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滅亡，早在魏忠賢獨裁統治晚明的700天時就已經註定

明朝的滅亡，早在魏忠賢獨裁700天時已註定。無恥與實用，縱然比道德主義接地氣，但卻是接到了地下塌陷區，是爛到根子里的政治。

從天啟五年七月絞殺東林六君子，到天啟七年八月天啟時代終結，這兩年零一個月，是閹黨黨首魏忠賢的絕對統治期。大明王朝這兩年雖然年號仍稱天啟，但實際上已進入「魏政」時代。

也就是說，這個曠古爍今的太監，治理了中國700餘天。

那麼，「魏政」的效果究竟怎麼樣呢？

對於這個時期的國家政治，各界評價不一。

有稱魏忠賢治國有方，是治世能臣，可與曹操相比。

也有說魏忠賢目不識丁，搞得大明國政極其混亂。

那麼，魏忠賢究竟是怎麼治國呢？

讓我們還是根據史料，讓事實來說話吧。

從魏忠賢的個人素質來講，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流氓痞子——來自社會底層，沒文化，沒受過教育，自私、貪婪、殘暴、無賴等特性都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但是為什麼那麼多士大夫願意跟他走呢？

這首先跟魏忠賢的敵人失策——即我前面多次提到的東林黨用人標準有關，東林黨人強調「君子入仕」，搞極端理想主義，為了天理而活、滅絕人慾，做道德表率，高品完人，調門太高，一般人做不到，也太苦了。

而魏忠賢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極端現實主義——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及時行樂，不承擔崇高使命，向身體里的自然慾望投降，不遵守過高的道德原則。

直至不要任何原則，不要任何廉恥，為了利益不擇手段。

雖然魏忠賢的主義走向了另一極端，但對大多數世俗人而言，還是魏的這一套，比東林的那一套，更容易接近。所以，俗士跟著魏黨走，就不足為奇了。

除了以上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魏忠賢不是草包，是有一定辦事和識人能力的人。在治國上，魏黨確實體現了一些比東林現實的策略，譬如對遼東戰將的任用上。《明史》記載，天啟初年，有人推薦一代將才袁崇煥守遼東，得到魏忠賢一黨肯定，魏忠賢把持的朝廷破格錄用了袁崇煥。

當然，因為品質與視野的局限性，魏忠賢縱然一時會用能人，但終究不能任人唯賢，總基調還是任人唯親。就拿對袁崇煥的使用來說，大家只知道他曾被魏忠賢破格任用，但可能不知，魏忠賢用袁崇煥，也是形勢所迫。他起初想用的遼東主帥，並不是袁崇煥。

打擊東林時，魏忠賢忌憚邊關傾向東林的戰將，於是在天啟五年即公元1625年10月，罷免了虛驚一場的「清君側」主角、遼東督師孫承宗，讓乾兒孫高第經略遼東。誰都知道這個高第是個十足的庸才，而且膽子特別小。據說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後，嚇得放聲大哭。

到前線後，他首先下令關外軍民放棄堡壘，撤到山海關內來。在他看來，孤零零的幾個堡壘，怎麼能守得住？還不如自己撤退。一時間，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棄，10餘萬石糧草棄於空城。關外軍民被強行驅趕入關，一路上死傷無數，哭聲震天。幸虧當時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堅決不肯撤退，保住了寧遠孤城。也正是這座孤城，後來頂住了努爾哈赤的猛烈進攻。

於是，為了保住客魏天下，魏忠賢對袁崇煥不得不用。

東林黨人被天啟皇帝摒棄後，袁崇煥依然帶兵打仗，羸得天啟六年的寧元大捷。這場戰役，袁崇煥以兩萬寧城守軍大敗後金（後來的清軍）六萬八旗軍，這是明朝與建州女真建立的後金交戰以來，首次明軍打敗後金軍，此役明軍殺傷後金軍1.7萬人，挫敗了努爾哈赤奪占遼西和山海關的企圖，把彪悍的八旗軍擋在了山海關外。後金大汗努爾哈赤在寧遠遭到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不久駕鶴西去。據傳，他是被袁崇煥的「紅衣大炮」打成重傷，傷病加鬱悶，恨恨而死。袁崇煥由此一戰成名，成為大明王朝的「萬里長城」。數月之間，擢升遼東巡撫、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全權負責遼東防務。

