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傑‖宋人善本觀考略
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和繁榮，不僅使宋人藏書數量激增，版本類型日趨豐富，也促成了宋人善本觀的形成。「善本」一詞最早見於宋代，當為不爭的事實。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錄卷四中有天聖九年（1031年）穆修的一篇序文，稱：
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總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從之，多從好事者訪善本，前後累數十。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關於「善本」的記載。此後，宋人著述中「善本」一詞的使用才漸趨頻繁。與西漢劉德提出的「善書」觀相比，宋人「善本」觀更趨明朗，其總體特徵表現為對內容完整無誤的追求，具體表現為：
崇古本、舊本、寫本
宋人的善本觀保持了尚古的傳統，有時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雖有脫謬，亦照收不誤。這與唐代韓、柳在文學領域發起古文運動，其勢波及兩宋不無關係。如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載其得州南李氏舊本《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但因「《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仍「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1]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縣人，其《閱古叢編序》亦稱：「余少也學古，凡古人之文，無不求而讀之，又從而藏之。好其書，如其文也。古書之載於紙墨者，幾希而存於金石者，類在於故都之外，四方之遠，與夫山林墟墓之間，唯勢位赫赫，眾所翕附，而好之甚篤者，為能多置也。」[2]在遇見多個版本時，古本或近古本往往成了宋人的首選，如沈晦，字元用，錢塘人，政和間曾以元符京師開行本、曾丞相家本、晏元獻家本、穆修家藏本校理柳宗元《柳先生集》，「四本中晏本最為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穆本）為正。」[3]晏本雖號為精密，但穆本最早出，沈氏仍選其為底本。
宋人對古本的嗜求，可謂多多益善，哪怕是文字稍近古，亦善之，不敢妄改，如晁說之《題寫本老子後》云：「此書故題曰《老子道德經》，勝於分《道》、《德》為兩經者。其文字稍近古，特錄之，自便觀覽。」[4]方崧卿校《韓愈集》，「其他古本『汝』多作『女』……此類非一，亦不敢盡從刊改。今之監本已非舊集，然校之潮袁諸本，猶為近古。如《送牛堪序》，閣本、杭本皆繫於十九卷之末，此本尚然。今用以為正，而錄諸本異同於其下。」[5]著名女詞人李清照逢靖康之變，悵然載書南渡，「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後「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又散為雲煙矣！獨余少輕小捲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鼐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6]可見，在李清照的眼裡，南唐寫本為最善，監本次之，一般印本又次之。宋人崇尚古舊本是走過一定彎路的，可謂歷史經驗的總結。據程俱《麟台故事》卷二《修纂》載：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刊定《前漢書》、《孟子》，下國子監頒行。議者以為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讎。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馬遷、班固、范曄諸史，與六經皆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版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刊驗。會秘書丞余靖建言《前漢書》官本差舛，請行刊正，因詔靖及王洙盡取秘閣古本，校對逾年，乃上《漢書刊誤》三十卷。至是改舊摹版以從新校。然猶有未盡者，而司馬遷、范曄史尤多脫略，惜其後不復有古本可正其舛謬雲。[7]
可見，宋人尊尚古舊寫本，也並非一味嗜古，也有版本內容方面的考慮。葉夢得對此有過深入分析，他說：「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書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為正，而藏本日亡，而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8]葉氏尊崇唐寫本，並不惟其古遠而已，實則因為舊寫本不易得，藏者益加珍惜，幾經流傳，反覆讎對，故內容更趨於無誤。對於印本給寫本帶來的衝擊，陸遊也深有感觸，其《跋唐盧肇集》云：「子發嘗謫春州，而《集》中誤作『青州』，蓋字誤也。《題清遠峽觀音院》詩作『青州遠峽』，則又因州名而妄竄定也。前輩謂印本之害，一誤之後，遂無別本可證，真知言哉！」[9]所以我們對宋人崇尚古寫本，應一分為二地看，一方面是由於其歷史文物價值之不易得，另一方面是因其內容更趨於無誤，接近於圖書的本來面貌，可正今本之失。
尊官本
我國自西漢以來就有官定正本的傳統。隋代創立科舉制度以後，為給科舉考試提供標準的範本，官定正本就顯得更有必要了。宋人對以監本為代表的官刻本尤其重視，如眉山孫氏「市監書萬卷」[10]藏於家。潞州張仲賓，家資居全路之首，「因盡買國子監書，築學館，延四方名士，與子孫講學。」[11]黃庭堅《跋秦氏所置法帖》亦稱：「它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12]宗綽，濮安懿王之子，與英宗偕學於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對，蓄書多至七萬卷。據洪邁《容齋隨筆·榮王藏書》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帙，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13]倘此言不誣，宗綽所藏監本當在四萬卷以上，數量堪為驚人。李清照南渡避難，「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最後不得已才去「書之監本者」，也是尊崇官本的反映。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宋人尊崇官本，也不全是因其為正統的原因。實際上，宋代官刻因為有雄厚的財力和優秀的人才作保證，校勘精審，內容少誤。如國子監校勘一書，先由詳勘官校畢，再送覆勘官，覆勘既畢，又送主判館閣官，覆加點校，確保了監本內容的質量。監本還多請名家手寫上版，版式精美，人們競相把它當作書法珍品來收藏，如陳造，字唐卿，高郵人，其《題國語》曰：「吾家藏是書，乃監本也，句而音之。是書字尤大，紙不惡，尤可寶。」[14]宋代其他官刻，如秘閣本、公使庫本等，就整體而言，質量也是不錯的。劉弇，字偉明，安福人，其《書楚辭後》云：「茲本傳自廣陵董天民主通之靜海簿，自雲得之林公次中家，次中得之子固所謂秘閣本者也，比模本十異四五。予從天民求之，十反不厭，然後得而視竄字之在模本者，與模本莫有，而予注其旁者，類不少別，乃歸以其說為信然。是則《楚辭》善本，視天下宜不多有矣，故余於此本尤志焉。」[15]
