費用，全算在治河裡，諸如盤纏、差役開支、官員之間的應酬走動，打點上面道里、府里的費用以至院費，還有驗收時的勘工、收工以至科費、部費。治河費用成了一塊人人盯著的肥肉「那一個不是指望著開個口子弄些工程吃飯的」[28]。安學海聽了之後，非常震驚「這豈不是拿著國家有用的帑項錢糧，來供大家的養家肥己胡作非為嗎？」[29]安學海堅決不按這些潛規則去做，結果遭到上下的一致反對、迫害，最終被找了一個治河不力的借口治了罪，可見治水裡面的腐敗是多麼的嚴重。真是咄咄怪事，彈精竭慮治河的人，卻被那些只知從治河中謀利的人所陷害。像他這樣「盡心竭力、事事從實，慎重皇上家的錢糧，愛惜小民的性命」[30]的實幹家，終究不為官場所容。此外官員治水時還偷工減料，造成工程質量低劣，災害頻發。黃河高堰下游一帶的工程「都是偷工減料作的，斷靠不住的」[31]。
有了災害，如果眾人同舟共濟，互幫互助，本可以減輕災害，共度難關。但有人為富不仁，一分錢糧也不願出。《醒世姻緣傳》提到縣大夫勸捐時，一個大富豪，至少有十餘萬糧，開始一粒不肯往外拿，後來勉強答應給兩石。舉人不但不給，反而說風涼話，認為是百姓做壞事，老天施以懲罰。「那些百姓富豪，你除非錐子剜他的脊筋，他才肯把些給你」[32]。有人還想藉機大掙一筆。《閱微草堂筆記》記一富室在歲歉米貴時，「閉凜不肯糶升合，冀價再增」[33]。有的狡猾官吏，不但不痛惜百姓的災難，反而雪上加霜。《于謙全傳》中豪富姦猾之徒，逼迫災民以賑濟銀兩償還舊債。《醒世姻緣傳》批評一些官吏逼百姓交糧，限定期限，不行就大刑伺候，弄得不少人家破人亡。
四、災荒起因
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中國早就有善惡報應思想。《尚書·伊訓》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34]《易經·坤·文言》雲:「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35]做了好事，天降吉祥，做了壞事，天降災殃。到了漢代，董仲舒解釋了天降災異的原因，將災異與帝王作為聯繫起來「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36]國家政治黑暗，君臣無道會導致災害出現，這是上天在警告統治者，是謂災異譴告。此時君臣如改過從善，災害便會消失。但若一意孤行，執迷不悟，小災釀成大禍，甚者會有亡國之禍。所以每當災禍來臨時，皇帝下罪己詔，大臣檢討自己過失，上疏批評朝政的弊病，希望皇帝有針對性地採取對策，採用寬厚仁明的治理措施，如釋罪囚、減賦稅、放俊臣、舉賢良等。董仲舒的理論，一定程度上起到屈君伸天，讓皇帝時時警覺，自覺調整修明政治的作用。雖君命在天，但事在人為。《隋唐演義》第三回說到國運興衰繫於人事「從來國家吉凶禍福，雖系天命，多因人事；既有定數，必有預兆。於此若能恐懼修省，便可轉災為祥。所謂妖由人興，亦由人滅。」[37]當災害降臨時，那些敢於承擔責任的皇帝會檢討自己。康熙暗想:「膚登九五，海晏河清，年豐歲穩，為何這等亢旱，缺雨苦民?莫非聯有失德之處，上帝震怒，警戒於聯。」[38]而當皇權旁落，權奸專政時，災害的發生便由後者來負。《檮杌閑評》第40寫到眾多的災難，水災、旱災、火災、地震接連不斷，詩云:「普天有怨不能平，致使災殃處處生。」[39]在小說作者看來，是因為權宦作惡多端，惹動上天降災:「魏忠賢殘害揚州，又攘奪他人之功，將侄子分茅列土，忽把個村夫牧豎平白的與元勛世爵同列，朝班不獨人心不服，天道也是惡盈的。於是四方生出許多災異來，各處告災的文書紛紛似雪報到各衙門。」正直大臣也把矛頭指向一手遮天的魏忠賢。欽天監分析地震原因說「地震者陰有餘也，佔為主弱臣強，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之象。」[40]兵部尚書王永光道:「災異漸臻，必朝廷政臣有險人，顛倒悖謬，以逢天怒。」[41]大臣們希望藉機打擊奸俊的權力，促進政治轉向清明。
