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37年的哈佛性醜聞：大學的進步與彷徨

澎湃新聞記者 薛雍樂

近日，國外多起性侵案件引發輿論廣泛關注。全球範圍近來為何會掀起一場圍繞「性侵」議題的熱烈討論和反思？是什麼原因使得越來越多的受害者敢於敞開心扉、直面過去？除了個人，家庭、社區、社會組織和機構，以及國家層面的因素，又在發揮著怎樣的影響？這些受害者們又面臨著怎樣的困惑、掙扎和無奈？「澎湃國際」推出「透視美國性侵案」系列報道，從個人、群體、機構、立法及國家層面等多角度，考察美國社會在面對這類特殊案件時所展現出的溫情、憤怒、反思、調整以及困境和局限。

2018年年初，一名教授的醜聞震動了美國哈佛大學。

2月到3月，哈佛大學政治學系資深教授豪爾赫·多明格斯（Jorge Domínguez）被曝從1981年開始，在過去37年中持續對該校數十名女學生和女教授進行性騷擾。醜聞覆蓋時間之長、受害人數之多都使其成為美國學界近年來類似指控中的大事件。而多明格斯是如何避開問責、甚至長期擔任哈佛國際事務副教務長、哈佛國際事務中心主任、美國《政治科學季刊》編委等職務，也引發了更深層次的反思。

如今已成為巴爾的摩大學法學副教授的尼恩克·格羅斯曼（Nienke Grossman），在1998年還是個大四學生，她當時主動提出去上多明格斯的研究生課程。格羅斯曼至今仍記得，一次她去辦公室討論閱讀材料，每當她答對一個問題，多明格斯就會伸手觸摸她，先是手臂，再是後背，然後是大腿。

沉默並沒有讓她避免傷害。再上多明格斯的課讓她感到不適，她轉到其他班上，但遺憾自己錯失了和那些研究生同學一同上課、體驗博士學習的機會。本科畢業後，她放下了政治學研究的夢想，轉向了法學。

回溯歷史，多明格斯案是過去30多年來，美國學界應對性騷擾問題的一個縮影。許多美國大學對教師性騷擾行為從「見怪不怪」變為嚴格制約，師生的呼籲和校方的重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正像格羅斯曼當年的困惑一樣，收緊的制度並未完全制止侵犯。在「我也是」（MeToo）運動激勵更多女性捍衛自己的身體權利之時，多明格斯案懸而未決，美國各大學的制度探索也仍處於「現在進行時」。

哈佛大學前政治學系教授豪爾赫·多明格斯。 哈佛大學校刊 資料圖

指著樹叢說：這會是個強姦的好地方

對於多明格斯的性騷擾指控早在30多年前就陸續出現。

1983年1月，哈佛大學政治學系的年輕助理女教授特里·卡爾（Terry Karl）將一封寫給多明格斯的信抄送給了哈佛校方。信中稱，多明格斯作為她的直接上級，一方面和她談論晉陞和研究，一方面又試圖擁抱親吻她，這樣的行為「具有威脅性」。

這是多明格斯案首次進入校方視野。據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今年2月的深度報道，自卡爾1981年進入哈佛起，就遭受了當時已經德高望重的多明格斯持續的性騷擾，包括點評她的著裝、試圖觸摸親吻她、稱她為自己的「奴隸」，還指著校園裡一片樹叢對她說：「這會是個強姦的好地方」。

在上世紀80年代初，女學生和女下屬舉報性騷擾的現象在美國大學中才剛出現不久。1975年，康納爾大學的女性教職員工用「性騷擾」來形容相關的不當行為，被《紐約時報》引用，登上新聞標題。1977年，一群學生將耶魯大學告上法庭，稱多名教職員工對學生進行了性騷擾，要求耶魯建立舉報機制。法庭確認，學校包庇性騷擾行為可以被視為性別歧視，違反了美國1972年通過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

「性騷擾」一詞登上《紐約時報》標題。 《紐約時報》1975年8月19日 資料圖

哈佛也正在逐漸重視這一問題。1979年，政治系教授吉爾森（Martin Kilson）被控試圖親吻一名本科女生。1982年，訪問教授、詩人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被控因性騷擾本科生遭到拒絕而給對方打了低分。哈佛校方批評了兩人，開始研究如何制止類似事件。