因此，對宋人尊崇官本，不能一味認為是阿諛權貴，維護正統，實際上也有出於對版本內容和形式的雙重考慮。
歐陽修《集古錄跋》（局部）
嗜金石拓本
這是宋人尚古的又一反映，如大文學家歐陽修，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於金石尤好焉，「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川，名山大澤，窮崖絕古，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16]他在《刪正黃庭經序》中說：「有《黃庭經》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356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17]可見，石本之可貴，首先在於其文古遠，「得其真」，獨為有理。
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共收藏金石拓本多至2000件，其中漢唐石刻拓本數十軸，著成《金石錄》，考諸家同異，訂其得失，甚為可觀。曾宏父，字幼卿，嗜石刻，作《石刻鋪敘》，遠引石經及秘閣諸本，而自述其所集《鳳墅帖》特詳，多藏書家稀見的石刻珍本。另外曹士冕作《法帖譜系》、桑世昌作《蘭亭考》、俞松作《蘭亭續考》，也是在多集、廣見古舊金石拓本的基礎上完成的。即便是當代石刻，宋人也頗珍惜，如洪邁《容齋四筆》卷十《東坡題潭帖》云：「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為善本。」
宋人緣何如此重視金石拓本？劉跂對此有過分析：
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摹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摹印，其為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讎校之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慾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讎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訛妄，皎皎可信。[18]
劉跂認為，寫本轉相謄寫，不能無誤；而墨版有利有害，雖便於流布，但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相比之下，金石拓本「不容訛妄，皎皎可信」。陸遊也認為，金石本之可貴，在於能傳遠，其《跋六一居士集古錄跋尾》曰：「予始得此本，刻畫精緻，如見真筆。會有使入蜀，以寄張季長。及再得之，才相距數年，訛闕已多。知古人慾傳遠者，必托之金石！」[19]可見，宋人嗜金石拓本，一方面是出於對其文物和書法價值欣賞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因其內容能夠留真和傳遠。
重精校本
從實際需要出發，尋求內容正確可靠的本子，也是宋人善本觀的一大特色。宋時藏書家多以精校本為追求目標，如歐陽修於舊本韓集，屢有增補校正，據其《記舊本韓文後》稱：「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20]宋綬精勤於校勘，彭乘稱「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21]宋綬之子敏求，「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22]
宋時官方整理藏書，也以校勘精審作為評判善本的重心，如馬令《南唐書》載：「皇朝初，離五代之亂，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縞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23]洪遵《翰苑遺事》稱：「帝（仁宗）既擇士編校館閣書籍，訪遺書於天下，以補遺亡，又謂輔臣曰：『宋、齊、梁、陳、後周、北齊書，世罕有善本，可委編校官精加校勘。』自是訪得眾本校正訛謬，遂為完書。」[24]周輝《清波雜誌》亦稱：「國朝慶曆年間，命儒稱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爾後於《總目》外，日益搜補校正，皆為善本。」[25]
另外，宋人刻書大多悉心校勘，態度之嚴謹，堪為後世之典範，其目的就是為了給後人留下經得住歷史考驗的精校本，如朱熹刻書態度非常認真，他在《朱文公文集·答藤德章》中說：「向在彼刊四經四子，當時校刊自謂甚仔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並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原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26]
針對部分刻書而不事校讎的現象，陸遊提出了嚴肅批評，他於《跋歷代陵名》道：「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為愈也。」[27]對於偽托造假之書，或是不慎援引了偽書的著述，洪邁更是斥之為「淺妄書」，不足為據。
求足本、完本
宋人對圖書內容的完整性也頗重視，如曾鞏《戰國策目錄序》云：「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28]陳振孫《元和姓纂》稱：「（該書）絕無善本。頃在莆田，數本相校，僅得七八。後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29]樓鑰始得《春秋繁露》寫本、京師印本、羅氏蘭堂本，然「皆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州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前所未見。」[30]宋人甚至以完本圖書作為賀壽之禮，據尹焞《書易傳後序》稱：「焞至閬中求《易傳》，得上十卦於呂稽中，實余門生也。後至武信，婿邢純多方求獲全本，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為生日之禮，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敬而受之。」[31]
