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史之國民政府的「先統一，後抗日」步驟

圖註：奉天事變期間，蔣介石國民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漫畫。

一直以來，史學界對國民政府在奉天事變期間的不作為態度都持相對反對的意見。之所以認為，國民政府針對奉天的「九·一八」事變是一種喪權辱國，不可原諒的行為。其原因：（1）張學良的東北邊防軍兵力達到近30萬，擁有坦克及其他大型機械化裝備350餘輛，大口徑火炮150餘門，戰機260餘架，各類水面艦艇30餘艘；同時，還在東北地區建有全國最大的兵工廠和全國教學理念最先進的航空學校。在軍隊人員和裝備配置方面，完全可以與日本關東軍進行對抗；（2）蔣介石利用國聯和九國公約組織向日本施壓的外交努力，由於西方國家所奉行的綏靖政策而遭到破產，然而，面對突發性的事件；國民政府卻採取了一心進行「剿共」，而沒有及時地調整對日政策。因此，導致日軍的侵略信心更加高漲；直至馬占山將軍調整對日策略，留給黑龍江省進行備戰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3）國民政府針對突發性事件的應急預案滯後，同時，阻擾東北軍進行有效地抵抗。在完全可能與關東軍一拼，甚至可以將東北事變局部化的情況下，沒有提前做好應有的應急預案，反而，任由事件不斷惡化；最終，導致局部抗戰的爆發和東北全境的淪陷。從這三點出發，可以說，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僅耽誤了東北軍最佳的備戰時間，而且也為日軍佔領東北地區，進一步擴大對華戰事提供了客觀條件。

再來說說國民政府所謂的「先統一，後抗日」的政策，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政策。「先統一，後抗日」，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也就是說，要想安心地對日作戰，就必須先平定內部的混亂局勢或安定國民政府的「大後方」。蔣介石制定該政策，也是為了「先完成國內的實質性統一，再安心地對日作戰」。當時，中華民國內部，雖然通過兩次北伐戰爭完成了統一，但是，這種統一是建立在戰爭和妥協之上的結果，不是牢固且堅強的一種形態。必然，只是種「表面上或形式上」的統一。當然，對於國民政府而言，統一的使命仍然存在。國民黨內，除了蔣介石的中央軍之外，還有桂軍，粵軍，湘軍，川軍，西北軍，滇軍，晉綏軍，盛世才在新疆的勢力和東北軍以及馬氏在寧夏與青海的勢力等系統；可以說，地方軍向來不服從中央管控；成為盤踞一方的軍閥。更要命的還有蔣介石的中央軍，同樣是派系林立。由江浙派，黃埔派和中央陸大派等系統構成；因此，蔣介石必然面對的是一種內部都很嚴峻的形勢。同時，中共所建立的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權和長征之後的陝甘寧特區政府也是國民政府的眼中釘與肉中刺。另外，還要提防國民黨左派民主勢力的威脅和部分愛國將領的「抗日反蔣」。面對國民黨內各派軍閥，怒則連橫抗上的局面；蔣介石顯然是已經練就了剛柔並濟，軟硬皆施的政治手腕；總算使各派軍閥有所收斂。同時，又派遣軍隊鎮壓並阻擾由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將軍與中共合作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行動，又破壞李濟深和蔡廷鍇將軍等粵軍領袖在福建組建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使第19路軍的正義之舉遭到了失敗。對待國民黨左派民主力量，蔣介石一方面，採取監視與軟禁手段，對左派代表人物宋慶齡，何香凝和鄧演達等人進行監控，使左派人士難以行動；另一方面，強化對輿論的監控與限制，以達到限制國民黨左派活動的目的。在國母宋慶齡的領導下，國民黨左派也與右派進行了長期的鬥爭，蔣介石迫於宋慶齡國母的身份和與宋家的親屬關係，而沒有繼續進行過激的行為。另外，對中共的紅色政權，蔣介石則採取了不惜一切代價進行全力剿滅的手段。然而，長征的成功，使國民政府的這一策略遭到了落空。

國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擁有一整套環環相扣的步驟。當時，國民黨已經通過了兩次北伐戰爭，基本打垮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張學良也鑒於奉軍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和父親張作霖被日本方面蓄意謀殺在皇姑屯車站，而決意「東北易幟」；形式上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不過，在蔣介石眼中，「形式上」的統一，遠不及「實質上」的統一，更有利於其在國內實施獨裁專政。蔣介石便一方面，整合國民黨內的一切勢力，以削弱地方實力派和中央內部的異己勢力。另一方面，企圖將國家的黨政軍三權集中於自己手中。其先後發動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嚴重削弱了西南軍閥當中最強的桂軍與北方軍閥當中最強的西北軍和晉綏軍；達到了逼上述地方實力派削藩的目的。另外，假借圍剿紅軍之際，趁勢削弱東北軍的戰鬥力；並將中央勢力滲透到雲南和四川；使龍雲和劉湘的滇軍和川軍不敢大肆進行對中央的反叛行為。同時，薛岳將軍架空了貴州的軍閥王家烈，使其不得已讓出了省主席的職務。可以說，起到了一箭雙鵰的作用。

從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確實在一定條件下，起到了一些重要的作用，客觀上，促成了國內趨於統一的局面。也就是說，地方實力派已經不再可能自己說得算了。安定了「大後方」，才有可能全力的對日作戰，然而，蔣介石並非一味地對日妥協退讓。仍然在局部抗戰期間，與日軍進行了數次大規模的局部戰役。江橋抗戰，第一次淞滬戰役，長城抗戰和綏遠抗戰等作戰，同樣給予日軍以較為沉重的打擊。同時，國民政府也是有條件地進行了妥協，條件便是不得讓日軍進入華北；這便是蔣介石對日設置的所謂「紅線」。因此，看待「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也需要基於客觀背景，而進行整體的分析。

無論「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初衷是否為「先統一，後抗日」，蔣介石是否真的在統一和抗日問題上都作出了相應的準備；對於如今的抗戰史研究，這兩個問題都是需要進行解決。不過，對於蔣介石個人的評價，是功大於過還是功過相抵；或是過大於功確實不可草率地定論；當然，近代史的視角是多維度，多角度的；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探討也往往會出現多種不同的結果。當然，還需要在這條研究道路上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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