1983年4月，時任哈佛文理學院院長羅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向全體教授致信回應了師生關係及性騷擾等問題。信中提出，性騷擾行為通常是由可以影響學生成績、學術及職業發展的教師或其他上級做出的，這種行為「不可接受」，因為它會嚴重傷害學術中關鍵的信任環境。信中羅列了三種學生向學校報告性騷擾行為的途徑，包括通過助理院長進行非正式處理、通過院長要求紀律處分、通過審查及聽證委員會研究是否解僱涉事教師等。但羅索夫斯基坦言，教師委員會還沒有就信中內容達成共識，呼籲大家各抒己見。

同年10月，哈佛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更暴露出了這座美國最知名學府之一的普遍性問題。報告稱，該校有34%的本科女生、41%的女研究生和49%未獲終身教職的女教師在學校遭到過某種形式的性騷擾。然而，極少有人向學校報告過自己的遭遇。

卡爾的舉報和全校範圍的調查促使哈佛採取行動。據校報《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1985年報道，卡爾和多明格斯所在的政治學系在1983年9月建立了性騷擾問題委員會，而本科學院也在同年10月全票通過建立委員會，與代表本科女生的「拉德克里夫學生聯盟」（Radcliffe Union of Students）呼籲師生合作處理這類問題。

1984年，哈佛校方決定大幅修改此前關於性騷擾問題的制度，強調利用現有的輔導員和調查員網路，通過非正式渠道解決矛盾。1985年，政治學系的另一名終身教授因為被舉報騷擾來哈佛聽課的一名麻省理工女生而辭職。這是哈佛歷史上首次有教授因為性騷擾行為離開教職。

校方的一系列舉動有所成效，但並未完全滿足師生的訴求。儘管有1000多名學生聯名上書，也有本科學院多名領導的支持，可學校當時未能建立專門辦公室處理性騷擾舉報。而多明格斯雖然被發現有「嚴重的不當行為」，卻只是被解除行政職務3年、勒令不得再犯。初入職場不久的卡爾擔心被對方報復，最終離開了哈佛大學。

哈佛文理學院院長羅索夫斯基1983年致教師信。 哈佛大學 資料圖

學生害怕懼報復

如今，不少美國大學都有了較為完善的性騷擾應對機制。從新生和新進教師培訓，到校園宣傳、學生組織和相關辦公室，再到舉報流程，學生保護自身權益的做法不再像上世紀80年代初那樣稀奇。

當被問及進步背後的驅動力時，在處理校園性暴力事件上有20年經驗的巴里大學法學助理教授甘念齊（Nancy Chi Cantalupo）告訴澎湃新聞，法律對學校的制約意義重大。

她指的是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這條脫胎於美國平權運動的修正案規定，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性別被排除在接受聯邦資助的任何教育或活動計劃之外，從而被剝奪此類計劃或活動應有的待遇，或受到歧視。自1977年耶魯一案以來，它也被用於性騷擾相關的法律糾紛中。

根據這條修正案，如果有學生向校方舉報自己遭到性騷擾，但校方卻不作為，那學生就能以性別歧視為由將校方告上法庭。甘念齊介紹說，校方為了避免在性騷擾案中受到連帶責任而被起訴，便更有動力去積極處理學生舉報，這間接促使了許多學校訂立內部政策，制止教師騷擾學生。為規避風險，有些學校還會制定比法律更嚴格的政策，比如制止師生兩廂情願的性關係。

在哈佛的案例中，法律壓力確實起到了作用。據《哈佛獨立報》2015年報道，2014年3月，一個名為「我們的哈佛可以做得更好」的學生組織向美國教育部投訴，稱哈佛本科學院的反性侵政策未能遵守聯邦法律。4月，教育部民權辦公室開始正式調查哈佛的相關政策。5月，該辦公室發布了將受調查的55所高校名單，哈佛本科學院和哈佛大學法學院都在其中。

哈佛很快做出了回應。2014年4月，校長福斯特（Drew Faust）宣布建立性侵問題工作組評估學校政策，並在秋季學期根據修正案第九條更新了反性侵政策。2015年，哈佛再度進行了全校調查，正如20年前一樣。

但甘思齊坦言，修正案第九條在性騷擾相關的法律糾紛中用得還不夠，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也很難向法庭證明學校應對性騷擾問題不力導致性別歧視。長期研究暴力和創傷的俄勒岡大學心理學教授詹妮弗·弗雷德（Jennifer Freyd）也告訴澎湃新聞，她和同事研究發現，超過40%在學校受到性騷擾的本科生感覺自己受到了「體制性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即校方未能恰當處理他們的遭遇，而這種感覺和騷擾本身一樣會造成精神和身體上的傷害。

