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從前不慢

之一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慢》（馬振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有好多年了。在書店隨手拿起來，注意到封底印的兩段話：

速度是出神的形式，這是技術革命送給人的禮物。……當人把速度性能託付給一台機器時，一切部變了：從這時候起，身體已置之度外，交給了一種無形的、非物質化的速度，純粹的速度。實實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慢的樂趣怎麼失傳了呢？啊，古時候閒蕩的人到哪兒去啦？民歌小調中的遊手好閒的英雄，這些漫遊各地磨坊、在露天過夜的流浪漢，都到哪兒去啦？他們隨著鄉間小道、草原、林間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嗎？捷克有一句諺語用來比喻他們甜蜜的悠閑生活：他們凝望仁慈上帝的窗戶。凝望仁慈上帝窗戶的人是不會厭倦的：他幸福。

這該是昆德拉書中的自己話吧。

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慢的樂趣」？你怎知道古人就喜歡慢呢，他們只是無法更快，也不知道更快罷了。那些「英雄」，那些「流浪漢」，是在忙於到處「搵食」吧，哪裡是在「閒蕩」、「漫遊」呢？只是到了現代有閑社會，才會出現本雅明式的閑逛者。唐人盧仝詠鷺鷥詩有「欲捉纖鱗心自急……傍人不知謂閑立」之句，昆德拉所謂「慢的樂趣」，正類似於「傍人不知謂閑立」的想當然。僅就這些話來看，昆德拉未免以今律古，一廂情願了。

而昆德拉式的喟嘆，在中國作家筆下也不難見著。

最多人傳誦的，怕是木心的詩《從前慢》（收入《雲雀叫了一整天》）：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周曉楓在《浮世繪·只顧拚命往前跑》（收入《有如候鳥》）里有更直白的表述：

甚至是愛情，都懶得醞釀與沉澱。在悠遠的中國古代，人們捨得用大量的時間來思念和等待。抑揚頓挫，起承轉合。那些古人害羞到笨拙，剋制到古板，一生來不及經歷幾段情感。……快節奏里，什麼都是浮光掠影，混亂，動蕩，轉瞬即逝。一切都是破碎的。認識是破碎的，好奇是破碎的，熱情是破碎的，仇恨是破碎的……我們失去了專註的能力，失去了水滴石穿的耐心。

這些，無非透露出一種文人的懷舊感而已。相對於「從前」那個年代，車、馬、郵件又何曾慢呢，那已是當時的最高速度好嗎？「一生只夠愛一個人」，「一生來不及經歷幾段情感」？他們可是能三妻四妾外加青樓，也即同時愛幾個人、經歷幾段情感的。白居易「三嫌老丑換娥眉」，杜牧「十年一覺青樓夢」，恰恰是「從前」才可能有的事啊。

在技術革命發生之前，在文明和生活提速之前，古人的「慢」，並不是慢的——沒有現代的快作為對照，本無所謂慢。我們眼中的「慢」，在他們卻是常速，甚至是高速了。古人不會覺得他們是在過著「慢時光」。必須得體驗過了現代式的「速度與激情」，才可能生髮出重回昔日的心理衝動，才可能生髮出對「慢時光」的留戀。

假若古人真那麼喜歡慢，不喜歡快，就不會有那麼多對速度的奇思異想，不會有列子「御風」、費長房「縮地」之類的神話了，李白也不至於因「千里江陵一日還」、「輕舟已過萬重山」而大驚小怪了。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技術條件，因之，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生活習慣和精神風貌。我們已習慣了快，就不可能再回到慢的境地。說到底，對「慢」的禮讚，對「慢」的浪漫化，是一種「生活在別處」式的小資情懷，一種對高速時代的心理不適，一種浮泛的技術懷舊主義。

之二

新舊媒體的最大差別，無疑是傳播的速度。技術愈新，速度愈快，人人都追逐速度更快的新聞，手機、報紙之間的競爭，有如傳播界的龜兔賽跑，而這隻兔子是不會停下來的。但我們不要忽略一點，傳播技術固然與時俱進，而追求傳播迅捷的心理，卻古今無異；也就是說，互聯網時代要快，報紙時代要快，甚至前報紙時代也是要快的。