董仲舒的理論只是針對朝廷的君臣而言，對於廣大的民眾而言，道教、佛教的影響更為深刻。人們普遍相信離地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人做的一切，天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將來會一併賞罰。《抱朴子·微旨》雲:「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42]又說人身體里有三屍，專門向司命彙報人犯的過失，灶神也專門彙報人的罪過。人做了壞事，便會多災多難，減損壽命。到了宋代的《太上感應篇》中，形成了系統的善惡報應理論:「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43]奉勸人「諸惡莫作，眾善皆行」[44]。此後多有帝王提倡刊刻、閱讀此書者，一心向善成為人們普遍的倫理追求。佛教有因果報應說，講究有因必有果，有所為必有所報，依報的時間不同分成三報，即現報、生報、後報。現報即現世報，生報即來生報，後報即二生或多生後報。中國上古已有的傳統觀念思想再加上佛道二教的影響，使善惡報應思想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明清兩代，帝王多有提倡讀講善書，以善書教化人心者，鼓勵人們存善心，做善事。善書揉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將行善得福、行惡招禍的意圖闡述得異常清楚。人們往往將致災之因歸為言行有過受罰。《拍案驚奇》卷39郭天師分析晉地旱災道:「亢旱乃是天意，必是本方百姓罪業深重，又且本縣官吏貪污不道，上天降罰，見得如此。」[45]所以他敢以此指責狄縣令「做官不才，本方該滅，天時不肯下雨」[46]。雖然郭天師是信口雌黃，但這卻代表了當時普遍的看法《包公案》中第12則「石獅子」記市頭鎮發大水，全鎮淹死二萬多人，其原因是:「全鎮為惡者多，行善者少。……正因鄉民作孽太過，天以此劫數滅之。」[47]《西遊記》鳳仙郡郡侯冒犯神靈，將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狂言，此回的回目便是「風仙郡冒天止雨 孫大聖勸善施霖」。
《醒世姻緣傳》在寫明水鎮的大水災之前，作者用兩回的篇幅，寫了此鎮上人的惡貫滿盈。在第27回回目中特意點明「禍患無突如之理」，意在說明禍患其來有自:
只因安享富貴的久了，後邊生出來的兒孫，一來也是秉賦了那澆漓的薄氣，二來又離了忠厚的祖宗，耳染目濡，習就了那輕薄的態度，由刻薄而輕狂，由輕狂而悠肆，由悠肆則犯法違條，傷天害理，愈出愈奇，無所不至。以致虛空過往神祇，年月日時當直功曹，本家的司命灶君，本人的三屍六相，把這些眾生的罪孽，奏聞了玉帝，致得玉帝大怒，把土神掣還了天位；穀神複位了天倉；雨師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後，或多或少；風伯也沒有甚麼輕飈清籟，不是摧山，就是拔木。七八月就先下了霜，十一二月還要打雷震電。往時一畝收五六石的地，收不上一兩石；往時一年兩收的所在，如今一季也還不得全收。若這些孽種曉得是獲罪於天，大家改過祈禱，那天心仁愛，自然也便赦罪消災。他卻挺了個項頸，大家與玉皇大帝相傲，卻再不尋思你這點點子濁骨凡胎，怎能傲得天過?天要處置你，只當是人去處置那蛾蟻的一般，有甚難處?誰知那天老爺還不肯就下毒手，還要屢屢的儆醒眾生。」[48]
這一段分析，揉合了道教的觀念與災異譴告學說。觀察記錄人間罪過的神靈，把他們的罪孽一一向玉帝回報。玉帝不讓眾神再護佑百姓，風雨不時，五穀薄收，災害無常。這麼做無非是要儆醒眾生。但無論怎麼樣的災異，都不能讓這些人醒悟。他們仍不悔改且變本加厲「誰知那些蠢物聞見了嚴列星兩口子這等的報應，一些也沒有怕懼!傷天害理的依舊傷天害理，奸盜詐偽的越發奸盜許偽；一年狠似一年，一日狠似一日；說起『天地』兩字，只當是耳邊風；說到關帝、城煌、泰山、聖母，都只當對牛彈琴的一般」[49]。無奈之下，天降大水，後來又出現了更為可怕的旱災。
善惡報應宣稱好人自有天佑之，逢凶可化吉。《包公案》中第12則《石獅子》曰:「惟有鎮東崔長者好善布施，不與人爭。娶妻張氏，性情溫柔，治家勤儉。」[50]他還善待僧人，僧人告知天機:「即日本處有洪水之災，員外可預備船隻伺候走路，敬以此事告知，余無所言。」{51]征筆者懷疑，此作是受了「挪亞方舟』，故事的影響。《醒世姻緣傳》薛教授一家因為對神仙好，本來只有小姐一人不當死，結果合家得救。《聊齋志異》中夫妻兩個在水災中沒有選擇救兩個孩子而選擇了救母親，兩個孩子卻安然無恙。眾人「咸嘆謂夫婦孝感所致」[52]。《醒世姻緣傳》說:「那三分存剩的人家，不惟房屋一絲不動，就是囤放的糧食一些了不曾著水，器皿一件也不曾衝動，人口大小完全。彼此推想他的為人，都有件把好處。」[53]那些在災荒中救助別人的人，會受到老天格外的照顧。山西有一富人，老來唯有一子，其子與兒媳雙雙得重病，媳先死。老人曾夢大士告訴他:「汝本無後，以捐金助賑活千人，特子一孫送汝老。」於是給兒子娶親，終於留下一條血脈。