簽署修正案第九條的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與美國女性們。 尼克松基金會 資料圖

多明格斯案的一些當事人就指出了學校行動的局限。在1998年被多明格斯騷擾的格羅斯曼告訴澎湃新聞，自己當時之所以沒有實名舉報，一方面是害怕實名舉報遭到報復，另一方面是因為她感覺學校似乎對性騷擾問題並不重視。她聽說多明格斯曾在上世紀80年代被舉報過，但似乎沒什麼後果。而當輔導老師聽說她的遭遇時，似乎不用她提名字就能猜到多明格斯的身份。這意味著學校知道哪些教授是「慣犯」，卻無所作為。

多明格斯的前博士生、現在在伊利諾伊大學負責女性領導實習項目的蘇珊娜·查倫（Suzanna Challen）也對澎湃新聞講述了類似的擔憂。2006年，在哈佛大學讀政治學博士的查倫去多明格斯的辦公室準備資格考試，卻被他不當觸摸。最終，她不得不放棄了讓多明格斯指導自己博士論文的計劃，改了博士論文題目，也不敢再信任男性教授。

她同樣聽說了多明格斯曾在上世紀80年代被舉報的事，以為舉報者有視頻證據（事後發現並不屬實），但校方卻沒有做出適當的懲罰。因此她認為自己手裡沒有證據，校方不可能做出回應，也不會相信她這個默默無聞的女生對一位著名教授的指控。而多明格斯在當月被提拔為副教務長，更使她確信，自己非但不能得到滿意的結果，還可能遭到報復。

近年來，儘管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許多高校正在收緊政策，但仍未完全根除性騷擾現象。2017年12月，以指導博士生學術生活聞名的人類學家凱倫·科爾斯基（Karen Kelsky），在個人網站上徵集學界性騷擾或性侵的匿名事例。美國新聞網站Quartz當時報道稱，其中有300多起事件發生在常春藤聯盟名校或其他精英學校，10多人稱他們的加害者很有名。許多講述者都表示，害怕舉報這些事件會遭到報復。

是否禁止師生戀引發爭辯

校園性騷擾問題的一大灰色地帶是師生戀問題。戀情破裂後一方指責另一方性騷擾以求報復，通常會被用作脫罪的理由。

多明格斯就曾這樣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高等教育紀事報》2月的報道援引他的一名前學生的話說，多明格斯曾告訴學生們，他和卡爾的糾紛只是一場「以醜陋收場的戀情」，暗示自己才是受害者。

資深教授與新進教授之間已存在地位的不平等，而教授和學生之間的關係則更為失衡。1983年的，時任哈佛大學教務長的羅索夫斯基在他的信中就著重表示，在其他情況下都沒有問題的「愛慕關係」，如果發生在教師與其負責的學生之間，就「永遠都是錯的」。師生關係中總是存在權力因素，這樣的權力不能被濫用。此外，師生戀也會傷害教育所需要的信任氛圍。羅索夫斯基還進一步提出，即使師生脫離了教學關係，他們的戀情也有可能出現難題，因為其本質「根本上總是不平衡的」。

繼哈佛之後，也有許多美國大學在過去30多年中就師生戀做出規定。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目前達特茅斯學院、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布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都全面禁止本科生與教師發生性關係。哥倫比亞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仍然僅禁止在教學期間的性行為，即教師對學生進行學術或專業指導期間，包括教學、建議和評分階段。

今年3月28日，賓夕法尼亞大學也全面禁止教師與本科生發生性關係，不分課上課下，也不分是否兩廂情願。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法學專家甘思齊對澎湃新聞表示，即使是兩廂情願的師生戀，也有可能給周圍的其他學生帶來不便。他們會認為和老師戀愛的學生可能受到了包庇，造成不公平現象、破壞學習環境。目前美國在學校政策和法律層面都有許多關於是否應該全面禁止師生戀的討論。

心理學家弗雷德則對澎湃新聞表示，儘管她支持戀愛的個人自由，但認為應該禁止教學期間的師生戀。因為「到學校學習而免於被視為性對象」也是學生的個人自由，而師生戀可能會干擾這種自由，也會帶來巨大的代價。如果是兩廂情願，那雙方應該等到他們的權力關係更加平衡後（如脫離師生關係）才開始戀愛。她還表示，應該說服教師看清師生戀不利於教學工作環境，讓他們自發投票決定禁止這種行為，這會比自上而下的規定有效得多。

此前因批評美國校園反性騷擾風潮過於狂熱而備受爭議的西北大學教授勞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也在近日回應賓大師生戀禁令時表示，成年學生在理論上應該可以和任何人戀愛，但在當前環境下，師生戀是個「糟糕的主意」。她表示，美國校園目前的氛圍過於緊張、「兩廂情願」的概念也過於模糊，即使在學校沒有相關政策的情況下，教授都有可能因為和前學生約會而丟掉飯碗。