宋人為求得一完本，還常要廣羅異本，進行輯佚活動，如蘇舜欽稱：「杜甫本傳雲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為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祐初，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32]周必大序劉弇《龍雲集》：「先是，汴京及麻沙劉公集二十五卷。紹興初，予故人會昌尉羅良弼遍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三卷，凡六百三十餘篇。」[33]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鄭康佐取惠陽本、閣本、蜀本等多個版本，與教授王維對唐庚《眉山集》進行了整理，得到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本子，據鄭康佐序云：「唐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有一首，與先君所傳頗有重複。既而進士葛彭年以所藏閣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多矣，而篇帙殽亂，句讀舛謬不可辨。未幾，又得蜀本于歸善令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本，益加多矣，而增損甚少，可以取正。康佐以郡事倥傯，遂屬教授王維則讎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依，而唐公之文遂為全篇。」[34]
對形式美觀的追求
除對版本內容完整無誤的要求外，宋人對版本的形式和工藝，與前代相比也有了更高的追求。葉夢得因「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故得出「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35]的結論，可見宋人對圖書的用紙、刻版的工藝水平也是很講究的，把它們也歸入了評判版本優劣的重要因素。王欽臣，字仲至，性嗜古書，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校讎，世稱善本，徐度稱其：「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己不得見也。」[36]王欽臣以用紙、裝幀極為講究的鎮庫本作為善本，僅供其個人使用，這實際上是一種善本特藏的思想。宋敏求也有類似的做法，「其家書數萬卷，多文庄宣獻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繕寫別本，以備出入。」[37]廖瑩中是一位刻書家，以刻韓、柳集著稱，他在刻《九經》時，「凡用十餘本對定，各委本經人點對，又圈句讀，極其精妙，皆以撫州單抄清江紙造，油煙墨印刷，其裝飾至以泥金為鑒。」[38]
除用紙、裝幀外，字體也是宋人對版本形式考察的一個重要方面，如黃庭堅《跋與張載熙書卷尾》：「《蘭亭禊》、《飲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39]朱熹《答曹立之》云：「熹近得蜀本呂輿叔先生《易說》，卻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40]
宋人對版本形式的追求與版本的實用性並不矛盾，如陳振孫《杜工部詩集注》解題曰：「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最為善本。」[41]當然，形式再美的版本都是在內容少誤的基礎上才堪稱為善本的，正如陸遊《跋李太白詩》所云：「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42]
在具體文獻環境下的變通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善本觀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具體的文獻環境下，在寫本與刻本、官本與私本、真本與異本、內容與形式的比較取捨中，又會因各自的特性而有所變通。
第一、善本不必是古本舊本。當一種觀念發展到極端時，往往就背離了它的初衷。宋人尚古風氣之烈，發展到後來甚至不惜作假，以新充舊，冒充善本。如陸遊《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稱：「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止。其餘妄偽亂真，大抵如此。」陸遊針對這種不良風氣，提出了善本不必是舊本的觀點，認為「伯予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敷腴可愛，未可以『海』字為定論也。」又《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云：「予鑒定此本，自是絕佳，然亦不必雲唐舊刻也。」[43]究竟當如何處理好古本與今本的關係呢，徐鉉提出了「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的思想。據其《重修說文序》：「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44]
第二、善本當以「文勢義理」為準，「無論官私」。版本之學，歷來均重古本、官本、石本，至宋時尤甚。朱熹對此並無異議，但他堅決反對迷信和盲從。如方崧卿作《韓文舉正》，雖「號為精密」，「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導致「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朱熹乃「悉考眾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證驗者決之。」故朱氏著重強調：「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現存《韓集考異》糾正唐人舊本、石本之例甚多，而於宋代館閣校本，朱熹尤屢有質疑，認為「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眾口，則又可笑之甚也。」