五、藝術作用
明清小說中的災荒書寫，可以更好地刻畫人物形象，豐富情節，使故事更為離奇曲折，極大地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性。
災荒更能體現出人性，利於刻畫人物性格。災荒年景，人們面臨的是生死考驗，災荒把人的優點與缺點都放大了，其間的人物性格更為鮮明、感人。《醒世姻緣傳》通過晁老太賑災，表現出一個關心鄰里、不計名利、善於謀劃的形象。她看著村民受苦，於心不忍，糶給他們谷吃，48個銅錢的谷，只賣12個銅錢，既不圖名，亦不圖利。她挑選有良心的四個人糶谷、賑粥，以保證谷、粥的質量，另外每月給他們每人五斗米。為了避免村民兩處得谷、粥，她與武鄉宦約好一邊只糶谷，一邊只舍粥。其義行感動周圍那些鄉宦、富家紛紛捐米捐錢，讓災民得到及時救助，沒有出現太嚴重的後果。
災荒是非常狀態，人們的生存環境極為險惡，為了能活下來，人們想盡一切辦法，甚至達到不擇手段的地步。傳統的、正常的思想、觀念、做法被人們拋棄了，一些不正常的甚至不可思議的事件與人物便出現了。小說中多有這樣的情節，如《醒世姻緣傳》吳從周夫妻吃學童的故事，《子不語·炮打蝗蟲》里蝗蟲吃人、炮打蝗蟲的事，讓人感到匪夷所思。救災故事寫作更富神奇色彩。很多災害的出現，或是神對人的懲罰，或為妖怪的興風作浪。要解除災難，必須祈求神收回成命，或者降妖除魔，極大地強化了情節的離奇與曲折。《施公案》圍繞一場旱災，展開了張天師與鯉魚精的驚心動魄的較量。全國大旱，康熙帝虔心求雨，驚動一個鯉魚精要博得封號，得預仙列。他化身為一個黑面僧，讓黑寺廟的喇嘛保薦他有呼風喚雨的本領，又鼓動水中精怪幫他完成這一任務，一同成仙。鯉魚精的行為激怒了張天師，他親自出山，阻止妖怪興風作浪，逛蒙皇上，又吩咐各路神仙把守四個方位。一場仙界與妖界的大戰就此展開，最終邪不壓正，妖界大敗，鯉魚精現出原形。作者用九回的篇幅，把這一場鬥爭寫得波瀾壯闊，有聲有色。
一些災害敘事對小說結構影響巨大。在古人看來，災害發生，皆是上天告誡世人，將有重大事件出現，二者之間是一種順承關係。有的小說以災害發生作為全書的引子，記述了故事的前因，與主幹情節融為一體。《水滸傳》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記宋仁宗三年，天下瘟疫盛行，天子派洪太尉去請張天師禳災。不料他遇張天師而未曾認出，卻放出了伏魔之殿中的36天罡,72地煞，也就是後來的梁山108將。有的小說以災害作為始終，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構體系，交待故事的來龍去脈。《檮杌閑評》的開頭與結尾都以治水為中心，開篇講碧霞君顯聖降靈簽，告訴黃達如何治水，並告訴他不要殺水裡的生物，而黃達與朱衡沒有按照神人的指示去做，焚燒了蛇穴，導致雌雄二龍與群蛇復仇，這便是魏忠賢與太后勾結起來迫害楊漣、左光斗等，演出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忠貞反權奸的鬥爭，構成了全篇主要情節。結尾「碧霞君說劫解沉冤」解釋了忠奸之爭的前後因緣，其言行讓全篇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圓形結構，也使全書籠罩上因果報應的色彩，弱化了東林黨人鬥爭的積極意義。
明清小說的災荒書寫，全面展示了恐怖的災荒圖景，描繪了災民的悲慘現狀，也寫出了社會各階層為救災採取的種種措施及付出的諸多努力，批判了貪官污吏、無良奸商藉機發財的醜惡行徑，揭示出人們迷信善惡報應、天降災荒的心理，更好地揭示了人性的善良與醜惡，讓故事情節更為神奇變幻。災荒書寫，大大提高了明清小說的思想性與藝術性，是我們研究災害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注釋:
[1][13][15][16][17][39][40][41]「明」無名氏《檮杌閑評》，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451,448,449,449,446,448,448頁。