試以古人發表作品的情形為例。

南朝時謝靈運文名極盛，雖隱居鄉間，卻不礙其作品的傳誦。《宋書·謝靈運傳》云：

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

（按：《南史·謝靈運傳》作：「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

中唐時元稹、白居易並稱，所作號為「元和體」，是當時的「暢銷作品」。元氏去世後，白氏為他作墓志銘，形容其詩的流傳：

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

（《相國武昌君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僕射河南元公墓志銘並序》）

其實，這更是白居易己作流傳的寫照，他是在自己誇自己呢。

又有一則蘇軾貶官後的軼事。南宋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六載：

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彥……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

蘇詞里「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云云，無意中寫出了太守宴樂時不合法規的事，太守知道東坡的文字傳布極快，擔心授人以柄，故急急到來請東坡不要外傳。

清代黃景仁在朱筠幕中時，參加了采石磯太白樓之會，寫下著名的七古《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其友人洪亮吉後來述此事曰：

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遍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

（《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籤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

謝靈運的「宿昔之間，士庶皆遍」，元、白的「無脛而走，疾於珠玉」，蘇軾的「京師便傳」，黃景仁的「一日紙貴」，都可見作品發表和流傳之速。自然，這些皆是文學史上的頂尖角色，等閑之輩達不到這樣的傳播效應。

以上這些例子，大體都是手抄式的傳播，此外更有版刻式的傳播，那就更為難得了。清人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八記載乾隆時事：

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至會期，於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刻，三日內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

「出日」，謂日方出。以清代的刻書條件，當天即編輯成編，三四日即「出版發行」，堪稱速度驚人！這裡的「馬氏」即馬曰琯、曰璐兄弟，系在冊鹽商；「程氏」即程夢星，「鄭氏」即鄭俠如，皆是鹽商子弟。他們都算得上文人型的富豪，在文化人里是最有錢的，在有錢人里是最有文化的，故能不惜成本，成就此古典出版史的奇蹟。

與此相應，歐洲出版史上亦有其例。法國卡里埃爾提到：

巴西大收藏家何塞·曼德林向我展示過一個葡萄牙文的《悲慘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約熱內盧印刷出版，也就是說和法國的初版同年。僅比巴黎版晚兩個月！雨果還在寫作的時候，他的出版商黑澤爾就把書分章寄給國外出版商。換言之，這部作品在當時已經接近今天多國多語種同步發行的暢銷書。

（[法]托納克編《別想擺脫書：艾柯、卡里埃爾對話錄》，第50頁）

僅由這兩個例子來看，十八世紀揚州鹽商的出版效率，尤過於十九世紀的法國佬呢。

觀乎此，可知古人的傳播技術固然較我們差了十萬八千里，但就憑著人肉複印機、人肉印刷機，憑著人肉粘貼、人肉轉發，居然達到了「疾於珠玉」、「一日紙貴」的地步，你知道他們有多努力嗎？卡里埃爾就說：「在雨果的例子里，過去的效率高於今天。」誰說「從前的……車，馬，郵件都慢」呢？

同治五年（1866），旗人斌椿率隊游歐，在荷蘭參觀時賦詩一首，為荷人刊於報章。斌椿遂又作了一篇七絕《昨觀火輪泄水，偶題七律一首，已入新聞紙數萬本，遍傳國中。今日游生靈苑，所畜珍禽異獸甚多，長官具中華筆墨索題，走筆》：

遐方景物倍鮮妍，得句頻聯翰墨緣。今日新詩才脫稿，明朝萬口已流傳。

（《海國勝游草》）

習慣了「從前慢」的人，見到自己作品隔日即街知巷聞，興奮是自然的。這當是中國人初次於報紙——那時的「新媒體——發表作品後的反應。而一百多年之後，我們初遇互聯網的種種花樣，心情也不過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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