當地時間2018年1月20日，美國洛杉磯， 全美各地再爆發「女性大遊行」。洛杉磯「女性大遊行」中，人們高舉「Me too」的牌子。 東方IC 資料圖

為了保護女兒回歸母校

多明格斯案及近幾個月來美國大量教師性騷擾案曝光，與美國社會去年以來對此問題的關注密切相關。

2017年10月，好萊塢影視大亨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曝曾性騷擾或性侵十多名女性，其中不乏知名影星。15日，女演員艾莉莎·米拉諾（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發帖說，如果每一個曾被性騷擾或性侵的女性都寫下「我也是」，那人們就會明白這個問題的普遍性。據英國《衛報》當時報道，到翌日早上，已有超過3萬人（包括少數男性）在推特上回帖，還有數千人在各社交網站上發帖響應。

多明格斯的前博士生查倫就是其中之一。她曾於2017年1月在華盛頓參加了女性大遊行，為性別平等及其他議題搖旗吶喊，深受鼓舞。在米拉諾發帖的一天後，查倫便在臉書上發帖講述了自己被多明格斯性騷擾的經歷，直指哈佛在長期知情的情況下並未恰當處理。

同樣想起個人遭遇的還有多明格斯的前本科生格羅斯曼。看到媒體對韋恩斯坦連篇累牘的報道，她好奇是否還有其他人受過多明格斯騷擾。在搜索引擎中輸入「豪爾赫·多明格斯與性騷擾」的關鍵詞後，她很快就找到了查倫的臉書，主動聯繫了對方。她們一起找到了曾在上世紀80年代舉報多明格斯的卡爾，並了解了其他受害者的遭遇。

2017年1月華盛頓的女性大遊行。 國際在線 資料圖

事態在今年年初加速發展。2018年2月27日，《高等教育紀事報》刊登了卡爾的故事以及格羅斯曼、查倫等人的陳述，總共10名女性揭露了多明格斯的行為。3月4日，該報又刊登了另外8名女性對他的指控。5日，哈佛大學將其停職，宣布將進行調查。6日，多明格斯宣布將在今年6月退休。

但在查倫看來，退休並不是懲罰。她對澎湃新聞表示，哈佛至今還有為他設立的獎項（大衛·洛克菲勒拉美政治中心博士論文獎）。她認為，多明格斯的退休並不是結束，哈佛應該用實質性的制裁來處理他長期的性騷擾行為，包括進行獨立調查（因為「哈佛不能自己調查自己」），邀請與哈佛無關的外來性騷擾問題專家，最終做出公開報告和建議。

格羅斯曼則更進一步，希望哈佛調查為什麼多明格斯的性騷擾行為會持續近40年並涉及教職員工、本科生和研究生等各群體，應該採取哪些手段來預防類似事件。她也希望哈佛能公開回應校友建議，例如調整修正案第九條相關程序、確保舉報者身份保密不受報復等。

截至目前，哈佛大學已多次舉行相關的會議，並在4月初針對格羅斯曼、查倫等15名女性的聯合訴求，宣布對多明格斯發起修正案第九條投訴，除此之外尚無進一步回應。

甘思齊分析稱，學校有時未能嚴肅處理教師性騷擾問題可能有多種原因。比如解除終身教授的教職相對比較困難，解僱著名教授可能會失去教授帶來的外界經費。此外，教授治校通常使其擁有選舉校領導的權力，這使校領導難以對一些比較資深的教授進行紀律處分。但在她看來，校方並不是不可能嚴肅處理性騷擾問題，仍有能力做更多。尤其在當前學生和校友積極發聲、可以利用修正案第九條等法律工具的情況下，學校最終不得不做出回應。

心理學家弗雷德表示，性暴力在秘密和沉默中潛滋暗長，而如今美國社會反性騷擾的氛圍則讓人們能就這些困難的問題公開對話，這就是積極的發展。儘管「我也是」運動並不是十全十美，也有人認為它毫無幫助甚至會帶來傷害，但她希望美國正在朝更平等的方向前進。

當年被多明格斯騷擾的女學生和女下屬們，如今大都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活躍在學術、法律等領域。作為哈佛校友，她們回歸母校不只是為了給多年前的陰影畫一個句號，也是為了更多渴望知識和善意的後人，正如格羅斯曼所說：「我有一個9歲的女兒，我希望世界對她來說是個安全的地方。我希望她能在學校里感覺舒適，憑藉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其他東西，想上什麼課就上什麼課。」

本期編輯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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