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泓水之戰：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邏輯變更的分水嶺

宋襄公，春秋時宋國國君。位列春秋五霸之一，其餘四位則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宋襄公泓水之戰兵敗，從此宋國一蹶不振。而其戰敗的主要原因是戰爭之中的仁義行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稱其行為是「蠢豬式的仁義」屬於腦殘性行為，也有不少人認為宋襄公是真仁義，於危難之間都能拋開利益，保持君子之風。要解釋這個問題，咱們還是要深入到歷史背景當中去。

泓水之戰

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楚軍進抵泓水南岸時，宋軍已佔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陣待敵。 當楚軍開始渡河時，右司馬公孫固向宋襄公建議：「彼眾我寡，可半渡而擊」，宋襄公拒不同意，說仁義之師「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 」。楚軍渡河後開始列陣時，公孫固又請宋襄公乘楚軍列陣混亂、立足未穩之際發起進攻，宋襄公又不允許，說：「不鼓不成列」。直待楚軍列陣完畢後方下令進攻。由於楚軍實力強大，經激戰後，宋軍大敗。宋襄公親軍全部被殲，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重傷。而後次年宋襄公重傷身死，從此宋國在也沒能崛起。那麼宋襄公為啥這個做呢？裡邊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內在因素，也就是宋襄公高舉仁義之名也為了興復商朝。另一個是外在因素，宋楚兩國的對戰爭的理解不一樣。

內在因素：宋襄公想光復商朝

周武王分封時，商朝帝族後裔的封地就是宋國，所以宋襄公是屬於商人。想想慕容復不過是一個胡族小國後裔，仗著長得帥點，拳頭硬點，沒錢沒糧沒地沒兵，帶幾個家僕都整天琢摩著謀反覆國，更不用說宋襄公了。宋襄公想復國是有確實證據的，宋襄公在伐鄭時曾與子魚論戰，子魚諫襄公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從子魚這句話里可以看出宋襄公興商之心。

那宋襄公哪裡的勇氣興商呢？咱們可以看當時的國際形勢。齊桓公死後，齊六子爭位，齊國公子昭求助宋國，宋襄公大義凜然，派兵護送公子昭回國，到了齊國，宋襄公殺死了豎刁、易牙等奸臣，立公子昭為齊國國君，就是齊孝公。齊國當時內亂剛平，齊孝公還是宋襄公幫他當上的，秦晉兩國在鬧饑荒，為了糧食打的不可開交。其他鄭，衛，魯皆是小國寡民，所以只有宋國還有點實力。所以宋襄公膨脹了，覺得時機正好。於是高舉的仁義的政治口號希望其他諸侯國能聽自己的。但其他諸侯國也不傻，你喊著仁義的口號在打鄭國還想著打完鄭國去打楚國，誰信？你的狼子野心誰看不出來。宋襄公只能證明給大家看，我是真仁義。於是泓水之戰就是最好的證明，你看我就不趁人之危，是真的仁義之師。

外在因素：宋楚戰爭邏輯的不同

《左傳》里有一句話「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就是說國家的大事只有祭祀和戰爭。所以春秋時期戰爭是一件很高貴的事情，高貴的事情是不能隨便做的，是要有規矩的，這個規矩就是要按照「禮」來打，打仗咱們要講禮儀，戰爭的目的也是要恢復「禮」的秩序；那會打仗如果不按照「禮」來打，贏了也是沒面子的。春秋初期的戰爭都是兩方軍隊排好兵布好陣在開始打的。春秋初期的戰爭禮儀性遠大於實用性，春秋初年的戰爭，均為橫陣正面衝突作戰，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宋襄公是商族後裔，血統高貴，那是非常懂禮儀的。反觀楚國，並不是周天子分封的諸侯，是黎苗祝融八族中的一支，一直號稱自己是蠻夷。其中楚王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所以楚國根本不懂中原那一套，用現在時髦的話說就是「我們不一樣」。所以泓水之戰在宋襄公眼裡是來教楚國守規矩的，在楚國人眼裡宋襄公就是來打架的，誰跟你講什麼規矩，打贏了再說。再加上楚國本就人多，宋襄公慘敗是必然的。

《淮南子》中有云：「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 泓水之戰標誌著自商、周以來以「成列而鼓」為主的「禮義之兵」退出歷史舞台，新型的以「詭詐奇謀」為主導的作戰方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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