[2][5][6][7][8][11][12][32][48][49][53]西周生《醒世姻緣傳》，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225-226,243,243,210,243,225,225,248,210,221,226頁。
[3][21]「明」馮夢龍《三遂平妖傳》，《馮夢龍文學全集》第七卷，遼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198頁。
[4][20]「明」吳承恩《西遊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7,1051頁。
[9][10][19]「清」劉鶚《老殘遊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42,29-30頁。
[14][38]「清」無名氏《施公案》，寶文堂書店1982年版，第221-222 ,221頁。[18]「明」蘇高亮《于謙全傳》，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 -64頁。
[22]「明」安遇時《包公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140頁。
[23]「清」袁枚《子不語》，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448頁。
[24][25]「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 ,471頁。
[26][27][28][29][30][31]「清」文康《兒女英雄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1,31,31,32,34頁。
[33][54]「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45,469頁。
[34]「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頁。
[35][唐」孔穎達《周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36]「西漢」董仲舒撰，「清」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59頁。
[37]「清」褚人獲《隋唐演義》，華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頁。
[42]「東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4頁。
[43][44]「宋」無名氏撰，馮國超主編《太上感應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8頁。
[45][46]「明」凌濛初《拍案驚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5,547頁。
[47][50][51]「明」無名氏《包公案》，寶文堂書店1985年版，第61,61,61頁。
[52]「清」蒲松齡著，朱其愷注《全本新注聊齋志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03頁。
【作者簡介】王煥然(1970-)，男，河南祀縣人，文學博士，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辭賦、讖緯與文學、歷代文學災害書寫。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古代文學災害書寫研究」(項目編號:13 BZW093 )階段性成果，河南大學博士科研啟動項目「古代文學災害書寫研究」階段性成果。
轉引自《明清小說研究》2017年第2期，總第1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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