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如何理解中國修憲？

不久前結束的兩會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里程碑，其中被外界認為難度最大的政治改革穩健、迅速地推進，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然而部分西方媒體的所謂「中國觀察專家」卻錯誤理解了憲法修正案關於取消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規定的意義，一葉障目地驚呼中國將進入「終身統治」，卻對真正將影響人類共同命運的重大改革舉措視而不見。

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老牌媒體《華盛頓郵報》網站在評論版以《Why Xi"s lifting of term limits is a good thing?》（取消任期限制為何是件好事？）為題，刊登上海風險投資家、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理事會理事、研究員李世默關於中國此次修改憲法重大意義的英文文章。

4月2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中國學者李世默文章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正式賦予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的一致性，意味著中國政治頂層治理結構完成轉型，使黨和國家在制度上密不可分。既然中共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國家政治機構，這項改革必然有利於國家和人民。

中共早已明確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並落實了領導幹部離退休制度。數十年來，中國各級黨組織在正式與非正式機制結合下，既有黨章明文規定，又有慣例可循。

憲法取消國家主席連任不超過兩屆的規定，是中國建設性政治改革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意義重大。這一系列改革從2012年十八大、特別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不斷出台並得到落實。黨與國家合而為一反映了中國政治治理的重大轉型，具有深遠意義。如今的憲法改革，反映該轉型取得了圓滿成功。

從1949年以來，共產黨的領導一直處於新中國政治基因的核心部分，但從制度建設角度來看，中國體制經歷了成長期的陣痛。中國最初實行黨政分開的蘇聯模式，中共中央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並駕齊驅，但實際上還是黨領導一切。這樣的制度安排帶來了結構性矛盾。

40年前當鄧小平開啟改革時，他考慮到文革後特殊的政治環境，推行黨和政府行政分工。當時的中共剛剛脫離混亂，原先的領導幹部全都來自計劃經濟背景，中國迫切需要引入市場經濟。在鄧小平政策感召下，一批年輕有為向前看的治理者有力地執行了各項改革措施。更重要的是，鄧小平集中精力重新樹立黨的各項規章制度。

此後數十年，在中共領導下，中國在最短的時間內使最多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善。

今天的中共向前邁進，站在中國政治治理舞台的中央。此次修憲把黨的領導從憲法序言寫入正文，進一步鞏固了中共的政治核心地位。在治理層面，此番改革創建了國家監察委員會，這個超級機構專門負責打擊腐敗。作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延伸，它將把紀檢委過去五年的反腐敗鬥爭進一步制度化。

正是在此背景下，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舉措具有重大意義。既然黨是最高政治領導，那麼行政意義上的黨政分開難免產生矛盾和困惑。隨著中國逐步崛起為世界大國，國家主席職位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對外交往中——也大大提升。對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的任期做出相匹配的制度安排，確保兩個職務由同一人擔任，對內將建立更高效、更連貫的治理結構，對外將確保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的行為更透明、更可預期。此舉顯示，中國政治體制發展到當前階段已趨成熟，可以自信地向世界展示其決策機制和權責安排。

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很好地結合了原則性與靈活性。從原則上否定終身制，輔以集體領導制和幹部離退休規定，足以防止錯誤的人不受約束的終身統治。但離退休機制的靈活性又允許合適的領導人延長領導任期。

可以說習主席在過去五年里為中國所做的事，超過了美國近三任總統——柯林頓、小布希和奧巴馬——從冷戰結束至今25年來為美國所做的事。這三位美國領導人坐擁冷戰勝利帶來的巨大紅利，卻未能在任期內有效地推動改革，反而製造了伊拉克戰爭的災難，更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白白浪費了歷史給予美國的天大優勢，使國家陷入失能的困境，有逐步失去世界領導地位之虞。而與此同時，包括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民調在內的許多調查都一致顯示，習近平是世界各國最受國民擁戴的領導人。

中共的政治改革絕不意味著個人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恰恰相反，黨的全面領導和核心地位才是中共治理哲學的主題。

如今，中國社會上下需求的反饋機制和渠道逐步健全。正是因為民眾對污染治理表達出迫切希望，政府才如此高效地採取行動，僅用了三年的時間便大幅改善空氣質量。相比之下，倫敦、洛杉磯等西方大都市在不斷去工業化背景下，花了數十年才取得同樣的成績，而中國仍然是蓬勃的工業強國。

習主席連任國家主席的任期剛剛開始，未來的路還很長。五年來，既然在他領導下的中國取得了非凡的成績，人們自然會真誠期待中國在他領導下保持更長時間的繁榮。相較之下，自由主義民主在當前狀態下根本產生不了有他一半好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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