[45]無獨有偶，王彥輔增注杜甫詩集時，也提出了以「義有兼通者」為選擇底本的標準，他說：「按鄭文寶《少陵集》，張逸為之序；又有蜀本十卷，自王原叔內相再編定杜集二十卷，後姑蘇守王君玉得原叔家藏，於蘇州進士何瑑、丁修處，及今古諸集相與參考，乃曰：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故予之所注，以蘇本為正雲。」[46]周必大對官本也不是一味尊崇，如他對秘閣本《文苑英華》就提出了尖銳批評：「臣過計有三不可：國初文集雖寫本，然讎校頗精，後來淺學者改易，寖失本指。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一也；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或值押韻，全韻隨之。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二也；元闕一句或數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為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倖存者，轉增疵類，三也。」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秘閣校勘人員皆是「稍習文墨」，但「既得此為課程，往往妄加塗注，繕寫裝飾，付之秘閣，後世遂為定本。」[47]
第三、善本當為不「輕以意改書」者。重精校本，並不是要以己意妄改其內容。宋代理學的盛行，給文獻整理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是出現了尚義理而舍訓詁的傾向，荒經蔑古和妄改經義的學風有所抬頭。據《東坡志林》卷五稱：「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48]彭叔夏也頗有同感，他於《文苑英華辨證·自序》稱：「叔夏十二三時，手鈔《太祖皇帝實錄》，其間云：『興衰治□之源』，闕一字，意必謂『治亂』。後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為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49]真正的善本，當是寧闕亦勿妄改也。
第四、善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為異者」。得真本、正本固然可喜，然而不能盡得，也可退而求其次，其原則就是「不為異」，這是宋人善本觀在求真方面的一種靈活變通。吳若，紹興間通判建康，時杜集注本頗多，「凡稱樊者，樊晃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本也；稱荊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己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吳若認為，「雖然子美詩如五穀六牲，人皆知味，而鮮不為異饌所移，故世之出異意、為異說，以亂杜詩之真者，甚多。此本雖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為異者也。」[50]
與先宋相比，宋人善本觀已趨明朗。它以版本內容的精確性和完整性為主要評價指標，以校讎為手段，從時間到空間，從內容到形式，從讀書治學的實際需要出發，全面而又具體地對版本進行綜合考察，既有對傳統的繼承，又有所發展和創新，不拘泥，不固守，不迷信，反映了宋人求真、求實、求美的版本學精神內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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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27][42][43](宋)陸遊．渭南文集·卷28；卷30；卷26；卷31；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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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洪邁．容齋四筆·卷13．筆記小說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
[14](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31
[15][33](宋)劉弇．龍雲集·卷29；周必大序
[18](宋)劉跂．學易集·卷6·金石錄序
[21](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7
[22](宋)朱弁．曲洧舊聞·卷4．中華野史．濟南：泰山出版社，2000
[23](宋)馬令．南唐書·卷23．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
[24](宋)洪遵．翰苑遺事·卷5·書籍
[25](宋)周輝．清波雜誌．中華野史．濟南：泰山出版社，2000
[26](宋)朱熹．朱文公文集·答藤德章．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28](宋)(宋)曾鞏．元豐類稿·卷11
[29][41](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3；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0](宋)樓鑰．攻媿集·卷77·跋春秋繁露
[31](宋)尹焞．和靖集·卷3·書易傳後序
[32](宋)蘇舜欽．題杜子美別集後．見：(清)仇兆鰲撰．杜詩詳註·卷25
[34](宋)唐庚．眉山集·鄭康佐序
[36](宋)徐度．卻掃編·卷下．中華野史．濟南：泰山出版社，2000
[37](元)陸友仁．硯北雜誌·卷上．中華野史．濟南：泰山出版社，2000
[38](宋)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下
[40](宋)朱熹．晦庵集·卷75
[44](宋)徐鉉．騎省集·卷23
[45](宋)朱熹．韓集考異
[46](宋)王彥輔．增注杜工部詩序．見：(清)仇兆鰲撰．杜詩詳註·卷25
[47](宋)周必大．文忠集·卷55·文苑英華序
[48](宋)蘇軾．東坡志林·卷5．筆記小說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
[49](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自序
[50](宋)吳若．杜工部集後記．見：(清)仇兆鰲撰．杜詩詳註·卷25
（原文載於《圖書館雜誌》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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