從袁崇煥的使用上，似乎體現了魏忠賢慧眼識人、唯才是舉。但是，深究事件背景，卻發現還是另有一番原委在其中。

袁崇煥被朝廷嘉獎後，不負眾望，連戰連捷。第二年即天啟七年六月又取得寧錦大捷，再次將八旗軍擊潰，保住了寧遠和錦州，使天朝保住了威嚴，恢復了自信。寧錦大捷勝利在北京引起的反響更為強烈。舉朝上下歡欣鼓舞，認為遼東形勢有了轉機，朝廷對有功人員不吝封賞。

但是，這一次大捷封賞，卻出現了滑稽現象：有功的、無功的，有關的、無關的各方面人員大肆封賞。數百人被加官進階，魏忠賢的那個侄孫、還在襁褓中的嬰兒魏鵬翼，也是在這次封賞中因「功」被封為「伯」。而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煥，卻是先升後降，加一級虛銜，而後免除了巡撫實職。

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是袁崇煥得罪了魏忠賢，拂了廠臣的意。在中國，業務骨幹往往都是情商不濟的人脈低能兒，軍事奇才袁崇煥也是這樣。本來，為了留在邊關殺敵報國，袁崇煥他對魏忠賢一黨委曲求全。在給魏忠賢建祠的熱潮不斷升溫的時候，他還同薊遼總督閻鳴泰等人聯名疏請，在寧前為魏忠賢建立一座生祠。這個請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許，並且親定祠名為「懋德」 。但即便是這樣，魏忠賢也沒有完全看上他。

對於袁崇煥的解職，魏忠賢也沒有說出過什麼正當理由，只用「暮氣難鼓」四個字敷衍。但實際情況卻是，魏忠賢派爪牙劉應坤、紀用、趙率教守錦州，八旗軍圍攻錦州，向寧遠袁崇煥求救，袁崇煥為破除後金「圍點打援」企圖，沒有分散兵力派出援軍，劉應坤這些人嚇得要死，擔心被八旗軍包了餃子，所以事後向魏忠賢告狀。於是魏忠賢開始嫌棄袁崇煥，對他打擊報復。

大敵當前，為了個人恩怨而罷免幹練的統帥，置國家大局於不顧，可以說魏忠賢的做法缺乏起碼的政治理性，甚至是一種十足的荒謬。

痞子治國，就是任性。魏忠賢一邊對功臣帶搭不理，一邊卻對草包馬屁精大加提拔，工部主事戴君恩因為善於溜須，被魏忠賢破格提拔為參政道任總監軍，可是戴君恩到達戰事前線之後，卻怯懦不敢迎敵，但即便這樣也不耽誤升職。因為他慣於鑽營，託人向魏忠賢手下的大紅人崔呈秀行賄。這招非常奏效，天啟六年，戴君恩被任命為太僕寺卿兼浙江按察司僉事。奮勇殺敵的被撤職，怯懦致亂的反而陞官。在魏忠賢專權的時期，用人行政常常就是這樣一團混亂。

魏忠賢專權時期的政治，反常規的情況經常出現。其中突出一點，就是高官任免頻繁，誰上誰下全憑魏忠賢拍腦門子，形同兒戲。

早在魏忠賢專權之初，就對朝中大員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天啟四年即1624 年年，內閣中共有七位大學士，而到第二年魏忠賢徹底獨裁後的年底，原來的內閣成員中只剩下一個顧秉謙還留在位，其餘六人都換了容顏。

在魏忠賢專權的時期，部院大臣的罷免率比正常時期高出了三倍多。這種人事上的頻繁更動當然不會是政治安定的表現。

在人事變更超常的同時，魏忠賢政權還有濫委重任的傾向。

魏忠賢執政期，法律也不再管用，他辦案抓人，連象徵性的司法程序也不屑走，司法根本就不再揮任何作用。對於魏忠賢一夥來說，國家律條不過是施行暴政的一種工具。用暴政來推行暴政，用十個新的錯誤來彌補一個舊的錯誤，似乎是一部分短視的獨裁者固有行為模式，而這種惡性循環的暴政也足以破壞暴政本身。

在魏忠賢專權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劇烈衝突，耗掉了它的大部分能量，龐大帝國主要是憑藉著慣性繼續運行。朝廷外的情況更是糟糕一團。山海關外軍事威脅火燒眉毛，陝西連年的天災逼得人們吃草根樹皮，最後發展到吃人。不久這裡成了農民起義的發源地，陝北農民終於揭竿而起，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說，明朝的滅亡，早在魏忠賢獨裁700天時已註定。無恥與實用，縱然比道德主義接地氣，但卻是接到了地下塌陷區，是爛到根子里的政治。這種政治，縱然能在沒有內外打擊的情況下混過一時，但終究會在國家有事時轟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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